六榕寺古称宝庄严寺、长寿寺、净慧寺，距今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六榕寺坐落在广州市中心中山六路旁的一条小路——六榕路上。这条路上的佛具用品商店成行成市，连成一片。在路的中段，有一个不大的庙刹门口，灰砖绿瓦，门上挂一块匾，上书“六榕”二字。这就是六榕寺之所在。
六榕寺是一座历史悠久、海内外闻名的古刹。王勃在《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以下简称《塔碑》）中这样写道：“此寺乃曩在宋朝（即南朝宋代——引者），早延题目。法师聿提神足，愿启规模，爰于殿前，更须祢之塔。”宝庄严寺就是六榕寺前身，可见早在南朝宋代（420—479），六榕寺就已经初具规模。
六榕寺与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并称广州佛教四大丛林。寺内宝塔巍峨，树木葱茏，文物荟萃，留下不少历史名人的足迹。舍利宝塔、王勃石碑、六祖铜像、东坡墨迹等，历经千年仍保存完好，成为广州历史文化的精华，使无数中外游人为之神往。寺中的花塔气势不凡，历来为人们所称颂，在粤地素有“光孝以树传，净慧以塔显”之说法。
六榕寺因唐代大才子王勃撰写碑文而添风韵，因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被贬途经该寺题字而得大名。在寺的大门两边挂有一副楹联：“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博士”指的是王勃。年纪轻轻就夭折的王勃留下文章并不多，因此他为六榕寺写下文字飞扬的碑文就更加弥足珍贵。而“六榕无树记东坡”，是指树已不在，人也不在，无树可纪念为树为寺扬名的苏东坡了。但东坡的文采风流，靠着他手书的“六榕”二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不同朝代的王勃和苏东坡，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大家。他们出生的年代相距近500年，苏东坡是四川人，王勃是山西人，但他们足迹踏进了广州的寻常街巷，都在六榕寺内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我们再深入探源，看看闻名遐迩的六榕寺不寻常的历史。
一般的说法是，六榕寺（初名宝庄严寺）始建于南朝，但具体年份已无从查考。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兴盛的时期，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狂热推崇佛教的一个皇帝——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寺庙，其中不少留存至今。唐代诗人杜牧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对此有感而发。
梁武帝大同三年（537），梁武帝的母舅昙裕法师，从南京携带来自柬埔寨的佛舍利到了广州。广州刺史萧裕（一说萧誉，见乾隆《广州府志》卷十九“职官”），为了迎接这一佛宝，特意大兴土木，在寺中建雄伟的佛塔（也有说是此时才建寺），供奉佛舍利。因此，有了佛宝才有宝庄严寺之名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唐代时，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南昌写下《滕王阁序》。后来他南下省亲来到广州。受寺内和尚邀请，参观后写下《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他写道：
夫宝庄严寺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内道场沙门昙裕法师所立也。
此文中首次有塔顶放光现象的记述：
是岁也（650年——引者），忽于此塔重睹神光。玉林照灼，金山具足。倏来忽往，类奔电之舍云；吐焰流精，若繁星之转汉。倾都共仰，溢郭同窥，士女几乎数里……
每到上元、中秋佳节之夜，宫女们在塔上燃灯悬烛、张灯结彩，称曰“赛月金灯”。城内各处街巷亦叠薪为塔，同时燃烧。一时方圆十里，华灯冉冉，霓裳鬓影，蔚为大观，成为广州一景。自此成为民俗，到清末民初时始渐式微。
