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质疑

循环经济的出现对传统经济学^[5]的分析范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导致从稀缺要素、人性等基本理论前提到产权性质、决策机制和引导信号，从环境和代际成本的特征、理性范畴、资源环境的变量类型到稳定状态、发展目标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寻求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的过程中，将循环经济条件下的这些重要变化呈现出来，可为修正传统经济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同时也是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

3.2.1　稀缺要素：从人造资本稀缺到自然资本稀缺

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也称投入或资源）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其中，劳动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资本（通常指人造资本）是人造的用于生产其他物品的耐用品，如机器设备、厂房、工具等；土地（通常指自然资源）则指生产过程中大自然的恩赐，包括狭义土地、矿藏、森林、河流等。传统经济学用生产函数表达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Q＝A·f（L，K，N），其中，Q是产出，L、K、N分别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A是技术水平。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将L和K视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A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成为内生变量，但这些理论通常将N看作是外生变量。在上述分析视野下，人们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限的，而劳动、（人造）资本则是稀缺的。不可否认，这种认识在驱动世界各国的人造资本积累及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时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循环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自然资本（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自然环境”）的供给不是无限的，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存在着明显的稀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自然资本存在不足，才需要对其进行循环利用和再生利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增长存在生态极限和生态成本，并且随着人造资本的稀缺性逐步被缓解，世界范围内却出现了自然资本短缺问题（诸大建，2009）。由于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并非替代而是互补关系，诸多自然资本的丧失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造资本的增加不足以缓解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并且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可能导致自然资本的稀缺性进一步加剧，成为现实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与生态系统无关的孤立系统，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存在极限，更不存在由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这显然有悖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强调资源循环和再生利用的循环经济，以提高自然资本利用效率为目标，是一种化解自然资本稀缺的重要手段。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仅应看到人造资本稀缺，更应看到自然资本稀缺这一事实。这是进行循环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3.2.2　人性假设：从“经济人”到“社会人”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作为基本的人性假设。“经济人”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在处理“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关系时力图求得“最小”或“最大”：即在同等产出（或收益）下，力求投入（或成本）最小；在投入（或成本）相同时，力求产出（或收益）最大。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在“成本-收益”“投入-产出”关系中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引导，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一点已为亚当·斯密以来的诸多经济学家反复论证。

循环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在社会各界的倡导与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生产工序和产品符合环保标准才能生存并得到市场的认可，并且越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其效益越好、附加值也越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逐步树立起绿色消费意识，以绿色环保消费为时尚，并愿意购买具有一定程度溢价的绿色商品。这说明，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人性中的利他因素正在相对增长，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正在趋于融合（伍世安，2009）。上述事实表明，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正如亚当·斯密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所言：“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6]因此，现实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概括而言，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可分为利己关系和利他关系两类，可以说，“社会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若将利己和利他视为两种极端情形，则可按照正态分布的规律将“社会人”具体划分为A、B、C三类，如图3-1所示。其中，C类“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者”和A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者”均为极端情形，大多数人表现为B类，是兼顾利己和利他的人。并且即使在C类人群中，随着福利水平的改善和提升，其价值取向也会逐步发生变化。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心理学中，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哲学领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人的境界由低到高依次经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7]也就是说，当低级需要层次被满足之后，人们会追求更高的需要层次，进而逐步提高道德情操。

图3-1　“社会人”的人群概率分布

资料来源：伍世安（2009）。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将极少数C类人群的自利追求理解为全人类的普遍追求，将人的境界止步于功利境界，这有悖于基本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和演化逻辑，更难以解释循环经济条件下一些企业和消费者的利他倾向。正因如此，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应对人性假设由新古典世界中的“经济人”拓展为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人”。

