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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时间:2022-07-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处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科斯等人认为,制度分析会使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人从纯粹的抽象概念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这无疑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零交易费用假定。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处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所有经济问题似乎均可看作一个经典的最优化问题。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信息,在此假定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被假定为是规模较小、不能行使其垄断权力的价格接受者,它的角色给定,只生产而不消费,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均在公平市场上交易,生产者能为其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容忍污染和噪声;最终,所有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可达到最优均衡状态。尽管这样的分析十分优美和简洁,但在科斯眼里,它忽视了古典经济学中许多有益的见解,存在着重大缺陷。

譬如,它视野过于狭窄,忽视了价格体系之外很多重要内容。科斯解释道,新古典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市场上发生的事情,包括产品销售、生产要素购置,换句话说,经济学几乎成了价格理论的同义语,但现实中大量经济现象发生于市场之外的所谓企业当中。企业中生产制度如何安排和运行、为什么工人愿意在行政性管理命令下进行生产活动等等,新古典经济学都将它们当作外生因素放在生产函数中处理。如果说这种做法在生产活动和企业实践较为不发达的早期年代尚可容忍的话,那么,在20世纪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日显重要时实在难以令人满意。

科斯还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过于抽象化,舍弃掉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多制度因素。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关注价格,认为经济系统中所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均可反映到价格当中,价格信号既是市场信息的灵敏显示器,也是其他有关制度安排效率的检验器。但现实世界中,恰恰是很多制度安排统治着市场上的交换以及生产本身,并且价格制度也不是“省油的灯”,它的运行也需要成本,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却不甚了解。又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人理性,信息完备,对外界事物和可选择集的变化十分敏感,也就是说,经济体系运作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易不存在成本,但实际上不同的政治文化、法律制度恰恰孕育着完全不同的交易效率和运行结果。因此,科斯说:“我所致力去做的是试图填补这些空白,或者更准确地讲,指出若要最终填平空白,我们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努力。”[1]而正是科斯的这一想法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容光焕发,以不同于旧制度经济学的面貌走上历史舞台。

科斯等人还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具有自利本性的经济人有些脱离实际。事实上,经济人不可能有完全理性,而只能是有限理性。他们在交易中不可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全部掌握。为此,人们需要创设种种制度来减少未来不确定性以及合同不完全性给交易当事人可能带来的损失,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抑制他们的说谎、欺骗和毁约等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别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科斯等人认为,制度分析会使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人从纯粹的抽象概念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企业的性质》——理论基础之一

1930年代,科斯就有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想法。1932年,科斯在一个名为邓迪(Dundee)的讲座上已经初步阐发了企业是市场的替代这一思想。1937年,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问世。在该文中,科斯指出,企业是市场的一个替代,当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企业一定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价格机制的运作也是有成本的,不仅发现价格、举行谈判、草拟合同会涉及交易成本,而且进行监督、解决争端等也必定成本高昂,因此,交易成本的存在暗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在市场之外一定还有可供选择的协调人们活动的方式。如果将这些市场交易“内部化”成一个企业,那么,就只需某一生产要素与其他合作性要素签约,市场交易中一系列合约将被一个合约替代。这样,在企业内部,行政性命令就能替代在市场中要素组合时的讨价还价过程,显然,这将有助于节约交易费用。当然,企业的运作也有成本,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企业家从事监督、管理的费用也将随之上升。于是,当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它在公开市场上完成交易所需的成本时,企业便会达到它的最佳规模。如图20-1所示。图中,C代表企业的总成本大小,Cm代表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随着交易量的增大,交易成本增加,很多原先在市场上的交易就会改为企业内协调,所以Cm会逐步递减。Co代表企业内部组织协调成本。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管理才能的收益将出现递减趋势,故Co随着企业规模增大而递增。这样,企业总成本就取决于这两者之和的大小,于是,当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它在公开市场上完成交易所需的成本时,企业便会达到它的最佳规模Tm,这时,必定是企业总成本的最低点。

