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极限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极限论出现的背景

“每当出现新的社会潮流和科学发现时，早先的思想就常常被人们旧话重提。”^[3]最近20—30年中，关于增长极限的争论异常激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环境等问题日益明显，比如，1850年世界共消耗220亿单位燃料，而到1990年已达到7　600万亿单位，1995年世界能源耗用则达到66　000万亿单位。同时，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也从1850年的20万吨左右，上升到1970年的3　100万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其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单纯的经济增长放在了发展的首要地位，视经济增长为发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类健康、福利和快乐水平，从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犯罪等问题。一项研究发现，在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人们感受到的快乐水平并没有比20世纪50年代有太多的增长^[4]。于是，人们对增长的怀疑等马尔萨斯悲观主义论调便再次提起。

关于增长的极限的争论

最先掀起这场论争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麦多斯（Dennis Meadows）等人。他们于1972年向罗马俱乐部^[5]提交了一份被称为“70年代的爆炸性杰作”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在该份报告中，作者阐述了与1971年的福雷斯特（J．Forreser）《世界动态学》一书内容相同的思想。他们认为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以及资源消耗这五个基本要素的增长呈指数式增长，如果按照当时的增长比率，那么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将会在100年内超过地球承受能力，其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就会发生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者下降”^[6]。

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于整个世界的呢？作者认为，这五个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正、负反馈环路。工业资本的某些产品是农业资本的载体，如拖拉机、化肥。农业资本数量和耕地面积对粮食产量有很大影响。人均粮食产量又影响人口死亡率。而工业和农业活动又会造成污染。污染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人口死亡率，而且也可以通过降低农业产量而间接地影响死亡率。除此之外，人口、资本、服务和资源之间也存在反馈环路。人口和工业资本受服务资本（卫生、教育、住房和银行等）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储藏水平的影响。工业产量一部分成为服务资本存货。人均服务影响卫生事业水平，从而影响死亡率高低。节育方面的服务也关系到生殖率。可变的人均工业产量，影响与生殖率相联系的其他社会因素。每一单位工业产量消耗一定的不可再生资源。资源储藏量越少，从地下采掘同量资源的成本就会越高，资本边际效率就会越来越低。

在确定了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之后，作者还力图通过全球数据来确立这些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作者认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一项作为原因的可变因素的某种变动，可能会对另一项可变因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接着，作者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假定人类准则和全球人口—资本系统的运行不变。在这些假定下，作者得出结论说，如果目前的制度没有重大变化，即使在一定技术进步和资源开采量有大幅度提升的条件下，人口和工业增长也会在一定时间内陷入停滞。

《增长的极限》面世后引起强烈反响。罗马俱乐部高度评价该报告，认为它提出了一幅关于人类达到稳定平衡状态的政策蓝图，为人类摆脱资源、增长等困境给出了有益启示。美国的米萨诺维克和联邦德国的帕斯托尔等人则对它进行了一些简单修正，提出了有机增长观点。他们认为，增长的极限虽然有些悲观，但基本模型仍有重要意义。人类正面临着人口、环境、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危机，这些危机是人类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造成的。它们具有世界性和复杂性，因此应该将它们看作一个整体，采取相互协调的多种措施来加以解决，而不是相互孤立地解决它们。具体而言，在全球危机综合征这样的条件下，全球社会已转变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世界体系。其中，各个组成部分都对人类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任何一部分都有赖于其他部分的增长，如果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协调，共同进入良性的循环体系，那么整个世界就将进入良性系统。

美国经济学家K·E·博尔丁（K．E．Boulding，1910—1993）于1966年提出了一个“宇宙飞船经济学”的概念，把地球比作宇宙飞船，认为无视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模式不可取，合理的发展应当是对自然物质作循环利用，使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对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还有H·E·戴利（H．E．Daly）、G·泰勒（G．Taylor）、E·J·米香（E．J．Mishan，1917—　）等人。

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1903—1994）于1976年写了《重建国际秩序》的报告，认为，《增长的极限》有些夸张，但能源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可耕地数量不够多，人口压力会越来越大，只有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有效利用自然资源，解决发展与资源、人口之间的难题。里昂惕夫（W．Leontief，1906—1999）在《世界的未来》一书中，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论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预测了1980年、1990年、2000年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不同的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差距的发展方案，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主要是政治、社会和制度问题，而不是物质因素。英国学者舒马赫在其《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认为，如果人们滥用不可再生资源，威胁自然环境，人类文明就会受到威胁，出路在于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增长的极限也受到人们的批评。有人认为增长的极限是谎言；报告中主张的零增长实际上只是推迟世界末日的来临，而无法阻止它，出路在于技术进步；零增长只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但应公允地说，《增长的极限》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遇到的难题，为人们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用了一剂猛药，也为人们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联系起来思考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

《增长的极限》的问世标志着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在理论上的全面怀疑。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些怀疑。人口爆炸、贫困增长、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生态环境恶化、南北差距扩大等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背景。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所形成的文件中运用了可持续发展基本思想。此次会议首次将人类环境问题列入国际政治议事日程。尽管与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分歧，但在环境与发展，在不妨碍发展条件下保护环境，认为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已成为人类的迫切任务等方面却达成广泛共识。

1980年，“可持续发展”和“持续性”概念首次出现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文件中。该文件从植物资源保护角度提出了要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并认为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要加强对生物圈的管理，使之“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需求和欲望的潜力”^[7]。此后，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日渐增多，人们开始在文件中大量使用可持续发展等术语。

1987年，在联合国通过了关系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挑战与策略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之后，可持续发展才有了广为人们接受的定义——“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8]，并且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目标和策略，从而奠定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基础。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围绕环境与发展以及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达成共识，制定了《21世纪议程》，签署了一系列公约和协议。从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可持续发展基本内涵与原则

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从目前看，在最一般意义上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是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她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基础之上；它追求的目标是，既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指标。可见，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增长，而反对的是单纯以追求最大利润和利益为取向，以贫富悬殊和资源掠夺型开发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它鼓励的经济增长是生态、自然、生活质量、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相结合，人类、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的适度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同社会进步相适应，同环境相协调，对后代人不造成危害。

具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原则：

第一，可持续性。这是可持续发展最为核心的原则。它可分解为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是指它在受到干扰时仍然能维持其生产率的能力，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经济可持续性是指在不超越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可以持续地实现经济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主导。社会可持续性是指社会正确发展的伦理，促进知识和技术效率的增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宗旨。

第二，公平性。这主要指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能够给予所有人平等的机会，能实现他们过上较好生活的愿望。它又可分解为三种形式的公平：国家范围内同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间的公平以及公平地分配有限的资源。要实现国家范围内同代人之间的公平，就必须把反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优先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有条件实现同代人的平等。代际间的公平主要指当代人不能以后代人的生活质量降低、资源过度利用等为代价，在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后代对资源、环境要求的权利。公平地分配资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应该具有同样权利，不能以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为代价来追求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增长。

第三，系统性。可持续发展将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作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在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相制约的。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合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积极稳妥地计算环境的承受能力，给予环境足够的自净机会，让社会经济、社会需求和管理能力有较大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都应遵循的重要原则。我国现在提出要按科学发展观，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就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