3.2.3　产权性质：从私人产权到公共产权

传统经济学基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私人产权制度是唯一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产权制度，而将其他产权制度排斥在外。更有甚者，认为只有私人产权才是真正的产权，社团产权、集体产权等公共产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要促进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探讨，而它们均为典型的公共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它们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而传统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私人产权领域，依据传统经济学的思路设计的政策方案往往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条件下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因此，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以及相应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解，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如何匹配，是循环经济所面临的新课题（伍世安，2009）。其实，私人产权制度并非唯一能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产权制度。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中，人们就采取了私人产权、社团产权和集体产权等三种产权制度，并相应形成了价格、收费和税收等三种经济补偿和运作方式，对人类消费过程中所需要的三种物品——私人品、准公共品和公共品，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伍世安等，1997，第43页）。也就是说，私人产权制度、社团产权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等三种产权制度在有史以来的每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中是共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形态中也不例外，纯粹依靠单一产权制度运行的经济形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各种产权制度，并格外重视公共产权制度的重要作用，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应同时借助于价格、收费、税收等多种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在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对产权的认识必须从私人产权拓展到集体产权、社团产权等公共产权领域，为采取包括市场方式、干预方式及二者的某种组合在内的多种手段有效配置资源环境奠定基础。

3.2.4　决策机制：从个人偏好到制度选择

传统经济学从分析消费者、生产者的行为入手，通过描绘消费者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需求曲线、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供给曲线，构造了系统而“完美”的市场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基于个人偏好的行为选择将引导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进而实现整体最优和帕累托效率。

循环经济讲求资源的循环和高效利用，循环经济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对资源环境在投入、生产、流通、回收等价值链环节的分析。但是，当将基于个人偏好的市场理论拓展到资源环境领域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即单纯依靠消费者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理念、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理念，难以实现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稀缺要素的有效配置。例如，在消费过程中，部分消费者基于“成本-效用”对比分析，可能更多地购买方便、廉价但并不环保的一些产品，如一次性碗筷、方便塑料袋等；在生产过程中，部分生产者基于“成本-收益”对比分析，可能更多地使用私人成本低廉但社会成本高昂的生产方式，如少安装或不安装污染处理设备、环境保护设施，甚至安装了也不使用或尽可能少使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利行为容易导致循环经济下的资源环境难以真正实现循环和高效利用。在构造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或许我们不能简单埋怨人性具有贪婪和自利的一面，更应考虑的是如何设计和选择一种制度，使得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人们基于个人偏好而作出的选择，既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能保护资源环境，使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新的制度下得以内生生成。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路，若仅仅重视资源配置过程中个人偏好的作用，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将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形成对参与循环经济的各个主体具有强大约束力与较好激励效果的制度安排，方能为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构造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能无视这一条件的变化。

3.2.5　引导信号：从价格信号到数量信号

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仅以利己为目标，而且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完全理性的人，总能及时获取并处理所有与实现其利益有关的信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在这些设定下，价格信号可凝聚市场的所有信息，经济的有效运行单靠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就足够了。

循环经济的发展现实表明，其有效运行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物量化的阈值。比如，循环经济强调“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而“3R”原则均是数量信号的具体体现。再如，循环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循环经济阈值”（保证资源环境后代价值不贬值的前提下当代人经济活动的边界），确立该阈值有三条原则：“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速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速度”；“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超过环境的自净容量”（高辉清，2008，第109页）。由于存在“循环经济阈值”这一底线，控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速度、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仅需要依靠价格信号和经济激励，更需要数量信号和数量调节。况且，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如下基本事实不容否认：全球温度上升6℃，人类就要毁灭；保障地球正常发展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能超过350ppm；人类的生态足迹不能超过地球的生态承载力。归根结底，由于资源环境的使用存在着数量上的物理极限和生态阈值，单靠价格机制和替代品的开发难以真正实现资源环境的循环利用，数量信号还必须与之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因此，单靠传统经济学所言的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难以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容。事实上，非均衡学派的研究早已表明，经济运行既需要价格信号和价格调节，也有赖于数量信号和数量调节，即实行配额管理（林义相，1987；卢中原，1989）。具体而言，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可根据“循环经济阈值”，对资源使用、污染物排放等设置配额，并允许配额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转以调剂余缺。唯有如此，方能让循环经济在价格杠杆和数量杠杆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真正“循环”起来。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能无视上述事实。

