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边际效率的具体特点

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具体特点也作了明确的论证和论断。他把这些特点归纳为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就短期而论，资本边际效率波动不定。他指出，“各种资本品的资本边际效率，在市场估计办法之下，可以变动很大”⁽⁶⁾。“我认为商业循环之主要原因，还是资本边际效率之变动。”⁽⁷⁾他又说：“我认为，一个典型的（常常是最普通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的上涨，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⁸⁾。由此可见，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不定，特别在经济衰退时刻，它变成“极为低微，甚至是负数”⁽⁹⁾，极为重视，认定这不仅直接导致投资的剧烈波动，而且对消费倾向也产生不利影响。⁽¹⁰⁾

然则资本边际效率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剧烈地波动不定呢？关键在于，“决定资本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¹¹⁾。再则，市场心理又为什么不受控制、无法管理而变化莫测呢？此中理由有两个方面：

其一，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那样，在客观因素方面，“有一件事实很明显：我们据以推测未来收益的一点知识，其基础异常脆弱。若干年以后，何种因素决定投资之收益，我们实在知道得很少，——少到微不足道。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不能不承认，如果我们要估计几年以后，一条铁路、一座铜矿、一个纺织厂、一件专利药品的商誉、一艘大西洋邮船、一所伦敦市中心区之建筑物的收益是什么，我们所根据的知识，实在太少，有时完全没有。即使把时间缩短为五年以后，情形亦复如此。”⁽¹²⁾这就是说，投资者预测未来收益所根据的知识，其基础既不充分，也不确切。

其二，在主观因素方面，投机心理与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也起重要作用。凯恩斯指出，“投资市场的组织愈进步，则投机支配企业之危险性愈大。”⁽¹³⁾他又说：“除了投机以外，还有其他不稳定因素起因于人性特征。我人之积极行为（指积极投资而言——引者注），有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决定于冷静计算……不如说是决定于一种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大多数决定做此事者，大概只是受一时血气之冲动——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想动不想静。”⁽¹⁴⁾再则对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容易出现错觉：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引起投资过度波动。凯恩斯认为，繁荣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乃是有许多投资，实在只能产生年息两厘，但人们预期以为可以产生年息六厘，便贸然根据此错误预期而下手。一旦真相大白时，代之而起者乃过度悲观，于是有许多投资实在可以产生年息两厘，但人们预期还要赔本，结果新投资崩溃，果真趋于赔本。⁽¹⁵⁾

总之，基于客观依据的不充分、不确切，主观判断的不理智、不周全，使预期难以准确，变幻莫测，甚至有时过度乐观，有时过度悲观，导致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不定，大起大落，甚至剧烈下跌，有如暴风骤雨，投资市场急剧崩溃，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停滞衰败状态。

凯恩斯高度重视资本边际效率在短时期内波动不定这个特点，认为这是引起经济周期（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必须大力加以救治。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的职责放在私人手中。”⁽¹⁶⁾他倡议：“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率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¹⁷⁾他认为“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¹⁸⁾，所以他“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的责任”⁽¹⁹⁾。

这就是凯恩斯以解救失业、消除经济危机为战略目标的“投资社会化”这一重大对策的基本设想。至于这一对策的可行性及其实质，前面已作评议，不再重复。

第二，就长期而论，资本边际效率的特点乃是随投资增加而逐渐下降。凯恩斯指出：“在任何一个时期中，设对某类资本之投资增加，则该类资本的边际效率，因投资之增加而减少。其故，一部分是因为该类资本之供给增加时，其未来收益下降；一部分则因为该类资本的产量增大时，其生产设备所受的压力加大，故其供给价格提高。短时期内之所以能达到均衡，主要是靠第二类因素，但时间愈长，则第一类因素之重要性愈大。”⁽²⁰⁾这里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在长期中，资本资产的投资增加，其未来收益下降，因而资本边际效率也就递减。

关于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中因资本日趋丰裕而不断下降的这一特点，凯恩斯更有颇为独特的进一步论述。他说：

我们最好说，资本在其寿命中，会产生一个收益，超过其原来成本，而不说资本是生产的。盖资产在其寿命中，所以会产生劳役，且此劳役之总价值大于其原来供给价格者，唯一理由，只是因为资本稀少，资本之所以稀少，因为有货币利率与之竞争。设资本之稀少性减少，则收益超过原成本之数渐减。但资本之生产力，至少就物质意义而论，未必减低。⁽²¹⁾

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动产生，帮助劳动者，乃（a）古之所谓工艺，今之所谓技术；（b）天然资源，若天然资源丰富，则使用无代价，若稀少则付地租；以及（c）过去劳动之具形于资产者，其价格亦视其稀少性或丰富性而定。我们最好把劳动……看作唯一的生产要素，在一特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²²⁾

……一个正确的学说应当是两面可用的，即不论资本边际效率是正或负，都可以包括在内。我想只有在以所述的稀少说，可以办到这点。

在长时期中，资本必须保持着一种稀少程度，使其边际效率至少等于长期……利率……。今设有一个社会，资本设备已经很丰富，若投资再增加，则资本边际效率将为零或负数。

我们很容易让资本丰富到一种程度，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等于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之经验……因为积累下来的财富已经很多，故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甚速，但利率……不能下降如此之速，于是……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就业量与生活程度都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²³⁾

