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际化过程模型研究评介与未来展望

吴　波　董朝伟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本文在系统梳理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根据过程模型的演进过程,从最初的U模型到后来的I模型再到N模型,依次介绍了国际化过程研究的核心变量和结构框架。综合三个模型,可以得到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的核心观点:面对外来者劣势,国际市场的经验知识获取成为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经验知识获取驱动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资源承诺升级,从而使得国际化表现为动态发展的过程;经验知识来源的多元化使得企业国际化进程表现出多样性路径。最后提出了国际化过程机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过程　经验知识　资源承诺　企业网络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围绕企业跨国经营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其中,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企业国际化是否存在一般性过程。如果存在,那么这个一般性国际化过程的核心机制是什么?对此,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针对国际化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Johanson&Vahlne首先提出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化的渐进性过程机理,拉开了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及后续不断修正发展的序幕[1]。企业国际化过程机理研究关注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企业跨越地理边界实现扩张发展的路径与方法,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为所凝练的企业国际化过程模型。随着企业国际化实践的多样性加上持续演化,过程模型也在不断演进。基于最初的渐进性扩张特征,Uppsala大学的学者及其追随者先后提出了Uppsala模型(简称U模型)和与创新相关联的国际化模型(简称I模型)[2]。90年代后,随着天生国际化现象的涌现,国际化过程模型也随之深化,提出了企业国际化的网络模型(简称N模型)。U模型认为国外市场经营范围渐进扩张是经验知识获取和日益增加资源承诺的互动过程。该模型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当前经营活动获得经验知识,经验知识有助于企业识别机遇、规避风险[3],进而增加在该市场的资源承诺,使得企业实现跨国的逐步扩张[4]。I模型认为企业国际化只要遵循特定的“出口过程”就能取得成功,因此I模型又被称为“出口过程”模型[5]。该模型将企业所处的每一个出口阶段都视为是一种创新,并认为企业国际化行为就是企业沿着各个阶段渐进发展的过程[6]。在天生国际化现象的挑战下,N模型则突破了国际化的渐进特征,把网络纳入核心概念,认为企业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嵌入一定的关系网络之中,企业在与网络伙伴互动的过程中,通过组织学习、信任构建和关系承诺的交互作用,获取有关机遇与风险的经验知识,进而实现企业或者渐进性或者突变式的国际扩张[7][8]。下面,本文将详细综述以上三大国际化过程模型,最后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二、企业国际化过程之U模型

“二战”之后,跨国公司掀起了全球发展的浪潮。在这一阶段,企业跨国经营表现出典型的渐进发展特征。到60年代初期,企业层面的企业成长理论(Penrose,1959)、企业行为理论(Rogers,1962;Cyert&March,1963)不断涌现,为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U模型得以产生。U模型主要从行为层面解释企业国际化过程,认为在东道国的资源承诺是国际化拓展的阶段性标志,而资源承诺的做出又依赖于之前经验知识的获取,因此经验知识获取与资源承诺的互动关系是U模型的核心变量,并以此构成其核心结构框架[1][3][4]。在两者互动的过程中,企业国际化总体表现为一个渐进性资源承诺过程,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干中学”的组织学习机制(Quinn,1980)。

(一)经验知识特征及获取方式

U模型认为,缺乏国外市场经验知识是国际化经营的主要障碍[1]。因此,经验知识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征(Pedersen等,2001)。

