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三北商帮本土三大支柱产业

一、棉花业

（一）三北地区是中国棉花业的主要产地和华东最大的棉仓

三北是全国有名的棉乡，是国内棉花业的主要产地之一。这里的棉花从产量、质量、技术三方面来论，都在全国棉花业有着重大影响。

中国的棉花是在宋代由海路从国外引进的，一般认为南宋是中国植棉历史的开始。而至元代，棉花已在国内大规模种植，并成为重要产业，据《元典章》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至元二十六年离南宋灭亡不过10年，可见南宋时浙东已是棉花的重要产区，并且是全国排名第一的木棉提举司，而三北一带地处浙东核心，由此可知，当时三北一带是棉花种植的发源地，也是全国最主要的棉花产区。

随着三北海滨沙地日涨，棉花种植益广。明嘉靖《余姚志》记载说：余姚的棉花“产海蠕，以为絮，或纺之作布，民尤大利之”。清光绪《余姚县志》引录乾隆六十年（1795）《修助海侯庙碑记》：“姚邑之北乡濒海，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清嘉道年间的高杲专门写了《吉贝花叹》，描绘木棉的种植：“吉贝花，吉贝花，利普海疆胜丝麻。四月始下种，七月花开陇。白露一零雪球拥，松江淮北棉不重。浙花出余姚，群芳谱中特选挑，只怕秋风带雨潮。”这首歌谣反映了棉花已成为三北人民主要的经济作物。

民国时期，三北一带继续保持植棉优势，为全国棉花主产地。据民国二十年（1931）《浙江建设月刊》中《慈溪（北部）之棉业》一文记载：“永义、师桥、护龙三乡广植棉花。永义乡（今观城、东山、东海、附海、卫前乡一带）有棉田9.6万亩，师桥乡（今淹浦、岐山、师桥一带）有棉田4.2万亩，护龙乡（今洋山、掌起、古窑一带）有棉田3.2万亩，合计17万亩（习惯亩）……实产棉重要之区也。”

而泗门、逍林、浒山、横河、周巷、长河等原姚北地区，民国时期植棉更广，在当时大古塘以北地区，几乎全种植棉花，有棉田达30万亩以上。棉田之广，总产之多，居全省之首和全国前列，是中国华东及东南地区最大的棉仓。尤以“姚花”驰名沪、杭、甬棉业市场。1919年以前，还在姚北龙泉乡建立浙江省立棉种试验场。

（二）三北地区是中国清代棉纺业的重要发祥地

三北地区作为全国主要的棉花产地，在棉花纺织加工业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是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领先区域，以及棉纺业的重要发源地。元代时姚北越布已畅销全国，与松江布齐名。越布又称余姚老布、小江布、细布，《中国歌谣集成（浙江省卷）》载，《余姚土特产谣》“彭桥细布雪雪白”。清代初期，越布主要集聚地彭桥呈现“家家纺纱织布，村村机杼相闻”的景象。彭桥土布市场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市场之一。

1.沈周行是近代最早的棉商之一

据沈雨梧所著的《浙江近代经济史稿》^[1]所载：“棉纺业在清代浙江手工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嘉兴府的平湖县、桐乡县，湖州府的乌程县，宁波府的慈溪县，杭州府的仁和县等地的棉纺业都很发达。”

沈雨梧在书中就浙江最早从事棉花纺织业和棉商还举了两个例子，棉商都是慈溪人。其原文如下：“慈溪。雍正十五年前，‘沈周行少时尝失业家居，母氏施持门户，集邻妪里媪，出纺纱之套，得布若干丈，命周行出贸山县。’可见当时织布已成为商品买卖的主要手段。又如‘陈氏柯，德成（慈溪人）妻，举一子道之，夫亡，氏年二十一，初德成以织梭为业，既死，家也窘，从此生计日蹙，氏怡然，惟日夜勤操作，不离机杼，以谋糊口，卒以是长育遗孤，俾有家室。’一个寡妇，靠织布维持生活并且把儿子养育长大，成家立业，有力地说明当时棉布商品性生产的程度”。

上文所载慈溪沈周行为三北沈师桥人，沈周行是宁波帮较早的商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棉商之一。据《溪上遗闻集录》卷八载，他最早在湖州创设药店，后又收集邻里织布出外贸易，积财颇丰，分别为三个儿子建造了三幢豪宅，即今师桥古镇境内的大夫第、金鸡门头和河下大屋。

沈周行以义商而著，《溪上遗闻集录》卷八载其“少孤贫，设小药肆于湖州，会岁大疫，非犀黄不能疗。一黄之贵，值数十金。周行偶误置其伪者，急碎而投之火，曰：‘人以此救命，以伪者与之，不效，是我杀若人也。’（又）少时尝失业家居，母氏施持门户，集邻妪里媪出纺丝，成织贝之会，得布若干丈，命周行出贸山县，宿途次旅舍，闻比舍妇哭甚哀，询之主人，曰：‘若家公私逋负急，将鬻妇以偿，不忍离，故恸耳。’周行曰：‘吾布值二十余金，可售以代偿，不足则以所衣外衣及幞被益之。’徒手归，踯躅闾门，不敢入。母窥见，呼而问之，具以告，母曰：‘若然，吾甚喜。吾当再为会，令尔妻晨夕织，不旬日可再出卖，无苦也。’”