图20-1 市场、企业与交易成本

《企业的性质》阐述了这样两个方面思想:第一,一种组织或者制度,不管它是企业还是市场,抑或是价格机制,均具有运行成本或交易费用。这无疑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零交易费用假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仅等同于生产函数本身,其组织含义被完全舍弃。而按科斯的观点,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者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将毋需存在。但问题是,在现实交易过程中,交易费用不仅不能忽略,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均衡结果。第二,科斯对企业性质的阐释表明,企业不仅能作为一种生产的制度安排,而且同市场一样,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这样,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不再是既定的,或者外部强加的既成事实,而是人们可以选择的某种制度安排。人们将如何在这些替代性的经济组织之间进行取舍呢?显然,交易费用将成为关键性的解释变量。

合观两者,可以发现,《企业的性质》最为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重要问题——交易费用,而该重要问题使科斯等人试图建立的新学派更加贴近现实。尽管该文在发表之后的若干年间一直未受重视,但其中蕴涵的重要意义在后来终于被人发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社会成本问题》——理论基础之二

在《企业的性质》发表23年后的1960年,科斯的另一篇文章《社会成本问题》面世,并很快受到经济学界关注。

在该文中,科斯从不同于庇古的角度考察了外部效应问题。庇古在阐述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的基础上,主张当私人净收益与社会净收益发生偏离时,由此造成的外部性问题应该由政府来解决。国家可对造成负外部效应的一方征税,并对产生正外部效应的一方提供补贴,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这样,私人净收益将与社会净收益相等。科斯不同意庇古的这一看法,认为对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应作两面观。一方面,政府具有市场或企业等组织形式所不具备的某种优势,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与此同时又不同于企业,因为它不会受到任何其他组织形式的竞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或者暴力特征;另一方面,人们也要看到,政府行政机构的运作也需要成本(这一成本有时候非常大)。此外,政府行为还常常受到很多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它作出的决策或行为本身也会偏离经济效率要求。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科斯认为,“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2]

科斯对外部效应问题的回答是:假定不存在交易费用,初始产权界定明晰,那么,不论造成负外部效应的一方是否有权这样做,当事人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都将产生有效的资源配置结果。这个重要结论后来被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1991)概括为“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从表面上看,科斯定理似乎并未对外部效应问题给予正面回答,然而科斯真正要阐述的是它的推论: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不可能忽略不计,在许多场合往往十分高昂,因而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来说极为关键。进一步说,科斯要阐述的不过是:如果交易成本为正,在产权已经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通过谈判找到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至于具体制度安排的选择,则取决于它带来的产值增加与这种制度安排运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与抉择。

可见,科斯定理还有一个隐含的推论值得重视,即产权的明确界定至关重要,因为它能确定谁该向谁支付使用它的费用,从而使得产权本身能够进入市场交易并获得市场价格。看来,产权的重新安排能够改进效率,同时也将对当事人的财富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而忽视产权分配的财富效应,便不可能理解产权制度变迁当中隐藏的困难。

新制度经济学形成和代表人物

《企业的性质》奠定了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地位。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为纪念该文发表50周年专门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该文终于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若从1937年算起,新制度的产生距今已60多年,但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不过是近30多年的事。

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一系列学者的贡献分不开。这些人除了科斯外,还有阿尔钦(Armen A.Alchian,1914— )、张五常(Steven Cheung,1935— )、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1932— )、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 )、诺思(D.North,1920— )、戴维斯(L.Davis)、舒尔茨(T.W.Schultz,1902—1995)、巴泽尔(Y.Barzel)等。在他们的努力下,科斯两篇著述的重大意义逐渐被挖掘出来,并广为传播,使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福格尔和诺思分享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科斯理论不仅在经济学、法学领域产生持续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围绕交易成本、产权和科斯定理等核心范畴或概念,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建立起来了:一是很多学者将交易成本概念运用到分析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产生了所谓企业契约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二是很多人运用这两个概念研究产权的本质及其与资源配置的关系,产生了所谓的“产权经济学”;三是在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很多经济学家还研究了经济学界关注越来越多的纵向一体化、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经济史的变迁,产生了所谓的“一体化理论”和“新经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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