第一,对企业国际化过程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市场相关的经验知识,主要来源于当前商业活动,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3][8]。Johanson&Vahlne[1]把知识区分为经验知识与客观知识,其中客观知识易于转移,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市场调研甚至公共机构免费获得[9]。而经验知识由于其知识隐性特征,其获取主要来自于企业当前的商业活动[1][3],即“干中学”的过程。因此,企业所拥有的经验知识就与企业跨国经营时间积累紧密相关(Eriksson等,1998)。第二,经验知识的难以转移性。由于国外市场的异质性,某一市场上获取的经验知识很难转移到也很难应用于其他市场[1][3]。同时,在“干中学”的过程中,经验知识嵌入个体员工之中,即主要通过个体经验获得,企业员工成为经验知识的储存库[3][4][7]。并且,这种经验知识难以在员工之间进行有效转移,这就限制了跨组织的知识转移,所以企业跨国经营在地域方面的变化成为影响经验知识获取的重要因素[10]。第三,经验知识的获取使得企业能够识别市场中的机会和风险,进而驱动了对国外市场不可撤销的资源承诺,即Johanson&Vahlne提出的企业国际化卷入程度[1]。然而,随着组织学习理论的不断发展,Johanson&Vahlne[1]对经验知识的描述已得到不断深化和丰富,如今经验知识在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和特征要远比U模型提出的唯一决定论复杂得多[11][12]。特别是经验知识和客观知识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即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可能渠道,成为之后U模型转化为网络模型的重要原因(Pedersen等,2001;Hedlund,1994)。

(二)经验知识和资源承诺的互动作用机制

U模型认为,经验知识和资源承诺的相互作用是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核心机制,两者的互动驱动企业不断进入新的国家市场[7][8]。从静态的角度,U模型认为随着经验知识的积累,企业对某一市场的资源承诺将会逐步增加。一般而言,企业感知到的市场风险越高,企业进行资源承诺的概率越小;而企业感知市场风险取决于自身的经验知识,所以,所获得的市场经验知识越多,则其感知市场风险越低[4],当感知市场风险低于其最大可承受的经营风险时,企业便逐步增加投资规模,提高其在新市场的资源承诺[1]。同时,经验知识的积累也有助于市场机遇的发掘,从而强化其在特定市场上的资源承诺[3]。从动态的角度,当前的经验知识与资源承诺又会影响到下一阶段的经营活动,及其所带来的经验知识和资源承诺(如图1所示),从而推动企业国际化行为的扩张/收缩。当然,经验知识与资源承诺的互动,将会使得其国际化过程表现为显著的路径依赖性:一系列国外经营活动,使得企业不断积累所需经验知识,并越来越熟悉当前的商业活动[13][14],进而继续在该市场投资,而不是去尝试涉足新市场[3]。经验知识与资源承诺的静态关系和动态演进,使得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表现出典型的渐进性特征:一方面,在地理空间的扩张上,企业国际化通常首先在一个或少数几个邻国市场上进行扩张[15],随后才会进入更远的市场,即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及远”的原则向外扩张[4];另一方面,在国际化项目选择上,企业对市场的资源承诺呈现出“由易到难”逐步加大投资的过程[3],即由偶尔的出口活动,到通过代理商出口,再到建立销售子公司,最后到建立生产基地[15]。

图1　U模型的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参考文献[14]。

(三)U模型的理论贡献与研究不足

U模型聚焦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动态学习,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国际化的渐进发展特征。U模型的理论基础包括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以及后来蓬勃发展的资源基础理论和Cyert&March(1963)的企业行为理论。这两大理论应用到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之中,自然得到了U模型的两个核心假设:企业的有限理性和经验知识的核心作用(郑准,王国顺,2008)。一方面,企业有限理性决定了企业掌握的国际化经验知识是有限的,加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国际化行为呈现为渐进性特征[8];另一方面,企业获取的经验知识是企业成长的核心资源,在企业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这一核心资源具有难以转移性[1]。因而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就是通过之前的资源承诺来积累国际市场的经验知识,并有效利用这一经验知识,开展新一轮的资源承诺实现国际化拓展的过程。因此,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简单有力的逻辑推导,赋予U模型以理论美感,迅速获得了理论界的关注,也成为解释企业渐进性国际化现象的核心理论。

