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的人际关系

真正的合作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达成的。有时只是简单地想一起共事，也会成为一项艰巨任务。我当然也有过这种艰难地缔造良好工作伙伴关系的经历。可是，我也领悟到付出这些努力是多么值得。

2003年秋天，当我进入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时，很快发现自己遇到了很难对付的人际关系。当时，中心成立仅仅三年，中心主任是戴维·葛根，中心的第一任执行理事是哈佛大学教师芭芭拉·凯莱曼。三年过后，芭芭拉认定到了该卸任的时候，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教学和研究上，戴维从校友会办公室聘用我作为她的接任者。然而，芭芭拉仍以研究主任和教员的身份待在中心，并且，她的合同中载明她将直接向戴维汇报工作。从一开始，这个过渡就不容易，这导致第一年里，我们的关系很对立。

这可以归结为很多原因。首先，我的经历和专业背景大多涉及政治领域，不涉及学术领域，而这正是芭芭拉具备的强项。芭芭拉是很多受人尊敬的领导力方面的图书(包括《领导力：权力、权威和威力的必要选择》和《追随力》)的作者，在这一领域，她是有三十年资历的知名作家。我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但没有对学术界来说更有公信度的博士学位。我能拿到台面上的东西只有担任校友会负责人的经历和一个刚毕业学生的新奇观点。

芭芭拉三年来努力工作，为中心打下了稳固的学术基础，她对他们制定的中心发展方向寄予厚望。我带来的是与之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政府工作的实践经验，还有各种各样的新观点。我在那儿工作期间，让中心以学生为本，即注重个人发展和人际关怀。现在，有很多室外的计划和学习小组，去哥伦比亚特区观摩(比如我第一次见到奥巴马的地方)，还有其他新举动，如美国最优秀领导者项目。

正如芭芭拉最近说的，“我们对中心的着眼点不同。”

确实是这样。芭芭拉觉得中心的新方向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她觉得我没有感激她多年来对领导力领域做出的贡献。在我看来，我发现了她的难处和无助。这是造成灾难的因素，久而久之，越来越严重。一年后问题更显而易见：我们要做些什么来改进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