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三北商帮形成的主要背景

一、地理环境背景

三北一带地处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近现代三北商帮的形成与三北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首先，三北的滨海优势决定了区域的开放优势。根据相关研究，从地理环境的背景来看，与平原地区相比较，山区一般相对保守，然后沿江地区又比平原地区开放，而滨海地区又比沿江地区开放，在各区域环境中，以滨海地区最具开放优势。三北地处东海沿滨，世代受海洋文化开放性的熏陶，是国内较为开放的区域。这是三北地理环境的第一个背景特点。

其次，三北地理环境又具有明显的水上交通优势。一方面，古代运输以水运（包括海运）为主，三北一带的众多通海江浦基本上都是大大小小的港埠，从东到西有镇龙浦、淞浦、古窑浦、淹浦、蛟门浦、洋浦、水云浦、四灶浦、周家路江、垫桥江等数十处，海上运输十分便利。另一方面，三北一带又疏浚有快船江、东横河等主要水上运输大动脉，直通姚江，然后经姚江东可去宁波各地，西出姚江接京杭大运河可至全国各地。因此，在以水路、海路运输为主的古代及近代时期，三北的运输条件比较优越，交通十分便利，货物进出流通有较大优势。

再次，三北地理环境又具有贸易中心的传统优势。从地理位置来看，三北一带地处中国沿海南北中端，是我国传统南北洋的交汇处。从东西方向来看，三北西部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地区，历史上被誉为中国赋税之地、财富之地；三北一带东部，隔洋便是日本、朝鲜，与中国航线最近，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贸易国家，在历史上就与三北地区有长期通商贸易的传统。由此可知，三北一带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的贸易地理环境中处于较为核心的地位，也是历史上全国三大港口之一的明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南洋和北洋的运输船只可直通三北诸港避风、补给、停泊、贸易，而东洋诸国也纷纷来此贸易通商。三北一带成了宁波港的一个重要物资集散地。

近现代三北商帮的形成与三北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滨海开放的优势、海运水运交通的优势以及地处核心圈的贸易优势是近现代三北商帮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产业环境背景

近现代三北商帮的形成与三北产业环境背景也有重要关系。

三北区域是历史上几次围海筑塘后逐步形成的。早在汉代及唐宋时期，三北南部沿山一带就是中国瓷器的生产中心，在沿山一百多里的山麓滨海之处分布有大量的制瓷窑场，所生产的瓷器不仅用于进贡宫廷，还流通至全国甚至世界各地。

瓷器产业在三北辉煌了将近一千年，全国规模最大的瓷业中心的地位也奠定了三北一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瓷器贸易中心。这一时期，国内外的瓷器商人纷纷至此，运回去大量的精美瓷器，从此，也使三北一带成了“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

南宋以后，随着南宋朝廷将设在三北寺龙口一带的官窑转移至杭州，瓷业在三北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盐业和棉业成为三北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柱。

盐业和棉业是三北地区历代围塘的产物。唐代以后，三北地区围海造田步伐加快，大量的海域在筑塘后被改造为涂田。筑塘围垦的涂田碱性很高，因此一般先予以制盐，待淡化后即成为种植棉花的最佳土壤。三北的盐业和棉业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宋后三北一带已成为两浙最大的盐场，由于盐业为国家赋税之大宗，故史称为“东南赋税之最”。

而盐业作为国家的主要垄断产业，朝廷通过实施盐引制，也培育了大量以经营盐业致富的巨商。三北一带是国内盐业生产的主要区域之一，也是盐商联系最为频繁的区域，国内大盐商还通过相关代理人从事盐业收购、运输业务，也在区域内形成了市场，搞活了商贸氛围。

元代起三北一带也已成为国内主要产棉区，在《元史》所设的各地木棉司中，以三北为主要区域的浙东木棉司排名第一。明代中后期，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萌芽，以棉布纺织为主的纺织业已在三北一带蓬勃发展，说明三北彭桥、白沙、沈师桥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区域之一。

盐业和棉业的产业优势，推动了三北一带早期商品经济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比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柴美德就是早期三北商人的典型代表。史料载，柴美德长年从事海外商品的买卖，是海商们的大客户，手下有武装家丁数百人。这一时期，在三北一带滨海还开始广泛种植药材麦冬等，是国内最著名的浙麦冬生产基地。

总之，三北一带盐业、棉业、药业等具有较大优势的产业环境背景，对三北商帮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此外，产业环境背景对三北商帮的发展也有重大推动作用。

三、政治环境背景

政治环境背景是近现代三北商帮形成的主要决定因素。

明代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他的视野决定了明朝的立国政策不可能像唐宋那样非常开放，而是非常保守的。朱元璋杜绝了绝大部分与国外的海外贸易，除了开放几个以朝贡贸易为主的贸易口岸外，把中国对外的一切大门全部关闭。由此，自宋代已经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态势在明初逐渐终结，中国又倒退回到了以自耕自给为主的农业经济时代。

明代的倭寇入侵就像是清代鸦片战争的一次预演。明朝高高的围墙把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与海外贸易的滚滚热潮堵得严严实实，于是要求通商的海内外利益集团合伙打破围墙，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浪潮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但是保守的明政府一开始没有采取开放的政策，而是极力围堵、清剿，终使冲突越来越大，双方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为缓解国内外的各种压力，终于被迫开放海禁，使原本高严的围墙、封闭的大门逐渐有所开放，由此倭寇之乱也得以平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及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背景，也即政治环境背景。政策的松动和开放，是明代中后期民营商品经济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之一。

与此相关，此后不久，当时的宰相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改变了赋税制度，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一条鞭法”改革，实行赋役折银征收，从而把农民从土地和劳役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而人员的相对自由流动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张居正还试图改变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为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些三北的农民和商人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往区域外流动，远至苏杭、南京、北京等地。还与其他宁波国药商人一起创建药业鄞县会馆等等。

鄞县会馆的创立，一般认为是近现代宁波帮形成的标志之一，由于三北药材商人是宁波药材商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鄞县会馆的创立，也可以认为是近现代三北商帮发轫的源头。

政治环境背景的影响，还在于清康熙年间继清初实行海禁后重新开放，不久又在全国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其中浙海关设于宁波，海关下又设17处分口，三北地区的古窑（含旁口邱洋）是浙海关17处分口之一，此举对三北境内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鸦片战争后，包括宁波、上海在内的五口相继对外开放通商，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口岸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三北商人因地理之利纷纷走至宁波、上海，至民国时期终成为上海商界的重要领军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