沈周行生有三子，长子沈士濂，官至河间府知府，三子沈士潮，官广西庆远府知府。

2.在慈溪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工业企业就是以三北棉花为原料

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就是在慈溪湾头设立的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这是中国著名实业家、慈溪人严信厚集银5万两，于1887年创设的。严信厚之所以在宁波慈溪创办这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主要源于宁波的港口优势和三北的棉产业优势。

谢振声在《宁波工业化的起点：通久源轧花厂》一文中专门指出：“他（严信厚）在家乡创办近代企业时，之所以首选创办机器轧花厂，其原因主要在于宁波是浙江省最早的商埠，附近各县农村普遍栽培棉花，1886年宁波港出口原棉66万磅，次年出口原棉增加一倍，达到138万磅。棉花的大面积生产，使弹花、纺纱、织布等行业均较发达，‘机杼之声，毗户相闻’，是浙东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又载：“1887年3月开工的通久源轧花厂……每年从慈溪、余姚、镇海、上虞、绍兴等产棉区收购大批籽棉，用船运至厂内，然后轧成布棉，大部分运往日本。”

《浙江通史·清代卷》中也载：“1887年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是浙江省第一家私人资本近代工业。宁波附近的三北一带，是重要的产棉区，在宁波首先创办棉纺业的工厂，顺理成章。”^[2]

《浙江近代经济史稿》又载：

欧战时期，各国衣服缺乏，棉花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军需物资之一，价格因之飞昂，大大促进农民种植棉花。加以当时浙江当局极力奖励栽棉，于是浙江的棉作事业，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当时浙江有棉田一百万亩，每年平均产棉约四十万担，1924年曾达到六十七万担以上。浙江的棉花，宁波第一，绍兴次之……当时浙江所产棉花，主要供应上海和本省宁波、杭州、萧山等地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还远销日本。宁波府的余姚县和慈溪县是浙江重点产棉区，产销最旺……自从本省各地纺厂、布厂纷纷建立，棉花销路日旺，各地棉花产额也日益增多。

上文提到的“浙江的棉花，宁波第一，绍兴次之”以及“宁波府的余姚县和慈溪县是浙江重点产棉区，产销最旺”均指的是三北的棉花。由此可知，三北不仅是清代棉纺织业的发源地，也推动了近代纺织工业的萌芽。

（三）吴锦堂是近代著名的棉业商人

吴锦堂作为清末三北旅日商人，他从1885年赴日经营，十年后已成为巨商，《吴锦堂研究》书中指出了吴锦堂的财富主要来自他的贸易和实业投资。在《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一书中具名江义的《寿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以火柴为祖国日用品，创办红衣商标。以棉花为日本纺织品，购钟渊股份，开设行号，兼营实业，握贩运之权势，遂获资数百万。”可见棉纺业也是吴锦堂所经营的主要行业。

由于当时日本经济成长的一个主力产业是棉纺织业。而吴锦堂出生棉乡，对棉花颇有鉴别能力。这种鉴别能力，成就了他的大财富。当时一方面向中国销售火柴，又从中国大量进口棉花，同时投资纺织业，由此成为国内著名的棉业商人。

纪立新在其论文《吴锦堂的国内事业与活动述论》中也有记载：吴锦堂发财的另一渠道是棉纺业。甲午战争结束后，吴锦堂的贸易业随着日本棉纺织业的发达而变化。1896年钟渊纺织工厂在兵库设立，属三井吴服店。吴锦堂与该厂经理武藤山治结成知己，承包该厂所需棉花的进口和其产品棉纱、棉布的出口。1901年钟纺脱离三井资本，独立经营，吴应武藤之请，承购钟纺股票500股，为第8位股东，担负董事业务，被称为‘身穿唐装的董事’。日俄战争之后，吴锦堂再次收买了‘三井合名公司’（‘三井财阀’的控股公司）所保有的‘钟渊纺织’股票4万股，成为该企业第一大股东，并以日籍华人的身份出任董事长，直接参与该厂的经营活动。^[3]

《浙江通志》在“吴锦堂传”中也提到了他的棉花贸易，并指出这在他的贸易中排第一位：“十六年至神户，创办怡生商号……并在上海开设义生、裕生洋行，从事中日间棉花、大豆、火柴、水泥等贸易，业务渐盛，成为日本关西实业界十巨头之一，其间任神户中华会馆总理。”

（四）三北是近代棉花业主要交易中心之一

三北作为全国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也是近代棉花的主要交易中心之一（另一主要交易中心是松江）。清末至民国以来，境内所开设棉花行的密集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

据慈溪市政协文史委编的《慈溪商业概况》一文中载：

民国十八年（1929），余姚县五、六、七区（今周巷、长河、浒山、逍林、横河五区，含今余姚朗霞），……经营门类有粮食、棉花、草帽、绸布、百货、烟杂、南北货、油酱酒、鱼蔬、糖果茶食、饮食、中西药、洗染、陶瓷、竹木、金银、铜锡、砖瓦、颜料油漆、钟表眼镜等40余类，尤以花业、草帽业最盛。花庄仅浒山、周巷、逍林、坎墩、天元五地就有50余家。^[4]