当然,基础理论的不断拓展以及国际化过程一系列新特征的出现,使得U模型也表现出自身的理论不足。一是把经验知识获取方式视为绝对,认为企业只有到特定市场上直接经营才能获取经验知识,而没有考虑跨国公司为降低经营风险而采取的间接经营方式和间接知识获取渠道,因而难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跨国公司广泛采取的出口经营模式[16],以及90年代的天生国际化现象,这也是之后I模型和N模型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二是把企业国际化过程视为“由易到难”的渐进进入方式,但并没有指出每个阶段的具体过程,这也引发了重点关注企业出口阶段的I模型,以及基于网络视角探究企业国际化从网外到网内转变的N模型的提出。

三、企业国际化过程之I模型

20世纪70年代末,跨国公司的外部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动荡多变,以跨国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国发展受到了抑制。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许多跨国公司开始重新通过出口进行国际化,而不是在东道国市场上直接投资,因此一些学者,如Cavugisl开始关注基于出口行为模式的企业国际化过程,并认为每一个出口阶段对企业来说都是一种创新,因此该模型也被称为与创新相关联的国际化模型(简称I模型)[16][17]。

(一)I模型的核心变量和结构框架

Bilkey&Tesar最早将出口行为作为研究企业国际化过程,他们在Johanson&Wiedersheim的基础上将企业出口过程分为由毫无兴趣到积极开拓出口市场等六个递增的阶段[5][15]。之后,Cavugisl正式提出I模型这一名称,并把企业国际化过程分成五个不同的阶段,即国内销售、出口前准备、积累出口经验、积极出口、直接投资,认为每个阶段对企业来说都是一种创新,因此该理论可以称为创新模型[17]。后来的研究中,Reid(1981)、Czinkota(1982)都将他们的模型定性为对出口行为的管理,并分别提出了出口行为各个阶段的划分(参见表1)[18]。

表1　创新模型发展历程回顾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参考文献[2]整理。

在各个渐进发展阶段划分后的核心变量依然是U模型所强调的经验知识,所以I模型是对U模型的深化;在此基础上,I模型重点关注了出口这一阶段,并提出了各阶段变动背后的创新机理,认为前一阶段的经验知识积累和由此带来的战略创新是推动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核心动力。通过表1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企业出口阶段的数量划分及对每个阶段的描述不尽相同。前两个模型都假设企业在第一个阶段对出口不感兴趣,而在第二个阶段愿意接受国外订单或开始对出口感兴趣,认为可能存在某种“推力”或外部交易机构推动企业创新性的出口决策[16]。而后两种模型都表明在企业国际化早期阶段,企业就具有出口意愿,这两个模型认为可能存在“拉力”或内部交易机构促使企业进入创新性的下一个阶段[4][16]。虽然学者们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创新驱动力有不同理解,但都认为出口是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第一步,随后才可能是建立合资公司或独资经营;这种向下一阶段推进的创新驱动力的基础是企业前一阶段所积累的有关国际市场的经验知识(Reuber&Fischer,1997)。

(二)I模型的理论贡献和研究不足

I模型以Rogers(1962)的过程阶段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为基础,将企业的国际化阶段都视为企业基于自身经验知识的战略创新:每个阶段的扩张都是建立在先前阶段的基础上(Reid,1981)[17];在创新驱动之下,企业在高级阶段要比低级阶段拥有更多的经验知识,这又带来新的创新及更高级的国际化阶段(Czinkota,1982)。相对于U模型,I模型在强调经验知识这一核心概念的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突破。一是,对企业国际化的过程进行了更为清晰的阶段划分。这种阶段划分不仅关注了出口与直接投资之间的区别,也重点关注了出口的阶段性。二是,在区分出口与直接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经验知识来源的唯一性限制。既然出口依然能够获得经验知识,那就意味着直接投资并非经验知识的唯一获取途径,通过出口形式的间接接触依然能够有效提高企业有关目标市场的经验知识,从而推动企业国际化阶段的提升。三是,经验知识通过创新来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U模型认为经验知识的积累直接推动在东道国市场的资源承诺。与之不同,I模型认为企业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才能推动国际化进入更为高级的阶段。这种创新主要通过企业的动态决策机制驱动[17],具体表现为企业家的创新意志(对中小企业而言)、组织结构的协同创新(对大企业而言)[18]。

