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 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约束
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出农业文明无法想象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地球上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恶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数量剧增、战争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自然界的资源被大量消耗，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经济发展与人口膨胀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逐渐超出地球生态系统的供给和承载能力，人类正面临着全球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如果人类将这种资源掠夺性、环境破坏性的增长方式继续下去，地球生态环境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即使我们过去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和改善，也有可能被全球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减少甚至枯竭所抵消。
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中，能源、资源、环境并没有边界的限制，依靠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成为既定的假设前提。然而，全球资源的减少与环境的恶化正是由于经济活动的盲目扩张，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低效率利用引起的。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全球经济增长热就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典型。尽管这次增长热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将一些受到战争创伤的国家推向了一个崭新甚至高度发达的工业时代，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消耗甚至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这种掠夺资源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当时全球只有个别发达国家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全球资源和能源供给或许可以暂时维持它们的发展。但是，当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各国都要实现文明发展时，全球资源环境的边界限制的效应就开始显露出来。
刚刚过去不久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从某种角度来看，也与人类无限的需求欲望与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存在必然联系。众所周知，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最初源于美国华尔街。与其说是因为美国金融货币制度出现了问题或漏洞从而引发金融危机，不如说是资本对利益的疯狂追逐与贪婪和美国高消费、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引发了这场危机。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足5%，却几乎消费了全球40%的能源。如果全球所有的人都按照美国人的能源消费水平生活，理论上则需要9个地球才能承载得起。美国经济危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酝酿的系统性风险所造成的。
增长是人类社会繁荣和福祉的基石，我们并不反对增长，但是我们必须告别过去野蛮增长的年代，重新调整我们的增长方式。罗马俱乐部在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曾警示过世界，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经济增长导致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野蛮的增长方式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面临全球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必须反思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探求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共赢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3．4．2 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竞争的思维转变
按照微观经济理论，任何经济组织的资源都是稀缺的。对于作为全球微观经济主体的跨国公司来讲，资源的稀缺性造成的极度竞争，极大地调动了跨国公司对资源、能源的争夺，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这种凭借资本优势和市场优势在世界各地掠夺式地争夺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发展方式，迅速地消耗着地球上有限的资源，甚至带来局部地区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种依靠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在实现跨国公司规模扩张与经济利润的同时，也使自身的成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的边界约束。这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发展方式，不仅使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可持续，还会将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推向严重对立的状态。如果跨国公司继续沿着这种路径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将达到极限水平，跨国公司不再是支持全球经济持续繁荣的微观经济主体。今天的发展甚至可能意味着明天的停滞与衰退，因为在资源与环境约束条件下，野蛮的增长将消耗掉数量巨大的原材料和能源。积累性的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将使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质量与生产环境不断下降。因此，在全球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工业生产大前提下，如何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如何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做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环境全球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跨国公司竞争力是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全球经济的发展必须扎扎实实地建立在跨国公司长期竞争力基础之上。随着全球对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及相关技术标准的提高，相应地，在竞争的全球市场上，跨国公司竞争力来源也面临着转变。过去依靠消耗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生产经营模式必将向依靠节约资源技术获取竞争优势的生产经营模式转变。低碳发展模式就是依靠节约资源技术获取竞争优势的模式之一。跨国公司打造低碳竞争力正是为了摆脱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战略选择。而跨国公司技术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文化理念的创新，将成为跨国公司转变竞争思维实现低碳发展的主要努力方向和重点内容。
【注释】
[1]王涛：《英国出台低碳过渡计划》，《经济日报》，2009年07月17日。
[2]刘卫东：《锁定新能源产业的美国布局》，《瞭望》，2010年第9期。
[3]钱皓：《奥巴马政府“绿色新政”与中美关系——从〈京都议定书〉到〈后京都议定书〉》，《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
[4]陈柳钦：《国外发展的动向及中国的选择》，人民网，2010年02月23日，http：／／acwf．people．com．cn／GB／99061／182317／182322／11009671．html。
[5]陈柳钦：《新世纪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动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6]金振蓉：《我国首次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光明网，2006年12月27日，http：／／www．gmw．cn／01gmrb／2006－12／27／content＿527791．htm。
[7]科技部：《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通知》，http：／／www．most．gov．cn／twzb／twzbxgbd／200706／t20070615＿50495．htm。
[8]新华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28／content＿10271693．htm。
[9]中国气候变化网：《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http：／／wwwi．pcc．cma．gov．cn／Website／index．php？ChannelID＝13＆NewsID＝1008。
[10]中国政府网：《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http：／／www．gov．cn／wszb／zhibo409／content＿1712489．htm。
[11]董超、林梦：《跨国公司低碳发展潮流对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经贸》，2010年第11期。
[12]何曼青：《跨国公司低碳战略的启示和建议》，《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
[13]盛斌、胡博：《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从理论到实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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