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测量，就能管理

惠普的失足和通用的开关危机一样，都是美国公司在向由资产负债表驱动的管理模式进行长期转变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这种转变始于20世纪的头50年。当时对于实体经济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只要你能测量它，那么你就能管理之。这种转变把市场置于实体经济之上，把资本置于工人之上，把利润放到了最高位置。这种转变最终将破坏实际经济的增长和美国实体经济的创新。

这种转变可以一路追溯到著名的小艾尔弗雷德·P. 斯隆，通用在1923年至1946年间的首席执行官。他声称自己的目标是“赚钱，而不只是造汽车。”[15]这个声明总结出了对经商目标的一种新的普遍观点，预示了银行业对于股东价值的评价，即公司的首要目标是让股东得到最大收益，要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其他群体之上—无论是客户、创始人、工人还是整个商业圈。这个观点在近期才被载入法律，在1919年密歇根最高法院道奇诉福特汽车公司一案中，最终判决书写道：“商业公司的组织和运行应当首要考虑股东的利益。”

这起案件起源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和大股东亨利·福特与汽车制造商约翰·弗朗西斯·道奇和霍勒斯·埃尔金·道奇（道奇兄弟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兄弟的矛盾。亨利·福特从T型车上大赚了一笔。这款车销量不断上升，他趁机削减了车辆售价，同时公开提高工人的工资。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认为只有这样工人才有足够的钱购买他的产品—这种策略被后人称为福特主义。公司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大约5200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1亿美元。道奇兄弟是公司的小股东，他们希望亨利将这笔资产以红利的形式返还一部分，但福特希望将这笔钱用于建立新工厂，以贩卖更多汽车。福特说，“我的野心是雇佣更多人，让尽可能多的人从这个产业体系中受益，让这些人能在此安身立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把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产业中。” [16]

法庭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支持道奇兄弟，股票红利如期得以提高。这对兄弟很快就把自己的分红投资到了自己的汽车公司中，成为福特公司的竞争对手（另一个福特如此谨慎派发红利的原因）。道奇兄弟汽车公司最终被合并到克莱斯勒，而福特公司虽然经受了挫折，却依然不断扩张，最终将自己的胭脂河工厂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厂联合体。这起案例在美国实体经济发展中不断被提及，至今仍然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判例。管理者将这种思想铭刻进了法律当中：公司具有为投资者寻求最大利益的法律义务，投资者的利益高于一切。

实际上，“股东利益”已经成了许多以财务为导向的经理人的共同口号。他们牺牲了公司的长期发展，做出能刺激公司股价的决策。这也成了给所谓“维权”投资者的辩护理由。这群人就是曾经所谓的“企业狙击手”，他们玩了个聪明的文字游戏，把自己重新包装起来。这群人包括卡尔·伊坎、比尔·阿克曼和丹尼尔·勒布，他们要求美国公司以股票红利和股份回购的形式给他们发放惊人的2万亿美元红利，而不是让这笔钱用于提高工人工资，对工厂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及员工培训上。[17] 他们也非常成功地强迫企业做到了这些。在2015年1年之内，美国公司以股票回购和股份红利的形式支付了惊人的1万亿美元用于回馈投资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尽管这一时期工人工资没有增长，对生产材料、工厂建设、员工培训和其他对业绩增长有利的商业投资也出现了衰退。

道奇诉福特案不仅仅为股东利益高于其他一切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为未来困扰美国商业的劳资关系树立了可怕的先例。它与同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的商业思想遥相呼应：泰勒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