I模型虽然提出了有别于U模型的创新之处,但是也存在明显不足,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I模型所提出的国际化阶段性划分明显不适用于“天生国际化”现象(Oviatt&McDoughall,1994;Madsen,2000),这就意味着U模型与I模型所强调的渐进性国际化观点必须做出调整。其次,受制于组织学习理论发展的限制,I模型虽然提出了出口这一经验知识的间接组织学习方式,但是却没有提出或者应用新的概念和框架对此进行深化。之后组织学习理论的不断发展,企业逐步认识到间接学习——特别是基于网络的组织学习——是组织学习的重要方式,从而推动企业国际化模型从I模型发展到N模型。最后,I模型虽然提出创新的重要意义,但是却没有对创新做进一步研究。这就大大限制了I模型的理论深度。总之,I模型虽然对U模型进行了改进,认识到经验知识来源的非唯一性,但是还没有提出有效的概念分析框架,同时对经验知识获取之后的创新也缺乏更加深入的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U模型和I模型都认为企业国际化是经验知识积累的过程,需要依赖固定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显著的渐进性特征。U模型遵循“由近及远”的地理空间边界,I模型则遵循“由缺乏兴趣到深入卷入”的时间边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部分中小企业从建立初期就迅速走向国际,一些学者对这种“加速国际化”现象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天生国际化”理论(Oviatt&McDoughall,1994;Madsen,2000),直接对U模型和I模型的渐进国际化过程观点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与基于个体经验知识的个体国际化过程不同,以模仿国际化为特征的国际化烟花效应开始受到关注。具体来说,不是一家企业独立进行国际化,而是来自同一东道国的大量企业基于模仿策略开展群体国际化(Guillen,2001;Henisz&Delios,2001;Gimeno等,2005),或者大量企业群体基于模仿策略共同进入同一东道国(Xia等,2008)。因此,面对天生国际化和模仿国际化理论,基于直接有关东道国市场经验知识的渐进性国际化过程模型受到了重大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企业国际化过程模型从U模型和I模型发展到基于关系网络的网络模式,即N模型。

四、企业国际化过程之N模型

面对天生国际化和模仿国际化理论的冲击,以及现实中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多样性特征,Johanson&Vahlne开始承认企业国际化可能并不存在固定的阶段与路径(例如服务业和制造业)[19]。但同时,也坚持多样化的国际化过程背后的机理依然没有脱离“经验知识积累和市场承诺的动态互动过程”。于是,在借鉴组织学习理论,特别是企业网络理论的相关概念之后,Johanson&Vahlne构建了以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国际化过程模型(简称N模型),该模型以网络理论为基础对企业国际化行为做出新的解释[20]。

(一)N模型的核心变量及其结构框架

早期经典的国际化渐进拓展模式之外,以快速国际化为特征的天生国际化和以烟花效应为特征的模仿国际化成为两个国际化过程模型所必须解释的现象。为了有效解释企业国际化多样性扩张路径,不同的学者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为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诸多可能(Coviello&McAuley,1999),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关系网络概念。Johanson&Mattsson(1988)首次提出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关系网络,认为关系网络是解释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核心视角,这也成为N模型的核心变量:与U模型和I模型不同,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得经验知识的重要途径,从而影响了企业国际化的多样性扩张路径。

天生国际化理论认为,中小企业可以直接开展国际化经营而不必经历一个不断获取经验知识的过程,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创立者或经理人先前的国际市场工作经历,帮助他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处理复杂国际运作及风险和资源评估的经验(田家欣等,2012),这些先前经验使企业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能够催化企业快速获取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经验知识[22]。为了应对该理论的挑战,国际化过程研究者在保留U/I模型所强调的经验知识获取这一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放弃了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固定路径观点,吸收了企业网络理论的研究成果,认为天生国际化的企业家进行国际化业务开展依然需要根据其在东道国的经验知识,只不过这种经验知识来自于其个人经历及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这种来自关系网络的经验知识加速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因此,天生国际化理论并没有跳出经验知识学习及相应的资源承诺(Johanson et al.,2009)。