大宝七年（964），当时的南汉皇帝赐敕长寿寺铜钟一口，重1260斤，“将镇祖山、功资国祚”。后移他处。
宋开宝三年（970），宋太祖派遣大将潘美、尹崇珂南征，兵临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
献城投降。南汉灭亡，因兵燹长寿寺殿、塔均毁于火，胜迹荡然无存。宋端拱元年（988）修葺寺院，铸造六祖惠能铜像，端拱二年（989）重建竣工，改称净慧禅寺。此时宝塔仍在湮没中。
宋绍圣四年（1097），寺院住持德超和尚、驻寺弘法之名僧道琮和尚及南海郡名士林修等共议重建宝塔，遂于舍利塔旧址上重建砖塔。为适应地近江边地下水位高的地形，六榕花塔沿用旧基，采用梅花井桩地基。挖开旧塔地基后，发现有九口古井环列，并有世鼎、宝剑、镜及佛舍利等物。新塔落成，下瘗供奉佛牙舍利，塔壁龛藏贤劫千佛及旃檀五百应真圣像等，自此称千佛塔。
花塔不但外形美观，其基础建筑设计到现在也令人叹服。那时花塔在珠江岸边，地下水位很高，建塔时挖掘地基，一米深就有地下水涌出。古人想出治服地下水的妙法：首先沿着塔基，像打水井一样，用麻石砌筑成九个水井。九井连环，互相依托，形成一个九环井基。然后在井基上建造高塔。新中国成立后重修花塔时，建筑师们对这个古代奇特的塔基设计十分惊叹，千年塔基仍然十分牢固。
六榕寺花塔
六榕花塔为砖木结构楼阁式塔，平面八角，外观九级，内部连同暗层共17层，通高57．6米。首层直径12米，外设副阶。梯做穿塔壁绕平座式。各层塔身外壁饰素壁丹柱，都有回廊围绕，木栏杆是1980年仿宋式斗子蜀柱勾栏修复。塔檐以绿琉璃瓦覆顶，檐端微翹展翅欲飞。塔身密布1023尊浮雕小佛，还有云彩缭绕的天宫宝塔图。以铜柱为塔刹，为中国古塔之罕见。塔顶上有火焰宝珠、双龙珠、九霄盘、覆盘和8根铁链，连同铜柱重逾5吨。
宋元符三年（1100），大诗人苏轼被贬南下。他经过净慧寺，因见寺内有六株古榕，巍峨挺立，郁郁葱葱，遂欣然命笔，留题墨宝“六榕”二字。寺僧将其刻在山门，后来才有“六榕寺”闻名天下。但那时“六榕寺”仅是俗称而非实名。
在现友谊佛殿入口处，竖有白色玉石所铸苏东坡塑像。苏东坡衣袂飘然，立在一块刻有“六榕”二字的石基上，石基背面刻着烫金字体的苏东坡词《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元朝时，世祖忽必烈尊藏密高僧帕斯巴为师，全国大兴佛寺，尊崇佛教。曾规定“每寺住僧约三百人”，同时“将大量田地给予寺院”。至正十八年（1358）由住持僧永吉禅师发起，得到地方官员和善信的踊跃支持，兴工铸造了千佛铜柱及更换了塔上之天盘寿山盖，由铁铸改为铜铸。千佛铜柱外表铸有1023尊佛像和祥云缭绕天宫宝塔之图案，以及“皇帝万万岁”字样。千佛铜柱在力学上的作用是免使塔刹有上重下轻之失衡，至今六百多年完整无恙。
南朝宋代始创之佛殿位于今仓前街以北数十米处，仍维持有唐初王勃《碑记》所描述“光合玉庑”、“栋宇绵邈”之景象，寺院规模颇大。从宋、元至明初，净慧寺“横直绵亘，实逾二里”，其时寺址东面包括今广东迎宾馆之地和将军东、将军西、六榕路；北面拥有仓前街、稻谷仓、石马槽；西至福泉街，福泉二、三巷，净慧街；南达现中山六路。
佛教的鼎盛景象到明初受到重创。明朝时因为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在寺内的历史不愿被提及，遂对佛教有厌恶，有意整顿，对寺庙加以压缩。从洪武六年（1373）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净慧寺的大半寺院被割去，改建“永丰”谷仓，主要殿堂仅存千佛塔和观音殿。
洪武二十四年（1391）更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佛寺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还规定男子非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岁以上者不准出家。这一年净慧寺僧众全部乔迁至广州城西郊的西禅寺（现广州市四中附近），“并入”该寺，至此广州城仅剩“光孝寺”一家。这无疑对广州的佛教传播是一重大打击。嘉靖三十六年（1557）黄佐《广州通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广州大毁寺观。旧志‘五月有诏……归并为丛林’，广州至是始行之。”