3.2.6　环境和代际成本：从外部性到内部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成本有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分，收益有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分。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由于技术或经济方面的原因，上述外部性不能被货币化进而难以被价格化，因此不可能被市场内在化，此时会出现“市场失灵”。就成本而言，传统经济分析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视为外部成本，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大自然在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等方面的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家却将其称为“外部因素”，从而把维持人类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大卫·铃木，2008）。因此，传统经济学无力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进而在其指导下的经济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循环经济要正常顺利运行，就须扭转“资源环境低价或无价”的传统观念，努力实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进而逐步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通过明确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尽可能实现负外部性的内在化。其中，世界各国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克服市场经济的外部性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收费、征税、补贴、罚款、基金、押金、政府绿色采购、环境能效标识、排污权交易、生产者责任延伸等，正是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具体体现（伍世安，2009），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循环经济条件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容、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统一。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时空层面修正和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要素观和成本观：从空间上看，作为全球公共品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一种重要要素，使用或耗费它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从时间上看，作为代际公共品的“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另一种重要要素，使用或耗费它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一旦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内化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便成为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内部成本。也只有如此，方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

若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路，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视为外部成本，循环经济发展将面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为化解这些冲突或矛盾，必须将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外部因素”视为“内部因素”，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外部成本内在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3.2.7　理性范畴：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

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下，通常不考虑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的稀缺。在完备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下，人们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会无意识地实现集体理性，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简言之，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相容的。

在循环经济分析中，须在传统的劳动、（人造）资本等要素基础上纳入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由于这些自然资本在产权上的公有性，不存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环境市场，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往往会导致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进而出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平衡破坏、资源环境利用的可持续性减弱等不良现象，使循环经济难以真正“循环”起来。从实践层面看，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益驱动机制，进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诸多资源环境本身具有（部分或全部的）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且在技术上难以分割，并且循环经济方案的设计还必须服从于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福利，而且还要考虑后代人的福利），仅靠基于个体理性的市场机制可能无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8]比如，美国曾经出现的基于“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源环境产权设计方案就广受批评。在这一现实面前，政府须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作“代理人”，在当代履行管理和分配资源环境的职责，对后代保证资源环境在代际的良性循环和公平分配（高辉清，2008，第100—101页）。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属性，应以政府为代理人，通过各种税费、罚金手段，外加各个经济主体在具体手段和措施的作用下基于“成本-收益”预期的各自决策，可能可以较好地实现循环经济所要求的“集体理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既应有政府的干预，也应有市场的激励，是“干预”手段和“市场”手段有机结合而成的“广义价格”手段。

传统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理性在引导和实现集体理性方面的意义，无力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事实上，正如当代博弈论的“囚犯困境”模型所表明的，现实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是不相容的，当个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并基于个体理性作出决策时，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如果说传统经济学认为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容，那么在循环经济条件下，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性质，从一开始就要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使用市场方法和干预方法，实现资源环境使用的“集体理性”，从而使循环经济得以顺利运行。

3.2.8　资源环境：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传统经济学以预算和成本约束为行为前提，以资本作为“第一推动力”，若没有一定的购买力，就难以形成对商品和要素的有效需求，从而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循环，进而会阻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分析中也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并以此为前提构造了“生产可能性曲线”作为约束条件，但在实践中却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和价格上涨，一方面会促使人们研发替代资源，另一方面会导致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下降，这两方面的效应造成的结果是永远不会出现资源环境的稀缺和枯竭。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资源环境只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自然环境对废弃物的净化和吸纳能力都没有极限，它们总能满足经济运行的需要，并且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和废弃物也能被环境净化或吸纳。