同样,模仿国际化认为企业会选择模仿那些已经开展国际化的企业,从而使得整个国际化过程表现为群体性行为,即典型的烟花效应(Guillen,2001;Henisz&Delios,2001)。对于烟花效应背后的机理,已有研究主要从新组织制度理论开展了研究,认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制度合法性压力将会强化决策者的模仿动机,即模仿其他决策者的抉择[23]。基于合法性获取视角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更倾向于模仿那些与之类似的企业、地位更高的企业、更成功的企业,以及大多数人选择的决策[24][25][26][27][28][29]。合法性获取逻辑的理论基础为间接学习(vicarious learning),即通过观察到网络之中其他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进而选择模仿以跟进,从而使得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烟花效应。在模仿国际化之下,企业虽然在国际化之前自身并不独立具备相对完备的经验知识,但是这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知识可以认为储存于所模仿的其他企业之中,即企业所嵌入的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模仿国际化依然是经验知识与资源承诺的互动演化过程,只不过之中经验知识并非储存于企业本身,而是存在于企业所嵌入的网络之中(Johanson et al.,2009)。因此,在对天生国际化和模仿国际化研究的过程中,N模型自身也取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的核心理论。

在应对天生国际化和模仿国际化挑战的同时,N模型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结构框架,在继承U模型和I模型所强调的“经验知识与资源承诺关系互动”这一核心逻辑的同时,提出了“网络”“信任”“关系承诺”“市场机遇”等四大核心概念所构成的结构模型。首先,企业嵌入的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取经验知识、进而发现市场机会以开展国际化的核心来源。Johanson和Mattsson(1988)认为,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关系网络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企业国际化所依赖的经验知识都可以从企业所嵌入的关系网络之中有效获取和利用。当然,这种网络表现为不同的关系、结构及性质。一是基于强关系的直接学习机制。企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之间的强关系网络有利于企业之间隐性知识的传递[30][31],所以企业国际化所依赖的经验知识可以通过企业所嵌入的强关系实现有效传递,这就突破了U模型所强调的基于直接经验的“干中学”的知识获取方式。因此,天生国际化的企业事实上就是通过了企业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特别是企业家本人所拥有的强关系网络(包括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来快速获取有关国家市场的经验知识,从而实现快速国际化。二是基于弱关系的间接学习机制。除了强关系之外,企业也可以通过有效监控网络中的同行企业进行间接学习。由于竞争关系,同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弱关系,企业通过监控同行企业的行为,可以有效揭示该同行企业所拥有的经验知识,从而开展模仿国际化。所以,企业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构成了企业获得和利用经验知识的重要渠道,这也成为N模型相对于U模型和I模型的最大创新之处。

其次,企业国际化的核心表现是信任关系的构建和关系承诺的做出。基于网络的经验知识,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会重点识别可信任伙伴,构建彼此的信任关系,这对于之后的关系承诺,以及进而构建和拓展自己的关系网络至关重要(Johanson&Mattson,1993)。信任关系是一种双边的共同认知,是一种非合约机制,具体表现为真诚合作的意愿、公平交易的态度及良好声誉的关注(Dyer等,2000)。经验知识的积累与合作伙伴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将会促进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关系承诺。在这里,资源承诺已经不再是经典U模型和I模型所强调的渐进性投资,而是表现出多样性的投资策略,例如天生国际化所强调的投资节奏的加速、模仿国际化所强调的投资策略的趋同性特征。多样性关系投资策略背后的机理依然是企业直接和间接获得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的多寡以及经验知识的详尽程度决定了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关系承诺[7]。最后,信任关系的构建和关系承诺的做出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的网络位置及由此而带来的经验知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由此而做出的关系承诺,使得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并由此占据特定的网络位置,进而为企业获得有关东道国市场的经验知识奠定基础。