但这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到永乐九年（1411），原净慧寺僧众自西禅寺返回，在山门悬挂出“六榕”二字，示意重新归驻，并将原寺改称六榕寺，舍利塔随即也易名为六榕塔。
以后数百年间，六榕寺进入平静和睦时期。
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到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的180年里，千佛塔顶数次出现不同凡响的放光现象。嘉靖七年（1528），当时的兵部右侍郎黄衷（南海县铁桥人）适逢在省城养病，居住在寺院隔壁的城西书堂里。有客来谈及放光之事。初时他也并不相信，及至睡到半夜，被两书童吵醒。他披衣走出门外，只见不远处，“赤光满庭，烨烨如昼。光自塔来，星彩顿掩，浮动顷之，渐白而散……”惊诧之余，他将上面这些句子，写进《重修净慧寺千佛宝塔颂并序》一文中。
后人又云：“万历甲寅、天启辛酉，放光二次，一次五色，一次白色，蒸腾璀璨，烁入云霄。”（见铁禅《重修六榕寺花塔缘起》）
不管怎样，每次塔顶放光，都成为重修寺塔之机缘。
清初的顺治皇帝崇尚佛教，几近痴迷，先后尊礼著名禅僧憨璞性聪、玉林通璓等。他深信自己前世是僧人，曾恳求剃度出家，只因玉林禅师善意制止而未果。因此，民间有多种顺治皇帝出家的传说故事。六榕寺内就有历任住持秘藏的《六榕寺须知》（手抄本），抄录有《顺治题壁诗》，传说是顺治帝在北京西郊天台山出家时在殿内墙上所写。相传顺治坐着圆寂之后，人们才发现他的身后有一首题壁诗。诗如下：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
朕乃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繁。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来去昏迷总不知。
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欢喜亦无悲。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但愿不来也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每日清闲谁为识，空在人间走一回。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补衲衣。
五湖四海为商客，逍遥佛殿任僧栖。
莫道僧家容易得，皆因前世种菩提。
虽然不是真罗汉，亦搭如来三顶衣。
兔走鸟飞东又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世事如同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州汤伐夏，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来多少英雄辈，南北山头卧土泥。
恼恨当年一念差，龙袍换去紫袈裟。
本是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
我今撒手归山去，管甚千秋与万秋。
此诗情真意切，字里行间，顿悟万人之上万事皆空，云裳簇拥却心思袈裟，无限沉郁又向往洒脱自在。诗及事到底是真是假，史家一直颇多争议，这是另一回事。但六榕寺历任德高望重的住持秘密收藏，可见其对世事人心或有深刻影响。
顺治七年（1650），平南王尚可喜会合靖南王耿继茂攻陷广州。明初净慧寺地被割而建成的十六座“永丰”谷仓，先为清兵进驻，后建成靖南王府。
“康熙初年，塔尝吐耀”，六榕寺派遣密在本忠禅师和海幢寺的住持阿字今无禅师“跨金陵、越齐鲁”，跋涉至京师请赐《大藏经》。
雍正年间，虔信佛教的雍正皇帝下谕保护各处丛林寺院田产，六榕寺也“为之改造前座、重饰大殿，金相庄严，由是焕然一新……”（见《净慧中兴常住田产记》）
乾隆三年（1738），向全国发布护僧榜。乘此春风，六榕寺重修千佛塔旁之鲁班神庙和阿育王庙。乾隆五年（1740），寺僧捐出其所积蓄钵金三千两“广购近地”，把明初被割为永丰仓、后为清兵驻地之部分重新购置，重建了禅堂、斋堂、僧寮、客堂、仓厨，并开辟园圃。于是，六榕寺重新成为广州佛教一大丛林。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广东学政翁方纲（1733—1818）在六榕寺发现刻有六祖惠能嗣法弟子永嘉玄觉（665—713）著写被称为“东土大乘经”的《证道歌》残石碑。此碑为北宋时所刻，一直保存至今，成为寺内重要文物。
