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产业发展部门的职责

在1978年以前,中国曾尝试用调整的办法解决产业结构扭曲和激励机制不足造成的低效率问题。例如,从毛泽东1956年写作《论十大关系》以来,以农、轻、重为序的产业结构原则便不断被强调；而经济管理权限的几次下放也是试图在传统经济体制之内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始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经济改革,起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而是着眼于调整结构和改进激励机制。然而,由于宏观政策环境对价格体系的扭曲,使与传统战略目标相适应的产业结构状况有很强的惯性,而这种宏观政策环境在当年并不能受到根本的触动。所以当时真正具有实质改革意义的举措,是在微观经营机制方面。

因此,我们把微观经营机制方面的改革称为改革的起步环节。而一旦微观经营机制上出现了松动,就使传统发展战略下受到抑制的产业得以发展,在增量上对偏斜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这种在传统经济体制外生出的经济增长又对旧的体制发动进一步的冲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形成了计划之外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旧的宏观政策环境之外的价格信号体系。这种受压抑而率先增长并产生改革的自我增强效应的部门即为改革的推进部门,而一旦改革在一些部门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得以在部门之间传递,形成渐次推进的格局。

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最先在国有企业和农村起步。从1979年开始在部分国有企业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通过企业利润留成等办法,企业增加产品产量和销售的利益诱因增强了。由于企业能够拥有一定的权力决定内部的福利和奖励安排,因而有了根据职工工作努力程度进行奖惩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微观激励机制。相应地,增量资源被创造出来。

与此同时,微观经营机制上的改革在农业中也实现了突破。农民自发选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仅限于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边远、贫困地区采用。由于它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农业中劳动监督困难的问题,使农民的劳动报酬直接与其努力程度相对应,因而具有巨大的调动劳动积极性和提高产量的效果。这项改革对农民和政府来说无疑都是收益高而成本低的,因而政策不断放宽,对农民的自发选择和承包制的普及予以追认,以至在短短的几年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普遍的微观农业经济组织,并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

农业体制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产出。③1978—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3.65%,棉花增长了18880%,油料增长了128.24%,按现价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27.66%。除了农业改革所带来的这种直接产出效应之外,更有意义的在于这种增长所引起的改革推动效应。

首先,总量的农业增长部分矫正了偏斜的产业结构。④以现价计算,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的比例分别为27.8%、31.1%和41.1%。当时的产业结构显示出重工业比重过高,而工业中发挥中国资源比较优势的轻工业比重过低,工农业产值关系中农业受到压抑。仅仅经过几年的改革,1984年农、轻、重三个部门的比重就改变为350%、30.8%和34.2%。农业产值的增长提高了农业的产值份额,并通过为轻工业提供原料、市场等方式为非国有经济发展轻工业提供了机会,相应地降低了重工业的产值份额。

其次,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矫正。在农业增长中,过去受到压抑的非粮食作物和林、牧、副、渔业得到更快的增长。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比重从678%下降到58.1%,种植业产值中粮食比重从76.7%下降到66.2%。在农业比较优势得到一定程度发挥的条件下,农村市场得到初步发育,并逐渐出现了生产要素市场。

最后,农业剩余及其由农民支配的比重的增加诱发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1980—1984年,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以每年平均14.5%的速度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人均生产性纯收入从166.89元增加到291.10元,人均年末手存现金和存款余额从26.55元增加到85.8元,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以上两个剩余的结合,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由此,农村工业继农业之后成为改革的推进部门。

乡镇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为解决农业机械化资金来源而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就其相对规模来说仍十分有限。到改革开始的1978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只占全社会总产值的7.2%。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迅速扩大了投资来源。这由农业的迅速增长及其带来的农业资金剩余和劳动剩余所提供。与此同时,80年代日益扩大的资源配置和价格双轨制⑤的本意是改进国有企业的产品和物资的配置效率,但却给乡镇企业的进入提供了条件。

乡镇企业的改革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产物,因而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乡镇企业的能源、原材料供给大多数来源于计划分配范围之外,要靠市场竞争取得,其产品也要靠价格和推销才能售出,企业经营中预算约束是比较硬的,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经营不善就被淘汰。这种市场经营方式给国有经济施加了竞争的压力,促动了后者在经营机制方面的改革。其二,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矫正了偏斜的产业结构。由于其获得的资源大多要支付市场价格,其产品结构比国有经济更接近于中国资源的比较优势,因而从增量上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三,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资源配置和价格双轨制中的市场轨不断扩大,越来越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并创造出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完成这两项改革的条件。

一旦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就必然形成对国有经济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在价格双轨制的格局下,国有企业的原材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也开始受边际价格的调节,在这个领域它要与乡镇企业争能源、原材料和市场份额；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全面推开前后,国有企业先后进行的包括利改税、拨改贷、企业承包制和股份制等改革试验,事实上都是在这种竞争压力下所内生出的。虽然国有企业的竞争机制尚远远没有转到市场调节的轨道上来,但已有的改革已经使企业经营效率得到了提高。杰弗森、罗斯基和郑玉歆的研究表明,1980—1988年,国有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4%；特别是1984年以后,这一增长有加强的趋势。⑥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最初动机是鼓励出口以便支持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由此而实行的减少指令性外贸计划的范围、扩大地方外贸自主权以及企业外汇留成,给予了地方从事外贸的机会,并提高了企业积极性。而随着外贸部门的管理体制改革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其对于经济改革的推进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1）由于出口产品的很大比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来自乡镇企业,因此外贸的增长支持了受压抑部门的增长,加速了对扭曲的产业结构的矫正；（2）对外开放引入了国际市场价格信息,加大了国内生产者的国际竞争压力；（3）外贸的扩张和引进外资,提出了调整汇率和建立外汇调剂市场的必要,使传统的宏观政策环境首先从汇率得到大的突破。

从以上对于国有企业、农业和外贸这三个部门的改革和增长的分析看,中国经济改革通常是以改进激励机制为目的,从改革微观经营机制入手,随后通过几个重要部门在新的市场机制中的增长及其对其他方面改革的要求,将改革本身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因此,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成为改革的起步环节或启动环节,而诸如农业、农村工业和外贸这样的迅速增长部门则充当了改革的推进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