在循环经济的视野下，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其一，个别资源的可替代性并非等同于一切资源的可替代性，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其二，技术进步本身也存在自然法则极限（譬如“热力学极限”），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可替代性都不可能超越自然法则极限（伍世安，2009）。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更是表明，资源环境既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自然资源，也为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提供排放场所，资源环境是人类经济的内在之根，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变迁，日益衰减的自然资本已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诸大建和周建亮，2003）。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资源维护”位居人类四种基本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首，既要将生态系统内在地纳入经济研究，也要把人类经济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崔绍忠，2008）。因此，在循环经济背景下，一旦将资源环境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其价格就不仅要反映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以此为基础平衡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显然，要化解这些矛盾或冲突，基于循环经济背景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改造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

传统经济学强调资源环境是外生变量，若秉承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将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难以实现资源环境的循环和再生利用，进而难以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必须真正将资源环境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加以处理。

3.2.9　稳定状态：从“均衡”到“恒态”

均衡（equilibrium）是传统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内核之一^[9]。传统微观经济学通过引入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函数，认为均衡状态下的市场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或改进；宏观经济学通过分析储蓄、投资、技术、增长率等变量，指明了经济增长的均衡状态；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探究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下的制度均衡，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无论微、宏观经济学还是制度经济学，都将经济系统的扩张视为无界的，都认为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将使得经济增长不会受到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挑战。

然而，在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经济系统的扩张会受到来自生态系统的约束且存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代价，经济增长应在给定的生态约束条件下进行且存在生态阈值，一旦超越生态阈值，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在此意义上，强调资源环境价值的循环经济分析，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学的均衡观并进行必要调整。也即循环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构建，虽仍强调循环经济条件下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但在供求基础上形成的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均衡”，而是一种新的稳定状态——“恒态”（steady state）。所谓“恒态”，意指“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使人口维持在某个合理的常数，同时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物质资本生产率和折旧率来支撑恒定的、足够的人造物质财富存量，从而使人类的累计生命和物质资本存量的持久利用最大化”（代明等，2009）。显然，在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恒态”是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学“均衡”概念的经济稳定状态。人们提出“恒态经济”这一理念，最终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的总体福利水平。

当经济处于传统经济学所言的均衡状态时，未必能实现资源环境的持续有效利用，从而难以实现资源环境在代内和代际的有效配置。因此，传统的均衡观难以适应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需要以“恒态”作为经济运行的稳定状态。一句话，从“均衡”到“恒态”，是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又一大修正。

3.2.10　发展目标：从增长到福利

传统经济学将基本分析范围局限于经济系统，其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最大化或投入最小化。为此，传统微观经济学往往脱离生态系统而相对独立地分析供给、需求、利润、效用等诸多经济变量；传统宏观经济学则常常在缺失自然账户的条件下相对独立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并以此为基础计算经济增长速度。

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发生了转变。基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循环经济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长。其中，国民福利可涵盖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环境福利等四个方面（张孝德d，2010）。具体而言，这种福利在微观上表现为保障公平、追求幸福、提供民主参与决策机会、实现个人潜能、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保持生态平衡等；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保障稳定与安全、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也正因如此，联合国于2003年提出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UNSEEA），按照这一体系提供的测算方法，环境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国内生产总值－（人造资本折旧＋自然资本折旧）。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设计了绿色GDP、真实进步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以弥补传统核算体系的不足，从而反映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福利贡献。这些指标、指数的出现足以说明，基于生态系统的福利所得是国民福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循环经济要顺利发展，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进行调整与优化。

显然，传统经济学脱离生态系统以及在经济增长中不反映资源环境价值的基本倾向，难以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更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意义下包括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环境福利等在内的国民福利最大化。人类发展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整体福利最大化，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因此，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学应该体现资源环境的真实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以促进人类福利增长。从“增长”到“福利”的目标导向转换，是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一大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