又有《观城镇商业》文载：

抗战胜利后，棉花生产恢复了生机，一是引入良种，提高了棉花质量，二是打入国际市场，棉花畅销，所以宁波的和丰、上海的奉新等各大纱厂花庄都在观城驻点收棉。民国三十七年（1948）观城镇有大小花行七十余家，城内商贾云集，担贩赶集成群，街头巷尾行人来往拥挤，棉花的购销促进了商业的空前繁荣。^[5]

从以上资料可知，仅姚北部分地区加上慈北观城一镇，民国时期就有花庄（花行）120多家，如算上姚北其他地区、慈北师桥、掌起、鸣鹤等地以及镇北地区，三北境内的花庄（花行）至少达200家，这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根据《新中国成立前的浒山镇工商业》一文可知，浒山镇当时著名的花行为陈震泰、陈茂泰、裘复盛、杨玉兴等四大家。他们既收购籽棉，也收购皮棉，使用新式机器绞花脱籽，旺季时通宵达旦。也有用黄牛作动力的牛洋车绞花，夜以继日，加工后的皮棉向花行出售。四大家的皮棉直接雇大船装运至宁波，通过五昌花庄的中介，售给本埠与上海的纱厂。四家中以杨玉兴的实力最雄厚，不但厂房（今人武部为其旧址）多设备好，还将部分资金入股上海太平洋橡胶厂，也在宁波独资开设同孚花纱行，曾在l937年时被日军的飞机炸毁棉纱1000多件。

据《观城镇商业》一文载，观城镇当时较大的花行（除各大纱厂在观城镇设点外），有陈德盛、协茂裕、叶天华、义记、聚丰、姜大祺、孙三和及洋山的余祥记等等，他们经过收购籽棉、加工脱籽、皮棉打包、出仓运输等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方式，由此获得较大赢利。

据《天元工商业沿革》文载，20世纪初前几年，天元市出现了花庄。花庄向棉农收购棉花后转运上海、宁波一带牟利，而有的花庄则是沪甬等地大花庄的派出机构和分理处，如永生花庄即为宁波永昌花庄的派出机构。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临山的工商业》一文也提到了临山的二爿花行，其中以瑞和商行规模较大，收购棉花直销宁波洋行，还兼做咸肉、火腿、茶叶、粮食生意。

《十里长街坎墩》一书也载有甬茂花行：

当时，坎墩有位胡锡仁（1881—1955），瞄准了这个商机，在坎墩街开设了一个以收购棉花为主的商号，取名甬茂花行。花行具体经营（如验花、过秤、翻晒、打包、装运等）由马阿灿（胡的大舅子）操作，有常年伙计四五人，收购旺季再雇用临时工。店铺坐北朝南四大间，加厢房一大间，作为仓房和营业用房。厢房西首辟有一大块晒场。甬茂花行由于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诚信交易，颇受当地棉农信赖，生意红火。收购的棉花经翻晒后打包，销往宁波。打包从纯靠人工操作发展到半机械化，为缩小包装体积，从收购带籽棉，经加工脱籽，以皮棉打包。为了扩展收购棉花的渠道，又在坎东三灶设分行，叫同茂花行，由胡的大女婿邹可表具体负责收棉业务。甬茂花行在宁波也有三爿分行，那里专营棉花销售。这样购销渠道畅通、货银周转便捷。因此，甬茂花行是当时坎墩商贸界一家颇具规模和颇有影响力的商铺，直至1928年，因花行参与期货业，失利遭到破产。^[6]

《周巷商业概况》也提到了周巷的棉花市场：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期间，周巷市场是棉花的集散地……周巷镇郊农民，以植棉为业，收入比较富庶，20世纪20年代初期，全镇经营棉花购销行业者有十余家之多……当时宁波和丰纱厂也在周巷设庄……镇内资金较雄厚的几家花行，也有直接运销至上海，或由上海转运至福建、广东等地。宁波棉纱交易市场之“姚棉”牌价，视棉乡产量多寡而定。棉纱价格随着“姚棉”价格的涨落而起伏。反之，牌价之涨落，也直接影响周巷棉花之收价，彼此互有牵连。^[7]

许棣香在《昔日棉花业浅谈》一文中也写到了棉花业的经营：

慈溪经营棉业的（有名）店号有：范市解恒泰，观海卫叶天华、聚丰，沈师桥沈宝大，逍路头和记，浒山杨玉兴、裘复盛，马家路致友，天元市源丰、文吉、泰源、恒泰、华年、裕康、致裕丰、震裕兴、生生昌等，周巷成大、唐茂昌、劳福泰、宏大、通裕、成兴、顺康等等。上列花号、花庄，设有经理、协埋、称手、里外账、采购员、学徒、栈司务、机修工、炊事员等等。范围大的一般有二十多个成员，范围小的也有十来个左右。^[8]