综合上面引述凯恩斯关于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中逐渐下降的这些独特论断，其要旨可概括如下：

第一，资本边际效率是有弹性的，它在新增投资的影响下将会下跌。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资产日趋丰裕，资本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凯恩斯断言，“我们很容易让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到零。”

第二，利率却是“粘性的”⁽²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速度快，而货币利率下降速度慢，而且下降到一定境界（如2％）后就不再继续下降。这样，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这两个变量趋于相等的水平，是更多地取决于利率而非资本边际效率。这就是说，企业家们将会生产新资本财产直到它们的边际效率降低到货币利率水平为止。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当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到同货币利率水平相等时，投资不能继续增加，顿告停止，失业产生，这就是货币利率造成了障碍——货币利率为投资增加设置了极限，这使资本财产造成了人为的稀缺。

第三，凯恩斯在这里摒弃了资本生产性的观念，同意劳动价值学说，即一切都是劳动创造的。他采用“稀缺说”去解释资本财产的边际效率，认为资本财产在其寿命期间提供的收益大于其原来成本，只因它们是稀缺的。随着资本稀缺性的减少，财富持有人的报酬率将会下降。

第四，在投资理论方面，凯恩斯关于利息与资本边际效率的上述见解，暗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能充分发挥物质生产潜力这一重大缺陷的揭示和批评。他明确认定，在经济周期变化过程中，尽管资本的生产力，就物质意义而论，自始至终未减低，但是，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由于货币利率给新投资的继续增长设置了障碍，使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就业量和生产水平不能达到，并长期保持充分就业的高度水平。

然则如何克服这一严重缺陷呢？凯恩斯设计了一个方策：首先，针对资本边际效率在短期内波动不定的上述第一特点，采取投资社会化——投资由国家来总揽的政府干预对策，使投资达到并经常保持着充分就业水平。其次，针对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中不断下降的第二个特点，在投资社会化的政府干预下，维持充分就业水平达30年左右的长期内，资本资产就会大大丰裕，资本不再稀缺，利息率就会逐渐地自然而然地降到零，食利阶级就无疾而终，无痛苦地趋于消亡。

这样，凯恩斯把投资领域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归结为金融资本阶层与产业资本阶层之间的矛盾，通过投资社会化这种政府干预对策，妨碍投资在自由放任情况下继续增加的“极限”消除了，资本边际效率尽管下降到零，投资仍然能够持续地不受限制地继续增加下去，资本资产极度丰裕，从此进入“乐观世界”，文明生活就会开始，这就不需要革命了。⁽²⁵⁾狄拉德称这种设想为“小革命”⁽²⁶⁾，琼·罗宾逊称它为“一个乐观世界的幻想”⁽²⁷⁾。关于这一设想的虚幻性及其主要错误，将在下面评述利息理论之末，另辟专节进行评议。

综括上述凯恩斯关于资本边际效率在具体特点上的论断，应当扼要作出下列几点评议：

第一，凯恩斯概括投资活动在自由放任情况下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的两个特点：在短期间的波动不定，在长期间的逐渐下降，并且把它们看成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缺陷，一方面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病态，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进展设置障碍和极限。他把资本资产在物质意义上的生产效率和在预期收益上的生产效率两者截然分开，明确承认，只因资本边际效率波动不定和下降而使新投资不能继续增加，使生产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这时它们在物质意义上的生产力并未丝毫减低，认为这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严重缺陷。他对这种重大缺陷深感焦虑，亟思加以救治。对这种缺陷的揭示，暗含着对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生产秩序的批评和指责。我认为，凯恩斯这种论断和揭示是具有现实感的，应当加以肯定。服膺自由经营论经济思潮的经济学家们，深信萨伊定律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协调性等教义，把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体制歌颂成尽善尽美，而凯恩斯却能揭示它的一些重大缺陷，两相对比，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种相对优势。

但是，凯恩斯关于资本边际效率这两个特点问题的一系列论证和论断，毕竟只是从现象形态进行考察的一种肤浅见解，很不深刻，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例如，他觉察到了资本边际效率上下波动不定的危害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把它视为经济周期变化的原因，这是不正确的。实则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面经济周期理论一章中详加论述。又例如，他觉察到了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中不断下降而使资本主义发展前程所遭受的障碍和极限，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把根源归结为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金融资本家集团与产业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则完全错了，实则此中根源在于资本自身，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²⁸⁾。关于这一科学论断，下面评议经济周期理论时还要详加论述。在这个问题上，凯恩斯把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主次颠倒了。

第二，在理论上，凯恩斯自称倾向于相信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息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并且摒弃资本生产性的观点。这种论点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这种论断是混杂不清的。他认为投资取得未来收益大于原来成本，只是由于资本财产的稀缺性。在实质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绝不只是由于资本财产的稀缺性所形成的；而是一方面资产阶级垄断着具有稀少性的生产资料，变成资本财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两者结合，形成雇用、被雇用的关系，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并转化为利润，凯恩斯把它再转化为资本边际效率。生产资料具有稀少性，这是事实。但只有把这种具有稀少性的生产资料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之中，才构成剥削无产阶级剩余劳动的资本资产。凯恩斯单纯用资本资产的稀少性来解释资本边际效率，而抹煞其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资本关系，这是似是而非，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