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研究

吴　波　魏　菲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对于总部迁移区位选择,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逆向迁移问题。学者们基于理性选择视角,以新经济地理学派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外部集聚观理论,认为总部更倾向了迁往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后文把二者简称为区位优势)更为显著的区位,通过获得迁入地更高的区位优势提高总部运营效率。尽管我国学者也证实了外部集聚观,但主要采取的是描述性分析,相关的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尤其是缺乏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实证研究。为此,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其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验证了外部集聚观在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中的部分适用性,其中,总部集聚优势对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但信息沟通优势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总部迁移　区位选择　总部集聚优势　迁移距离　区位网络嵌入性

一、引言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2009;71202111);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13ZJQN057YB);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科)重大项目;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3100XJ1514011)。

天猫总部迁至北京,阿里巴巴启动“杭州＋北京双中心战略”的消息近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事实上,总部迁移现象由来已久。尤其自2000年开始,中国企业掀起了总部迁移的浪潮。经过多年发展,随着企业总部职能的独立化,总部区位的再选择成为企业区位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此,众多企业总部携带其核心研发部门、营销部门进行跨区域迁移,以实现企业再次成长。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从2000年到2007年,共发生了86起总部迁移案例[1];据本研究统计,2008年1月至2013年2月,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发生的总部迁移案例达129起。

与之同时,总部迁移也引发区域政府的广泛关注,为避免本地企业总部外迁,也为了吸引外地企业总部的迁入,纷纷推出“腾笼换鸟”政策,通过打造“总部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报告(2013)》根据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政府服务和开放程度等多项指标评价将全国35个主要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进行评级。其中,第I能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个城市,第Ⅱ能级城市包括杭州、南京、天津、武汉、成都、宁波、重庆7个城市。报告显示,第I、第Ⅱ能级的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大型企业总部聚集的重要区域。从全国500强企业总部空间分布来看,拥有全国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最多的前10位城市中有8个城市属于第I、第Ⅱ能级的城市,这8个城市入选全国500强企业的数量占到全国的45.2%。同时,根据本文对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的分析,2003—2011年,在43个上市公司总部迁入地中,北京以迁入35家上市公司总部成为迁入上市公司总部最多的城市,而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则分别以迁入12家、9家、5家、4家上市公司总部位列2—5名,与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名基本一致。

与日俱增的企业总部迁移行为、我国政府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吸引优秀企业总部迁入,以及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迁入企业数量之间的一致性推动了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总部迁移研究的逐步深入,但整体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12]。对于总部迁移的目标区位选择,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逆向迁移问题。学者们基于理性选择视角,提出了外部集聚观。外部集聚观以新经济地理学派为理论基础,认为总部更倾向于迁往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后文把二者简称为区位优势)更为显著的区位,通过获得迁入地更高的区位优势提高总部运营效率[3][4][5],即目标区位指向区位优势跨度更大的区位。尽管我国学者也证实了外部集聚观,但主要采取的是描述性分析,相关的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尤其是缺乏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验证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是否与外部集聚观研究结果相一致,也为了找出影响区位对迁移企业总部吸引力的具体指标,进而为政府发展总部经济提出更为科学的政策建议,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其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基础

作为部分迁移的重要形式,企业总部迁移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于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理性选择视角,重点关注了企业总部的大城市集聚现象,认为总部迁移更倾向于指向外在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更为显著的区位,即外部集聚观。

在全球范围内,可以看出全球大部分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集中在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体系顶端城市[6][7][8]。世界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也呈现出在少数都市区集聚的现象[9][10],如美国上市公司中40%的企业总部集中分布在20个州郡[11]。在中国,受制于企业总部独立化发展的进程,尽管起步较晚,但是中国学者们也发现企业总部倾向于集中在中心城市:中国制造企业500强总部主要集聚在特大城市[12][13];浙江省民营企业调查显示,企业实施迁移的目标区位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14][15]。

针对总部集聚发展的典型现象,基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研究者认为,企业总部迁往大城市背后的核心动因是获取更高的区位优势。这种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16][17]。区位总部集聚优势又细分为三个方面:大量企业总部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多样性的商务服务优势;大量与之相关的高端人才集聚优势。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为提升总部自身职能的效率(例如会计、法律、人力资源、广告等),企业总部更倾向于迁往更具总部集聚三大优势的区位,以提升总部自身的运营效率[1][5][18][19][20]。除了总部集聚优势,备择区位更优的信息沟通优势,特别是航空优势,有利于总部与各个分支机构的信息沟通,成为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4][19]。因为企业总部是企业有效运营的中枢神经,担负着企业战略决策、资源配置、资本经营、业绩管理及外部公关等职能[21];而这些职能的实现不仅仅依赖于总部集聚优势,更依赖于总部对内部核心资源的有效控制与协同,这就需要两者之间有效的信息沟通。所以,备择区位更高的信息沟通优势就成为企业总部目标区位选择的重要原因[4][16][19]。