作为全国主要的棉花购销集聚地，棉花购销市场的扩大，也带动了其他商业活动的发展，当年姚北乡镇的商业繁华居然远超县城，比如周巷：“远地来的如徽州、新昌、绍兴、江西等地的商贩及手工业者，陆续赶至，有的在此落脚生根了。他们经营的徽漆、烟丝、笔墨以及有名的绍兴香糕，也在此开花结果。他们不但带来了当地的特产，还带来了手工技术。由此商店越来越多，市面也越来越旺。据旧税务人员反映（许永顺，1945年为周巷镇商会会长），在解放前，周巷镇全年商业营业额，几乎是余姚县城商业营业额的三倍，当时周巷市场之旺盛，由此可想而知。”^[9]

由于棉业经济的发展，浒山、观城、沈师桥的商业也接近或超过县城，沈师桥一地就有东桥头、大桥头、高店跟三市，在当时的全国乡镇可谓绝无仅有，而观城集市也是清代宁波府76个集市之一，并且是仅有的几个每日市之一。当时一般县城有每日市，其他一般都是逢日市。观城在一日之中还有早夜二市，鱼鲜、蔬果陈列街巷，繁华堪比府城。而在浒山，也因为收购棉花所需的现金相当可观，故在浒山就开有当铺和钱庄数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为“谦泰当”，为著名望族乌山胡氏和小港李家所开，资本达银圆12万元，另有陈澹人独资开设的礼裕丰记钱庄，资金1万元，年营业额20多万元，等等。

二、盐业

（一）庵东盐场是当时浙江盐都、全国四大盐场之一

“庵东，地名，在浙江省慈溪县北部，杭州湾南岸，以产盐著名。”这是《辞海》缩印本第858页上的词条。

在慈溪市政协文史委编的《庵东镇商业发展简况》一文中，也称“庵东盐场年产原盐10多万吨，运销范围达上海、苏南、皖南、赣东、闽北及本省的山区37个县，素有‘浙江盐都’之称。故而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10]。

三北盐业的发轫为唐宋时期创设的石堰、鸣鹤、龙头三大盐场，宋代以来，由于钱塘江口门的向北移动致使杭州湾北岸逐年塌陷，浙西一些主要盐场产量萎缩，而三北半岛则由于淤涨，盐地增加，产量持续攀升。据《中国历史海洋经济地理》中所载浙江主要七处盐场年产量列表可知，在宋代钱塘江口和杭州湾南岸各盐场中，石堰、鸣鹤2个盐场，产量占全部7场的64%，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宋元以来，三北盐场产量始终居两浙前茅。明弘治年间，朝廷曾派刑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彭韶来鸣鹤整理浙东盐政，嘉靖年间，又派钦差大臣、左副都御史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运司盐政大臣鄢懋卿来三北履勘，可见对三北盐场的重视。及至清代中后期，随着三北半岛的北淤速度加快，石堰、鸣鹤2个盐场的实际作业区也不断向北推移，龙头盐场也于清宣统三年（1911）裁废。最后形成了庵东盐场（盐场名余姚场）。《浙江通史》有载：“（乾隆时期）钱塘江河口两岸盐场，特别是南岸盐场和温、台、宁沿海盐场不断发展，其中余姚盐场后来成为全省最大的盐场。”民国时期，庵东盐场继续保持全浙第一盐场的地位。1938年，庵东盐场的盐板数量高达67万块，原盐年产量10万吨以上，占浙江省原盐总产量的40%。

庵东盐场作为浙江省最大的盐场，面积近10万亩，盐民六七万人，号称“十万盐民”，原盐平均年产量在200万担以上，销售区域主要为当时中国最富饶的浙、苏、赣、皖、闽五省，是全国四大盐场之一。

（二）南浔张颂贤是三北也是浙江最大的盐商

古代盐业实行垄断性质的专卖制度，国家实行引盐制。引盐即已纳税的盐，国家给予引商运销引盐的票据，称引票；引商划定销售的地区范围，称为引岸，故有“专商引岸”之名，为古代对食盐有高度垄断性的专卖制度。

能够取得经营引盐的商人，一般都是与官府有较强关系或资本极其雄厚的大商人。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所编的《工商经济资料》在“盐商的兴替”篇中也有载：

清光绪六年（1880）余姚盐业的远销改票商制为引岸制，实行专商引岸，所谓专商引岸即是由政府允许有经济实力的大商人来到盐场设廒收购，盐务机关批准后即划一定地区范围的盐板归廒商收购，并且规定一些销盐的地区归廒商专销。这种廒商都是有背景与财力的商人。首先来余姚设廒的是浙西五属公廒，是湖州南浔张静江（家族）为老板的，专收余姚场中区的盐，认板158418块，所收的盐规定运往江苏的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太仓以及浙西，所以称为五属公廒。其次是源泰廒，设于罗家路五塘下，认板29160块，专销昆、常、新、昭一带引盐。再是玉顺廒，设于周家路五塘下，认板34992块，收额20784担，专销常、广、伙、休、歙等安徽一带的纲盐。第四是晋益廒，在罗家路五塘下，认板44860块，收额34300担，专销宁、奉、慈、镇等字属一带的肩盐。第五是余济廒，设于张家路五塘下，认板30310块，收额23200担，专销常、广、开纲盐。以上五廒均成立于清代。……在认板情况看，清代五廒共认官板183299块。^[11]

