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产地规则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经济作用

北美模式原产地规则堪称当今世界上最为严格和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有效地防止了非缔约方产品“搭便车”。原产地规则在自由贸易区中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对贸易偏转的关注。在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中，每一个国家都维持自身的对外关税以及有关的贸易政策。各缔约国针对第三国的关税和商业政策是不同的，这就会诱使人们利用进口制度向关税最为宽松的缔约国进口商品。然后进口商或生产商通过对商品进行微小加工向高关税缔约国复出口，达到关税规避的目的。例如，把关税较高的货物输入其中一国（例如，墨西哥），再转运到另一国（例如，美国），并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优惠。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偏转效应将会导致该自由贸易区最终转变为关税同盟，其外部关税实际上是由实施低关税的国家（墨西哥）所决定。由此将背离缔约各方建立自贸区的初衷，区域一体化的建立意义也将严重削弱。^[29]可以说，北美原产地规则正是把自贸区利益流失之门堵上的砖块。

其次，北美模式原产地规则中的严苛要求，促进了区内各国之间的相关产业和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吸引更多直接投资，进而带动区内经济增长。50%至60%的区域价值成分高要求，使得美、加、墨三国的生产商放弃对区外成本较低的原材料的采购，转而使用区内的原材料进行生产和加工，由此促进了区内的原材料和中间材料的生产。区外生产商为了达到区域价值成分的要求，不得不在区内投资办厂进行生产，投入资金、技术，在当地采购原材料，雇佣员工，由此促进了区内的技术引进，改善了就业，有效增强了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汽车产业和纺织业在极其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保护下，得以避免更有竞争力的区外产品的冲击。据统计^[30]，墨西哥的货物贸易规模比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前的规模增长了3.5倍，成为继加拿大之后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94年至2007年，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平均为150亿美元，比20世纪80年代增长了5倍多。

最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汽车和纺织品制定的特殊原产地规则不仅有效防止了规避关税的不法行为，还促使区外企业（例如，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从而促进了区内汽车和纺织产业的就业并提高消费者福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汽车产品实施的净成本计算法能够体现最精确的原产材料成本，使成员国由原来从世界各地进口汽车原料，变为更大程度地依赖于成员国相互间提供。从而导致成员国之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专业化生产使用的加强，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汽车贸易具有内向性的同时，产生对区外贸易的排他性。这种精确严格的计算方式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料保存和资格申请上的麻烦^[31]。《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服装和纺织品的“从纱线起步”标准大大保护了区内产业利益，不同程度地限制了我国以及其他国家出口传统纺织品到北美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可见，北美模式原产地规则不仅使区内的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也使北美地区同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如使亚洲纺织品的进口以及日、韩汽车和零配件的进口有所下降。

从世界范围来看，北美模式复杂而苛刻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一方面，它导致了贸易转移的负效应，阻碍了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区外企业为规避严苛的原产地规则而将其装配工厂直接建在区内，所形成的产能对区内相关产业将造成更加直接的冲击。因此，北美模式继而选择了设置投资和货物的市场准入限制，而非在积极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的同时鼓励其与国外产业竞争。然而大量论证表明：这种低效、消极的贸易保护对增强区内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难以产生实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