总体而言,外部集聚观基于理性选择视角,将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总结为区位优势(具体又可以细分为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认为企业会迁往区位优势跨度更大的区位。本文将以外部集聚观为理论基础,对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根据外部集聚观,企业总部更倾向于迁往更具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的区位[1][16],即选择区位优势跨度更大的区位。在理性选择视角之下,基于完全理性和完备信息假设,外部集聚观认为企业总部只要选择更具区位优势的区位,就能够自然而然获得迁入地优势,进而有效提高总部运营效率。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初步证明,备择区位更优的总部集聚优势,具体包括知识溢出效应、商务服务优势、高端人才集聚优势,使得企业总部能够有效执行总部职能,提高职能效率,从而引发外部企业总部的迁入[1][5][18][19][20]。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中航重机于2010年将总部由贵阳迁往了北京。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H1:企业总部更倾向于选择区位优势跨度更大的区位。

企业总部是企业运营的核心,不仅涉及企业战略、法律事务、研发设计、财务融投资、人力资源、广告营销、信息系统等具体业务[18],同时还需要管控内部各个分支机构[22]。所以,企业总部对所在区位的资源需求就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总部集聚优势和信息沟通优势。首先,总部集聚优势影响了企业总部各个具体业务的运营效率,成为企业总部目标区位评价的关键指标[2][3][4][5][18][19][23]。集聚优势分为知识溢出、外部规模经济及专业化劳动力供给等优势[5][24],以此类推,可以认为总部集聚优势包括总部知识溢出优势、商务服务优势,以及生活服务优势[20]。一是,总部知识溢出优势有利于企业总部运营效率的提高[3][23]。企业总部在特定空间的密集网络关系促进了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在不同企业总部之间的转移,从而能够使得企业总部获得总部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优势,进而提升企业总部的运营效率。二是,商务服务优势有利于企业总部运营效率的提高[2][19][20][25]。多元化、专业化的商务服务企业的集聚,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下,能够为企业总部提供“外部规模经济优势”,使得企业以较高性价比获得多样化与专业化的商务服务,从而提高总部运营效率。三是,生活服务优势吸引了大量高端人力资源,从而有利于企业总部运营效率的提高[12][18]。生活服务优势,包括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基础、良好的医疗服务设施、完备的消费条件等,将会吸引大量高端人力资源集聚,进而为企业总部运营效率的提升奠定基础。其次,信息沟通优势促进了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有效协同,成为企业总部满意区位选择的重要指标[4][12][18][19][23]。为实现内部协同,企业总部还需要有效协调设在外地的各个分支机构,这就依赖于所在区位的信息沟通优势。其中,以航空设施为代表的快速信息沟通优势能够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员与物品的有效转移,其中人员的快速转移促进了总部与分支机构隐性知识的有效传递。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a与H1b:

图1　本文概念模型

H1a:企业总部更倾向于选择总部集聚优势跨度更大的区位。

H1b:企业总部更倾向于选择信息沟通优势跨度更大的区位。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获取

因变量是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参照余珮和孙永平(2011)在研究FDI区位选择时的方法,因变量以二元哑变量指代。具体是指对应的样本公司总部迁移行为情况,即j城市被当年发生总部迁移行为的所有上市公司选中作为迁入地的情况。如果j被选中标识为1,没有则为0。

区位优势跨度。区位迁移跨度包括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和信息沟通优势跨度。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本文将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划分为四个维度,即商业服务可得性跨度、金融服务可得性跨度、人才可得性跨度和集聚规模跨度;而信息沟通优势跨度则包括民航便利性跨度、电话通信跨度和互联网通信跨度三个方面。参考汪潇和姚辉(2011),余典范(2011),姜海宁、古人旭和李广斌(2011)等人的指标设置,根据内在关联性和资料可获得性,本文构建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区位优势跨度多指标主成分合成变量定义

续　表

在变量定义的基础上,本文以2003年至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发生总部迁移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其总部迁移的目标区位选择进行分析。数据收集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部迁移上市公司筛选。根据企业总部迁移的概念,以2001年至2013年2月为时间界限,通过网易财经和新浪财经获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如果年报公布公司办公地址前后两年不一致,视为企业总部迁移案例。选择A股上市公司为基本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样本采集自2001年起,而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多为2006年以后上市;另一方面,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与A股上市公司,在企业规模、经营范围上均有很大差异。通过筛选,从2001年至2013年2月,共得到208个总部迁移案例。第二阶段,区位指标与公司指标的数据收集。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迁移当年迁出城市的区位指标进行数据收集。此外,通过上市公司年报,对总部迁移企业当年的指标进行数据收集。经筛选,剔除区位层面数据不可得案例,则样本为2003—2011年间总部迁移企业126个,迁入城市43个。第三阶段,样本配对。由于条件Logit模型的估计参数并不是直接给出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边际影响,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衡量回归系数。本文为每一个迁移样本按照当年所有迁入区位设定配对样本,共得到1252个实证样本。