从上文可知，在清代光绪年间庵东盐场所设的廒商，以浙西五属公廒规模最大，仅其一家盐板规模就占整个盐场总官板的86%，由于清代庵东盐场为全省最大的盐场，因此浙西五属公廒老板也可以说是浙江最大的盐商。

《工商经济资料》所记浙西五属公廒老板是湖州南浔人张静江，其实应是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张颂贤原为湖州南浔的一位丝商，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浙江沿海动乱不定，盐官逃跑，私盐充斥，盐商所持食盐引票失去统销保障，纷纷抛售，导致引票价值惨跌。张颂贤廉价购进杭州大盐商朱恒源的十万引票，又把朱恒源过户为张恒源，其他盐商有转让引票的，亦悉数收并，张家遂成为引商大户。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退出浙江，盐区重新设官统制，引票价格猛涨十倍，骤然扩大了张家的财富。张颂贤对整顿盐务有一套策略，他约诸盐商收余姚岱山盐民的私盐，轻课减价，惠及盐民，加强缉查，断绝了私盐的来路，达到官商两利。

吴神农先生在《笔墨江南　人文湖州》一文中提及张颂贤经营盐业事，录曰：

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乌程人，祖籍徽州休宁，曾祖张振先，于康熙年间迁居南浔。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张氏在南浔、上海分设丝行、丝栈，全力经营辑里湖丝出口外洋，积财丰厚。太平天国作乱之十余年间，江浙沿海动乱频仍，政治腐败、盐政失调、盐业失控，公盐无处买，私盐乱哄抬，盐民、盐商、平民百姓同受其害。张颂贤以其经营丝业头脑与手段，又挟其雄厚财力与丰沛政商人脉，出谋献策，协调官商，整顿盐市，本业也自丝绸逐渐转营盐业，调度巨资，大量收购（引盐），一般认为已失去官盐统销保障的中小盘盐商，而纷纷抛售的引票，当时张颂贤因资财雄厚，其所收购或申配到的引盐权，除占有浙西大部分外，还占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及太仓等富庶地区的大部分。不数载，白花花的食盐，变成白花花的银子，财源如滚雪球，张家遂富甲一方。后又经营与盐有关、以盐为主原料的酱业和腌腊业。同时也开始进军通运业、房地产业及典当、钱庄、银行等服务业与金融业，至光绪中，张颂贤已成为南浔巨富之一，其实当时张颂贤已有十二只象──纹银一千两百万两，其距富可敌国已不去远矣！

（三）三北商人是庵东盐业的重要参与者

与两淮盐场的大盐商大多是徽商和淮扬商人一样，庵东作为全省最大的盐场，庵东盐场的大盐商也主要为江浙商人。但作为本地之主，本地稍有势力的商人也能在盐业经营中分得一杯羹。

据地方上一些文史资料记载，庵东及其附近地区从事盐业经营的盐商主要有袁功亭、徐浩、高锦泰、冯金标、张万卿、王忠藩等。

袁功亭属今崇寿人，是三北本籍最大的盐商，据《工商经济资料·盐商的兴替·廒商》篇中载：“民国以后，又有四家增加，大致成立于民国六年（1917）前后……公亨廒，在周家路六塘下，是袁功亭开的，认板25000块，年收额50000担，专销上海租界的厘盐。”^[12]

袁功亭原籍绍兴，其祖父袁双喜从绍兴迁来庵东，住羊路头，其父袁贤庆为篷长。袁家开设公兴廒，认板25000块，专门运销食盐至上海一带销售，是三北规模最大的盐商，也是姚北有名的大地主。袁氏家族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坐北朝南五开间二层洋房一幢及大量建筑，占地达十余亩。洋房现尚存，已被列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袁功亭之侄袁可嘉（1921－2008）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为中国当代杰出的诗人、学者、批评家和翻译家，尤其是在英诗汉译方面成绩卓著，出版有诗文选集《半个世纪的脚印》，学术专著《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诗歌译著有《美国歌谣选》《米列诗选》《叶芝诗选》《威廉斯诗选》《休斯诗选》等。

徐浩是周巷人，著名酱园——恒利官酱园的创办者，新编《慈溪县志》有载，“徐浩还创办恒利油车，并在四塘下建盐库，经营盐业，是清代三北商帮的领先人物”。以及恒利官酱园内部资料也有“光绪五年（1879），徐氏分家，徐君望长子分得恒利油车，次子分得盐廒，三子勉夫分得恒利酱园”等信息，由此可知徐浩曾在庵东盐场四塘下开设盐廒，而《慈溪盐政志》也有记载：“公益廒，设于梁下四塘下盐舍丘，认板5000块，年收额15000担，是专销全余姚县酱园所用的制酱盐。”

据此可考，公益廒应是姚北大商人徐浩所创，其共认板5000块，年收额达15000担。

《慈溪盐政志》还载有高锦泰、冯金标、张万卿、王忠藩等盐商资料，民谣有“一点是高，二点是冯，三点是沈”，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另外三位盐商。