因此,在N模型之中,网络位置与关系承诺之间的互动就推动了企业国际化的多样化路径[32]。一方面,企业嵌入的关系网络为企业提供了国际市场的经验知识,这些经验知识有助于识别市场机遇和风险,进而识别出了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并开展下一阶段的关系承诺[33];另一方面,不同的关系承诺水平又决定了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关系嵌入程度[34][35],从而影响了企业可以获得的有关国际市场的经验知识。网络位置与关系承诺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网络模型的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参考文献[17]。

(二)N模型的理论贡献与研究不足

N模型以关系网络为核心变量,认为企业国际化过程是网络位置与关系承诺互动而形成的复杂过程,有效解释了企业国际化的多样性扩张路径,推动了国际化过程理论的进展[7]。在理论基础方面,N模型主要借鉴社会网络理论(Granovetter,1973),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视为一个关系网络,并认为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经营活动要受到所嵌入关系网络(包括个人网络)的影响[7]。以网络为基本视角,结合组织学习理论,N模型在以下两个方面推动了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的发展。第一,借鉴网络理论,有效解释了企业国际化的多样性过程。U模型和I模型认为企业国际化存在固定的渐进性过程,难以解释2000年以来的天生国际化和模仿国际化现象。N模型通过引入关系网络概念,承认经验知识学习的各种网络机制,认为基于强关系的直接学习机制和基于弱关系的间接学习机制都可以有效获得网络伙伴的经验知识,从而有效解释了国际化的多样性扩张路径,推动了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发展。第二,网络概念的引入,为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方向。在有效解释天生国际化和模仿国际化的同时,网络概念的引入,使得N模型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复杂行为,特别是国际化过程中的创新机制。

当然,现有的N模型在提供了国际化过程研究基本思路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一是,N模型中的网络概念虽然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但是在具体性质和界定方面还不够清晰。个人网络、社会网络、商业网络均可能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依托,并且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关系与结构性嵌入。因此,网络在提高N模型解释力的同时,也出现了模型本身的含糊性,这与U模型的简洁难以比拟。二是,N模型的网络概念在具体实证研究中的量化存在较大难度。网络本身在测量上就存在较大的难度,而对国际化过程中复杂的关系网络来说,网络的刻度就更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N模型在实证研究方面的深入发展。三是,N模型,包括之前的U模型和I模型,均忽略了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内部能力的影响。三个模型均以中小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强调了外在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影响,认为国际市场经验知识获取是企业国际化的核心问题。以上三个模型均忽略了经验知识获取对于企业内部核心能力的影响,从而使得国际化过程表现为单向的经验知识持续获取的过程。而事实上,企业核心能力、动态能力都在经验知识获取过程中演进,从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的经验知识获取过程。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本文梳理出企业国际化过程的三个核心模型,分析了它们的理论基础、核心变量和结构框架。U模型、I模型和N模型作为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式的模型,具有一贯的理论内核,即关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经验知识与资源承诺的互动机制”。同时,三个模型也具有各自的核心变量和结构框架。所取得的核心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面对外来者劣势,国际市场的经验知识获取成为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经验知识获取驱动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资源承诺升级,从而使得国际化表现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经验知识来源的多元化使得企业国际化进程表现出路径多样化。

尽管本质上都认为企业国际化扩张是一个经验知识累积的过程,但三者之间在理论逻辑和过程特征等方面的认识还存在差异。对于经验知识的来源,U模型认为经验知识唯一来源于企业直接的东道国经验;I模型则认为除了直接的东道国经验之外,间接的出口也是获取经验知识的重要来源;N模型则认为存在广泛的网络关系以获得和利用经验知识。对于国际化过程特征,U模型和I模型均强调渐进性的国际化路径;U模型强调了多样性的国际化路径,既可以是渐进性国际化,也可以是天生国际化和模仿国际化。对于经验知识累积所带来的质变特征,U模型并没有明显提出来;I模型则强调了阶段之间演进的背后需要以创新为基础,即基于经验知识的创新,才能够实现资源承诺的升级,但是I模型对该创新机制并未深入探究;而N模型则强调了经验知识的累积将会带来企业网络位置的变化,从而影响企业的关系承诺,但是对网络位置变化对关系承诺的具体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根据文献梳理,我们认为,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还有待深化:

第一,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及其对国际化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之前已经指出,网络概念的引入为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是也因为网络本身界定的模糊性使得N模型失于精确与简洁。这也说明,必须对国际化企业所嵌入的关系网络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才能够让关系网络模型更精确,也更具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网络边界及其刻度研究。事实上,国际化企业嵌入于不同性质的网络,拥有差异化的关系、结构与认知嵌入特征。前文所提及的个人网络、社会网络、商业网络均是国际化企业所嵌入的网络。除此之外,国际化企业还嵌入于其他形式的网络,例如东道国网络、母国网络,以及全球网络等。在清晰界定企业网络类型的同时,更要清晰界定网络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网络刻度方法,从而为N模型的拓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基础。二是,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网络位置及其演化机理研究。国际化企业在嵌入网络中的位置如何界定、如何划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网络位置与经验知识获取、关系承诺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分析网络位置的演化路径,从而明确国际化企业的网络嵌入策略。

第二,国际化过程中经验知识获取的多元机制及其共同作用机理。三个模型的演化可以清楚发现经验知识的来源趋于多样性,从U模型所强调的直接经验,到I模型所强调的出口贸易,再到N模型所强调的多元化路径。这就需要进一步开展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经验知识获取路径分析。虽然N模型提出了基于网络的多元化路径,提出了诸多的可能性,包括基于自身经验的“干中学”、基于强关系的直接学习机制及基于弱关系的间接学习机制,以此解释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诸多路径。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开展企业经验知识多元化获取机制的分类研究。在这里,除了之前基于关系层面的划分方式,还可以考虑从结构层面、认知层面进行划分。划分方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对国际化经验知识获取路径研究的深入,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二是,不同知识获取路径对企业国际化经验知识获取的共同影响。不同渠道可以获得和利用的国际化经验知识存在差异,并且对企业的国际化形成存在差异化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和测量不同渠道下获取经验知识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验知识获取的渠道组合模式及其对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影响。例如,基于自身直接经历的“干中学”与基于网络的直接和间接学习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是否存在差异,存在何种差异,自身经历与网络学习两种渠道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两者之间如何组合才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

第三,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多样性路径的演化机制研究。U模型和I模型强调了企业国际化的渐进性特征,N模型则关注了天生国际化和模仿国际化中的突变性特征,从而使得企业国际化表现出多样性扩张路径。那么,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是多样性的国际化扩张路径能否进行系统的分类,不同的国际化扩张路径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果存在关联,能否用一个系统的演化模型来分析企业国际化路径。这就需要我们具体探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国际化扩张路径划分与关联机制的分析。渐进性国际化与突变性国际化路径能否进一步细分,或者是否存在国际化扩张路径的其他划分方式,例如前进式国际化和衰退式国际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国际化路径的关联机制,从而为企业国际化路径建立更为系统全面的图景。二是,多样化路径的演化机制研究。在国际化路径系统全面图景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纵向研究和横向对比分析,构建系统的国际化不同路径之间的演化机制,从而对企业国际化过程形成清晰的演化路径,能够更为精准地界定现实世界中企业国际化的暂时性特征和趋势性特征。

第四,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三大国际化过程模型主要以发达国家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未来可以以发展中国家企业为对象,结合已有理论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不仅可以丰富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的实证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推动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至少表现出两点不同:先验地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全球网络。那么,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过程有何新特征?新特征能否用已有理论有效解释?如果不能,又如何进行理论创新?这些都是极为有趣的研究。同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对我国来说尤其有意义。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政策引导下,已经开始了大范围的国际化拓展;目前中国政府又更为具体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拓展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方向。与此同时,这也急需我们开展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指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拓展策略,同时也可以为中国政府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参考文献

[1]JOHANSON J,VAHLNE J 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7:23-32.