(二)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对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和信息沟通优势跨度进行因子分析,并生成相应的变量,以此为基础进行全样本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为Sig.＜0.01,∗∗为Sig.＜0.05,∗为Sig.＜0.1。

表3　全样本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为Sig.＜0.01,∗∗为Sig.＜0.05,∗为Sig.＜0.1。

从表3可以看出,根据模型1A和模型1C的回归分析结果,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对因变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证明了H1a;但是根据模型1B和模型1C的回归分析结果,信息沟通优势跨度的影响均不显著,H1b并未得到证实。

(三)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把样本分为并购组和非并购组分别进行统计分析。所谓并购组样本是指企业在总部迁移之前曾经发生过重大并购案的样本所组成的样本组。在中国上市公司情境下多为被并购,进而为并购方所借壳上市。具体选择标准是,将发生控股股东变更的上市公司视作并购组,而未发生控股股东变更的上市公司则视为非并购组。区分之后,并购组企业样本共有637个,占到全样本总量的50.88%。之所以分为并购组与非并购组是因为已有研究表明,发生重大变更企业更倾向于并购,往往也会伴随控股股东和主营业务的变更,对总部迁移的区位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区分二者不仅仅可以为本文研究假设的证明提供稳健性检验,也可以发现并购组与非并购组企业在总部迁移方面差异的具体规律。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　并购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为Sig.＜0.01,∗∗为Sig.＜0.05,∗为Sig.＜0.1。

从表4可以看出,根据模型2A、模型2B、模型2C的数据分析结果,在并购组中,总部集聚优势跨度与信息沟通优势跨度对因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对于并购组子样本,研究H1a,H1b未得到证实。

表5　非并购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为sig.＜0.01,∗∗为sig.＜0.05,∗为sig.＜0.1。

从表5可以看出,根据模型3A、模型3C的数据分析结果,在非并购组中,区位优势跨度中的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对因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根据模型3B、模型3C的数据分析结果,在非并购组中,信息沟通优势的影响不显著。因此H1a得到证实,H1b未得到证实。

(四)讨论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为样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外部集聚观的部分适用性,即总部集聚优势跨度确实是影响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总部更倾向于迁往更具总部集聚优势的区位。但是,信息沟通优势跨度对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并未得到验证,并且并购组中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对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下面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对于信息沟通优势跨度对总部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的问题,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大中型城市在信息沟通优势的差距相对较小,以至难以对总部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43个迁入地城市均为我国的大中型城市。2000年以来,中国各个大中型城市在基础设施方面均进行了大范围投资,这就缩小了城市之间的信息沟通优势。既然不同区位信息沟通设施均能够基本满足总部的信息沟通需求,因而对于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也就变得不再显著。

第二,对于并购组,总部集聚优势跨度也并非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显著因素,本文认为这与并购组样本的特殊性有关,也是本文进行稳健性分析的意义所在。并购组样本均发生了重大并购,并且这种重组一般是围绕新的控股股东开展的,被并购企业往往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新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借壳上市。当并购是为了借壳上市时,总部自然变更为并购企业总部所在地;即便并购不是为了借壳上市,当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以后,为增强控股股东对企业的控制,并充分利用控股股东在其所在地的资源积累,当企业产生总部迁移需要时,迁往距离控股股东更近的区位才是选择目标区位的重要标准,区位优势跨度的考虑就相对较少。

五、结论与展望

对于总部迁移区位选择,已有研究基于理性选择视角,提出了外部集聚观,指出总部集聚优势与信息沟通优势是影响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国学者多以描述性分析为研究总部迁移区位选择的研究方法,以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为样本的研究仍较为缺乏。为此,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在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方面的理论成果,借鉴外部集聚观,以2003—2011年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为研究样本,对其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验证了外部集聚观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部分适用性。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以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总部倾向于迁往总部集聚优势跨度更大的区位,以谋求总部经营效率的提升,体现了理性分析在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就我国大中型城市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其用于提高信息沟通便利性的基础设施已不再成为影响总部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致力于提高城市的生活服务质量进而吸引更多人才,结合商业服务水平的提高、金融服务供给的加强,将会吸引总部的迁入,同时,总部的迁入会促进人才的增加、商业服务水平的提高与金融服务的增强,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促使该城市越发具有吸引力。二是政策优惠并不是总部经济建设的关键原因,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总部经济发展。当政府的优惠政策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源,有利于企业获得更便利、更优惠的商业服务与金融服务时,这些优惠政策就会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这也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第一,外部集聚观主要针对的是迁移指向问题中的逆向迁移,但并不是所有的总部迁移都是迁往区位优势最优的城市。在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样本中,存在迁往次优甚至较差的区位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是外部集聚观无法给予有力解释的,有待未来通过其他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第二,本文的稳健性分析表明,并购组企业总部迁移的目标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并非区位优势跨度,那么其总部迁移的内在机理究竟为何,有待未来进行进一步探讨。第三,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未来可以考虑中小型的民营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提高本文结论的外部效度。第四,本文研究了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未来可以进一步关注总部迁移后成长与迁移绩效,从而完善总部迁移理论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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