高即高锦泰，又称高阿泰，沧田高兴街人，占有盐板4800块，地1400亩，海帆船8只，并在庵东街上开有大丰杂货店和米店。曾与袁功亭、冯金标、张邦相（张万卿之父）组织余姚县白色盐民协会。

冯即冯金标，西二乡人，占有盐板2160块，地126亩，曾任篷长。与袁功亭等人组织白色盐民协会，为负责人之一。

沈即沈湘梅，东一乡马家路人，曾任仓长，生子二人，长子世范，次子世超。世超任民国时期福寿乡乡长，并继其父任仓长，为三北主要盐商之一。

还有张万卿，东二乡六灶村人，原籍绍兴，其祖父张金声于光绪年间迁入庵东，任篷长。其父张邦相也是篷长，后由张万卿接任。张万卿为东三一带大板主，有出租盐板5812块，田地近千亩，大海船3只，房屋169间，还在兰溪与人合伙开盐店，是三北较大的盐商。

还有王忠藩，庵东镇人，生年不详，原是王大义商行老板，曾任国民党庵东镇镇长、场商办事处主任、盐民福利会理事等职，凭借场商办事处有议盐价的权力，成为盐商大财主。

庵东盐场公署取消专商引岸制度后，实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这是姚北盐业经营的又一兴旺时期，这一时期庵东及其附近一带的一些头面人物纷纷从事盐业经营，可谓商人云集，万业兴旺。据《慈溪盐政志》载，当时庵东镇从事盐业经营及承运的规模较大的盐行有25家。分别为：王大义商行、丰裕公号、洽源号、鸿大商号、大通商行、源通商行、大兴商行、东方商行、永记盐号、新永兴商号、五和运输行、陈鼎记、新万康运输商行、周炎记商行、协义运输行、复兴贸易商行、惠康商行、通裕运输行、大中运输行、晋益商号、远大商行、应顺兴运输商行、顺利运输商行、九九商行、福民商行。这25家商行以三种形式垄断着庵东盐业的贸易。其一，能够联系一定的运输工具，与上级盐务机关有一定的关系，向盐场公署订约承运官盐至上海、杭州、临浦各地，此类以运输为主称为运商。如上述商行中的惠康商行、王大义商行等。其二，有一定的运输能力，或者能够组织运输力量，代客办理批盐、放运等手续，收取一定的佣金，本身并不进行贩运，大部分的商行是这一类性质。其三，有一定的资金，本身经常运盐去销售地销售，为了便于向银行进行押汇。开一个行有了一块招牌，即可向银行进行短期贷款，配盐后至杭州或嘉兴等地归还，称为押汇。那时国民党统治时期货币贬值快，只要能贷到手，即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进行这种生意的人都是在镇上比较有面子的人。

盐业经济的兴旺也带动了集市贸易和村镇的发展，姚北四塘以后较大的集镇新浦、崇寿、庵东、小安都是随盐业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有大批依附于盐业的服务行业遍及整个盐区，从业人员达数千人。此外，为盐业运输服务的短运牛车数百辆，外海木帆船100多艘（2000多吨位），内河运输船数百艘。因此民国时期浙江重镇、盐都庵东也一度被称为是繁华的“小上海”。

三、草帽业

（一）中国有名的草帽之乡

浙东一带是全国有名的草编之乡，据民国《鄞县通志》记载，唐代开元元年（713）鄞西出产草席，远销各地，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草帽即草编成的帽子，它是我国草编工艺品中优秀的民间工艺之一，明代鄞县农妇已有编席草帽的历史记载，取名“高旦”（仿照斗笠式样），供农民夏天遮阳之用。

长河自古就有植草和草编习俗，先民勤俭淳朴，因地处海滨之宜，从明成化年间起，就就地取材用塘涂上野生的萱麻进行编织，其易种易作，特别柔韧，常用于编织麻网、麻绳、麻席等，这是长河草编工艺发轫的雏形。

清亁隆元年（1736），宁波草帽编织工艺传入长河，当时会织布的将经纬编织技术运用于编帽技术。经一段时间努力，长河妇女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宁波妇女（据慈溪市政协所编的《工商经济资料》“长河草帽业”一文资料）。后又创新出“双钱、回龙、亮窗”等花式。凉帽畅销国内市场，小部分远销国外。长河草帽分一根芯与两根芯圆顶花边，深浅随时变化，熟练工每天可织编两顶，工资一角六分，遂成当地妇女主要家庭副业。“呈现出‘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的兴旺景象。”一般妇女收入不在纺纱织布之下。

民国初所纂的《余姚六仓志》有载：“草帽俗名凉帽，女工所制，曲塘、庙后桥、潮塘、长和（河）市皆有凉帽行专营是业，近以长和（河）出品为盛，土凉帽行销于嵊、甬、绍等处。”新编《慈溪县志》也载：“清同治年间，长河席草帽由私营帽行及贩客收购转卖宁波洋行运销国外。”^[13]民谣也传：“姚北三件宝，棉花、白盐、草凉帽。”