鸦片战争后，寺院东部原平南王府部分被占为英国领事馆（今迎宾馆南）。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寺内佛塔和其他项目，都不同程度得到重建、重修。
同治十三年（1874）秋，广东巡抚张兆栋在寺内有见于“王子安（王勃）记事之文，苏子瞻（苏轼）题额之字”，感慨“前贤遗迹，乌可久湮”？于是与两广总督瑞麟、广州将军长善商议，拨出海防经费之羡余（正赋外之无名税收，数额巨大），开始重修千佛塔刹等重大工程，“至光绪元年（1875）而工毕”，“规模宏丽，宝相庄严，四方来观，翕然称善”。
寺庙于光绪三十年（1904），获得皇帝赏赐匾额“清修忠悃”，悬挂于觉皇殿檐下。
整个清朝，也许是几个开国皇帝的原因，朝廷对佛教还是十分看重的。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宣布废除僧官制度，但他也十分重视宗教的作用，深信佛教能净化世道、和睦人间的道理。他认为：“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倘得宗教以扶之，则民德自臻上理，人民愈相亲睦。”（见孙中山《宗教与政治》）他对宗教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关怀，博得佛教人士的尊敬和爱戴。1912年，当他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经南京回广州时，广东佛教界在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成为当时一大盛事。孙先生向广州佛教徒题赠了“自由、平等、博爱”六个大字，悬挂在六榕寺内，供人景仰。
20世纪20年代，省内著名画家潘和、赵浩公、黄少梅，与当时热心书画的六榕寺住持铁禅过从甚密，相互以画会友。到了1925年，联合潘达微、李凤公、温幼菊等画家在寺内友石堂成立“广东国画研究会”。每逢假日，以寺为场地相聚，发表书画高论，观摩相悦，出版画集，六榕寺遂成为当时美术活动中心。
20世纪20年代的六榕寺
净慧公园正门坐落在今广东迎宾馆正门外，公园面对中华路（今解放路）（摄于20世纪30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攻占广州。当时住持铁禅未能避走香港，被日伪罗致，参加了在六榕寺成立、由日僧藤井任会长的“华南日华佛教协会”，并担任副会长职务，从此沦为汉奸。
1945年，大汉奸褚民谊自南京到广州，携来大唐三藏法师玄奘（600—664）的部分遗骨（实际上是一小块天灵盖骨），在寺中供奉。灵骨的来历是这样的：日军在攻占南京后欲建神社，于1942年12月平土于中华门外原清末制造局内之小山，并开凿深处，因此得到在太平天国洪秀全于咸丰四年（1854）占据金陵（南京）时因寺毁塔圮而埋没于地下之唐玄奘灵骨。褚民谊携来的只是其中一小块（其余部分分别在北京、南京及日本供奉）。灵骨用棉花垫着，置于一个三寸口径的金鼎中。金鼎则放在檀香盒内，盒盖上篆刻“玄奘法师灵骨”六字。铁禅和尚将盒安放在一座由精铜铸就的五尺高三藏塔内，先后在觉皇殿、释迦殿供人瞻仰膜拜。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7日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寺院唪经，追荐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广东省佛教会推派代表赴乳源县内云门山寺迎请当代高僧虚云和尚（1840—1959）莅穗主持法会。在六榕寺内举行“超度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水陆法会”，一连七天，前来六榕寺听法赴会的弟子和十方善信逾十万人，盛况空前。
法会第七天，寺内解行精舍护摩坛前一株绯桃“忽然著花，重台璀璨”。鲜花怒放，引起报章争相报道。现场万众睹此奇观，不禁感叹。
这一年原住持铁禅和尚因涉嫌汉奸罪被拘押。
如今，寺庙内被称为“六榕四宝”的西汉玉圭、唐玄奘灵骨、西辽药师铜佛、清澹归和尚手卷，虽经岁月磨砺世事更迭，仍得以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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