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外在国际压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伴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资源环境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国际上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国际环境摩擦

在生态环境系统遭到破坏,能源资源日益紧缺的全球化时代,世界资源环境问题演变涉及资源环境、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综合性复杂问题。为获得世界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各国都在追求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各国经济发展都通过展开寻求国际环境合作的方式、制定国际环境法规、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处理国际环境纠纷和围绕资源而发生的领土、领海争端等方面的环境外交,在环境问题上占据主动权和主导权,争得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由此引发诸多国际环境摩擦。

中国粗放式发展方式,经济高速发展了,却牺牲了生态环境。2011年中国GDP占世界的7.6%,主要资源耗费和污染物的排放占世界的比重远高于GDP所占比重。一次能源消耗占世界的21.4%,成品钢材消耗占世界的45.1%,其中相当大比重的资源,如石油、铁矿石、铜、铝、钾肥等,依靠进口获得。中国大气污染程度在加剧,已形成跨行政区复合污染格局;水资源污染发展成为流域性污染,短缺程度在加剧;中国面临着森林滥伐、草场退化、土壤沙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极端气候变化等其他环境问题。不仅威胁到本国的生存和发展,也引起国际环境摩擦。

表3-2　世界上各种“中国威胁论”

续表

西方国家一直制造“中国威胁论”,并就此攻击中国,称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能源和资源的最大的需求者之一,鼓吹“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中国生态环境责任论”、“中国能源危机论”等(见表3-2),指责中国是全球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的“罪魁祸首”,资源能源利用率低,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消极应对等。将中国生态问题复杂化,对中国施加压力。一是将中国的环境问题国际化,挑衅中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如利用松花江污染问题离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利用燃煤火力发电厂造成酸雨、土壤污染等问题离间中国与韩国等国的关系,等等,都造成中国与邻国的环境纠纷。二是将中国环境问题渗入国际贸易领域,遏制中国发展。如通过碳排放限制,征收碳关税、碳标志等绿色壁垒,将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和成本转嫁到中国等外贸大国,以削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力,引起了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摩擦。三是将环境问题渗入外交领域。四是将中国环境问题渗入人权领域。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海外投资、开发和并购模式,正引起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恐惧”。

(二)国际贸易摩擦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人类对环境保护前所未有的关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1992年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协调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各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绿色浪潮席卷全球,绿色观念深入人心,绿色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因此绿色贸易应运而生。为了发展绿色贸易,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纷纷制定了绿色贸易制度,WTO/GATT也将环境保护纳入了多边贸易体制,如GATT所规定的“环保例外权”等。由于各国在制定本国与绿色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时是基于保护本国的环境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水平角度,采用环境标准。因此不同国家制定的标准不同,导致衡量同一产品时的标准不同,使得国际贸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出现绿色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形式主要有:技术法规和标准制度、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环境标志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验检疫制度、绿色补贴制度等,绿色贸易壁垒影响的产品十分广泛,从饮食、服装再到数码机电,都可以被绿色贸易壁垒设置障碍,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绿色贸易壁垒已经渗透到服务业、知识产权和投资等。

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但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中,传统出口优势产业中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如纺织、皮革及制品、化工、食品和农产品、水泥建材、焦炭、钢铁等;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国位于产业供应链的低端,出口额的55%以上来自加工贸易,90%的高新技术产品以加工贸易形式出口;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低于货物贸易出口。这就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受到绿色贸易壁垒的冲击较大,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2013年前三季度,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救济调查63起,同比增长10.5%,涉及中国不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型龙头企业。2014年前三季度,共有21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救济调查75起,同比增长17%,其中不少摩擦针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且涉案金额大。绿色贸易壁垒已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几乎波及中国外贸出口的所有领域。

一方面中国环境标准比较低、执行不到位。一是接受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污染转嫁。发达国家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将大量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很多在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或者即将被淘汰的对环境有害的技术、工艺、设备、大量的废弃物以贸易的形式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和污染输入国。二是国内许多企业环境保护意识弱,绿色科技创新能力差。两者导致中国生产的产品达不到国际标准,在对外出口时频频被拒,暴露出巨大的“中国制造”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大国分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自身积累了较高的环境意识和先进的技术优势,又是绿色贸易标准、制度的主导制定者。中国是绿色贸易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苛刻的技术标准与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检疫制度、认证体系等,为中国产品设置重重障碍,由于多种中国出口产品达不到它们的绿色标准而被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开展的“301”调查、“双反”调查等,欧盟征收航空碳排放税等,各种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影响尤为明显,对中国外贸转型升级形成冲击,外贸形势严峻。

面对绿色壁垒和严峻的贸易摩擦,发展绿色经济,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三)国际形象较量

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一种认知。国际形象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都希望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重大问题,资源环境治理情况等成为考量国家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环境问题可以从观念、制度、政策、外交、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影响,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12号决议,开启了气候问题国际谈判的历程,中国自那时起便开始参与气候问题谈判。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这些约束性指标予以细化,规定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2014年在APEC会议上,中国承诺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从2015年的15%提升到2030年的20%左右。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和相关工作机构,积极建设性参与国际谈判。编制并实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国已经缔约或签署的国际环境公约达50多项。

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3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28.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高到9.8%,水电装机容量、风电装机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农村沼气用户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森林覆盖率由2005年的18.21%提高到2013年的21.6%。水资源、农林、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有所增强。

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到中国国际形象。中国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的整体形象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2014年,大多数海外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等,认可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认为中国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如松花江越境污染事件、西湖的蓝藻事件、厦门的“PX事件”、“镉大米”、“北京咳”等,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海外民众对中国质量不信任和食品安全担忧,以及认为中国企业进入是对当地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的掠夺和破坏的威胁等。

面对国际上由于生态环境等问题对中国发展的遏制,中国一方面要正视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要调整传统的发展方式,促进绿色发展,以积极的姿态去解决国内环境污染问题,积极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活动,消除国际上对“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论调的负面影响,为中国的发展构造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