可见在清中期以后及民国初之际，长河草帽业已成为与鄞西草帽业齐名的浙东两大草帽生产基地，生产的草帽“巧夺天工，闻名中外，素有‘草帽之乡’美誉”^[14]。

（二）凉帽产销名冠全省第一

长河草帽业在清代主要生产凉帽，长河凉帽编织分高单和上箪凉帽两种，细分有圆头、尖顶、大帽、腰圆、破高旦等品种。凉帽细致紧密，光滑凉爽，柔软挺括。从草料到草凉帽要经拣选、梳理、编修、磨晒等多道工序，方成“凉帽”挡雨遮日，颇受农家喜欢。同治十三年（1874），乡人戎金荣在长河市大义房路口开设 金荣帽行，范秉三在戴家路桥开设永全草帽行，有凉帽行中第一、二家之称。产品远销宁波、嵊县、新昌各地，供山民、农民劳动所需，后又有龚孝裕、陆志尧等多人开设席草帽行。至清代晩期，长河凉帽业非常兴旺，帽业兴盛后逐渐取代了原主要产业麦冬业，光绪三十年（1904），长河凉帽商人遂将麦冬同业公会会址药王殿改为草帽集散地，放草收帽，热闹非凡，俗称“帽王殿”。民国四年（1915），长河土产草帽在巴拿马万国出口展会中展出，获三等奖。至此，长河帽业名声更为响亮，成为省内主要凉帽业产销基地，吸引大量采购商前来经营，长河市街也成为姚北重要集镇。民国元年（1912）和十八年（1929）草编产量名冠全省第一，被国民政府评为省一级县乡，被浙江省政府命名为“草编桂冠之乡”。^[15]

长河凉帽风行于世，不仅销往全国，而且还是清代浙江出口贸易的大宗产品，据《浙江通史·清代卷》中载：“除丝、茶外，浙江没有其他重要的大宗的出口土货，只有宁波一带的草帽尚有一定地位。1877年出口量高达1372万顶，价值18.3万两。此项出口带动了种植菅茅和编织草帽业的发展。”而这里所称的“宁波一带的草帽”主要指的是长河的草帽，长河老街周边现存的大量清代中晚期豪宅大院，大多为这一时期的草帽商人所建。

（三）金丝草帽的主要发源地

由于长河拥有全国有名、全省第一的草帽品牌和声誉，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起，国外金丝草帽商人便慕名来此，要求来料加工金丝草帽，由此长河便成为近代国内主要的金丝草帽业生产地。

据卢旦华等所撰的《长丰村志》载：

民国十年（1921），中西方商贸日益频繁，最早来我国发展金丝草帽、麻帽生产和出口的是法国永兴洋行……来华法国教士利用宁波鄞县史翔熊，以草料编织成“西式嘉禾帽”，质轻而花色多，主办草帽为主的工艺品输出销往美、法国等，这是宁波洋式草帽出口之前身……民国十一年春，宁波永兴洋行伙计，长河章家路村人、帽商陆志尧将金丝草引入长河，由陆妻试编成功，于是长河就出现了金丝草帽。当时余姚长河人张春尧、张善和、房其昌、龚孝裕和范月道等人，从宁波装运金丝草到素有生产席草帽基础的姚北长河市发展一根芯生产，把宁波一圈圈改为一排排（同业叫捏手对花）编织，这样编工就比两根芯还省，从此金丝帽由宁波转到余姚，以长河为中心生产地区，外销量也超过宁波鄞县。洋商闻讯长河妇女编艺精湛，工资低廉，感到有利可图而行之，遂来长河一带组织纺织成批草帽。

长河金丝草帽实行传统编织工艺程序，包括拣草、缚草、起顶、编帽、剪帽、洗帽、涮帽、漂洗、晒帽、磨帽、烫帽、验帽、装帽、出运等14道工序，一条龙服务。聘第一手鉴定人张大兴，第二手鉴定人胡松林。即先织成帽坯，剪去边缘余草，放到高度漂白粉溶液浸16个小时，然后用清水洗刷，再放到阳光下曝晒，最后用光滑的石蛋摩擦，用熨斗熨平，修光边毛。其特点为：外表光亮洁白，紧密均匀，美观雅致。

长河出口的金丝草帽，虽经10余道加工工序，但尚属半成品，到了外销地还要精细加工，制成男女各式礼帽，上浆装饰小羽毛，流行于西方上层社会交际场中。法、英等国的贵族妇人，随季节、服装变化而更换数顶金丝草帽。因此，长河金丝草帽在国外销量很好，特别是在欧美市场有良好声誉，深受西方上流社会女士青睐，据说“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喜戴长河金丝草帽”^[16]。

当时宝大帽行的门联也撰曰：

长河之滨，姑娘母亲手巧，几束飘飘金丝，编织头上彩云，打扮女皇陛下，丰姿绰约靓且丽；

潮塘路上，诗人战士心仪，一顶翩翩草帽，特写时代风尚，馈赠国际友人，风度潇洒倜而傥。

至今民谣也有流传：“十里长河无闲女，村村都是编帽人。巴拿马展奖金鼎，英皇爱作皇冠顶。”