[2]王增涛.企业国际化:一个理论与概念框架的文献综述[J].经济学家,2011,(4):96-101.

[3]JOHANSON J,VAHLNE J E.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0,7(4):11-24.

[4]FORSGREN M.The concept of learning in 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a critical review[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2,11(3):257-277.

[5]BILKEY W J,TESAR G.The export behavior of smaller-sized Wisconsin manufacturing firm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7:93-98.

[6]CAVUSGIL S T.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firms[J].European Research,1980,8(6):273-281.

[7]JOHANSON J,VAHLNE J E.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 revisited:From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o 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9):1411-1431.

[8]JOHANSON J,VAHLNE J E.The Uppsala model on evolu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business enterprise-from internalization to coordination of networks[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2013,30(3):189-210.

[9]MEYER K E,GELBUDA M.Process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in CEE[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6,46(2):143-164.

[10]ERIKSSON K,JOHANSON J,MAJKGÅRD A,et al.Effect of variation on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J].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Organization,2000:26-44.

[11]LUO Y,ZHAO H,WANG Y,et al.Venturing abroad by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11,51(4):433-459.

[12]CHANDRA Y,STYLES C,WILKINSON I F.Opportunity portfolio:Moving beyond single opportunity expla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4:1-30.

[13]HUBER G P.Organizational learning:The contributing processes and the literature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88-115.

[14]LEVITT B,MARCH J G.Organizational learning[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8:319-340.

[15]JOHANSON J,WIEDERSHEIM F.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firm—four swedish cases 1[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75,12(3):305-323.

[16]ANDERSEN O.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firms:a cri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3:209-231.

[17]CAVUSGIL S T.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firms[J].European Research,1980,8(6):273-281.

[18]REID S D.The decision-maker and export entry and expans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1,12(2):101-112.

[19]JOHANSON J,VAHLNE JE.Commitment and opport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A note on 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6,46(2):165-178.

[20]JOHANSON J,VAHLNE J E.Business relationship learning and commit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2003,1(1):83-101.

[21]MEYER K,SKAK A.Networks,serendipity and SME entry into Eastern Europe[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02,20(2):179-188.

[22]OVIATT B M,MCDOUGALL P P.Defining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odeling the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5,29(5):537-554.

[23]DIMAGGIO P J,Powell W W.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2):147-160.

[24]HAUNSCHILD P R.and Miner,A.S..Mod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The Effects of Outcome Salience and Uncertaint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3):472-500.

[25]LU J W.Intra-and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ve Behavior: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on Japanese Firms’Entry Mode Choi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2,33(1):19-37.

[26]GUILLÉN M F.Structural inertia,imitation,and foreign expansion:South Korea firms and business groups in China[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3):509-525.

[27]BRUNEEL J,YLI H,CLARYSSE B.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how congenital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ubstitute for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young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J].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0,4(2):164-182.

[28]BELDERBOS R,OLFFEN W V,ZOU J.Generic and Specific Social Learning Mechanisms in Foreign Entry Location Choi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1,32:1309-1330.

[29]GABA V,TERLAAK A.Decomposing Uncertainty and Its Effects on Imitation in Firm Exit Decision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3,24(6):1847-1869.

[30]UZZI B.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The network effec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4):674-698.

[31]HANSEN M.The search-transfer problem:the role of weak ties in sharing knowledge across organization subuni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9,44(1):82-111.

[32]JOHANSON J,VAHLNE J E.Markets as networks: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making[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11,39(4):484-491.

[33]SOLBERG C A,Durrieu F.Access to networks and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precursors to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2006,46(1):57-83.

[34]PENG M W,MEYER K.International business[M].London:Cengage Learning,2011.

[35]许晖,许守任,王睿智.网络嵌入、组织学习与资源承诺的协同演进[J].管理世界,2013,(10):14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