从民谣可知金丝草帽编织已成为长河主要产业，继法国永兴洋行来长河开设金丝草帽行后，各类华洋帽行发展很快，从事金丝草帽业经营的行号像雨后春笋般遍布本地，编凉席帽的也大都改织金丝草帽，当时不仅妇女织帽，男人也织帽。并辐射至郑巷、低塘、周巷、逍路头、天元、高王、坎墩、百两桥等长河周边地区。长河一带草帽编织辉煌时期，年产金丝草帽达210万顶，为全国最主要的金丝草帽生产基地。民国十九年（1930），帽业专门金融机构正华银公司在长河成立，专营草帽押汇和抵押放款业务，在乡镇一级设立专门的帽业金融机构，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四）金丝草帽规模全国第一

据慈溪市政协所编的《工商经济资料·长河草帽业》一文载：“长河草帽辉煌时期……金丝草帽总产值达480万银圆，装运上海，行销美、英、法、日诸国。”

《长丰村志》也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出口激增，长河金丝草帽产量达210万顶（其中有部分存货），占宁波海关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

当时金丝草帽主要通过宁波出口，也有部分帽行联合在沪设机构，直接向洋行购草发帽。如前文所述，中国第一家金丝草帽行是永兴洋行，也是法商在我省最早经营金丝草帽出口业务的洋行，主办者是法国人“孟公”，后来奉调回国，由其弟“黄毛”负责，华籍经理是沈同甫。永兴洋行聘职员多人，其中当时长河人陆志尧就是该洋行伙计，雇女工在长河试编，一举成功后，永兴洋行收购从每月几十顶，陆续发展到几百顶、几千顶，与日俱增。后来其他外商和中国商人看得眼红，趁机继起。

民国十四年（1925），美商也从宁波来长河东街承福庵（房管所旧址）开设坤和金丝草帽行，并与上海坤和总行、宁波坤和支行合璧联营，聘请长河方东村人卢福林为坤和商行经理。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长河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帽行林立。大小帽行（庄）有130余家，最多时竟达200余家，较大规模的在20家左右。如坤和（卢福林）、宝大（陆志尧）、太仓（张春尧）、永生、永兴（张贞明）、联昌（周泉云）、汇泰（王明达）、生泰（王仁安）、益余、同春（张善禄）、鼎丰余、泉大、房昌记（房其昌）、胡源顺（胡松林）、京太、合大云、合大生（周泉生）、龚兴和（龚孝裕）、鲍元兴（鲍阿九）、茂昌、大兴（张大兴）、开贵、梅记、周鼎新、恒丰等。其中永兴、宝大、同春等均在沪设有分庄，自行出口外销。而宝大帽行又是其中的翘楚，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局动荡，海运阻塞，原料中断，金丝草帽出口额锐减，其他帽行也经营衰退，独宝大帽行开拓杭州湾海运至沪线，并成立“汇通报关运输公司”，贸易一如从前。

查统计资料，在其极盛时代，我国每年出口草帽额曾达将近美金一千万元之巨，而据新编《余姚市志》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全县有草帽编织户2.5万户，女工7.2万人，年产金丝草帽120万顶，玻璃草帽4万顶，席草帽4万顶，产值508万元。金丝草帽由美、英、法、德等国商行收购外销，二十三年出口210万顶。”^[17]

由此可知，以长河为主的余姚金丝草帽在全国草帽出口中占绝对主导地位，1928年余姚金丝草帽出口约占全国草帽总出口的50%，而1934年更是占到了将近90%，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金丝草帽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抗战胜利后，各行帽商重整旗鼓，但由于战祸频频，价低量少，生产不旺，仅有恒丰、梅记、利民合股帽业行及帽业运销站经营进出口业务。1947年8月，长河市恢复县草帽业同业公会，并在次年沪大名路设立“余姚县周朝镇长河市外销草帽生产合作社上海办事处”，但之后内战掀起，草帽事业虽未中断，也已奄奄一息，1949年出口草帽仅6万顶。新中国成立后，长河草帽业重获生机，时任省工矿厅厅长郭静唐委派施若愚组织3万妇女编织草帽，1950年5月设立省乡村工业改进所，成立余姚办事处，扶植金丝草帽生产，规定新出口草帽规格品质统一按欧洲标准。并组织辅导员30多人，分头下乡宣教和督导工作。为提高质量，将草料分别档级，设拣草工场（每顶草料二两重扎成一股），统一规格，制发帽坯，力求改进技术和帽样。当时全县编帽户有18个乡镇，1500小组，14000户，外销草帽12万顶。次年共计生产70万顶，为帽业首屈一指，创全国第一。

【注释】

[1]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金普森 、陈剩勇《浙江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3]纪立新《吴锦堂的国内事业与活动述论》（1905—1910），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

[4]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2页。

[5]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33页。

[6]方柏令《十里长街坎墩》，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7]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35页。

[8]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51页。

[9]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36页。

[10]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37页。

[11]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56—57页。

[12]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57页。

[13]慈溪市地方志编篆委员会《慈溪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7页。

[14]卢旦华等《长丰村志》，内部资料，第103页。

[15]余姚市政协文史委《余姚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四大产品获省桂冠”。

[16]卢旦华等《长丰村志》，内部资料，第109页。

[17]余姚市地方志编篆委员会《余姚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