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是以什么样的认知模式认识和理解危机的呢？按照特征模式识别理论观点，组织危机感是一种基于特征模式的“专家式”的认知过程。Simon（1996）通过对棋手的研究发现：专家对局势的判断是整体综合的，以组块方式对棋子之间的关系理解、编码和快速系统组合；专家对局势感知不追求细枝末节，而是基于关键特征，使得专家具有超强的判断力。企业高管熟悉其所在的企业组织及其处境，并且具备大量的决策判断经验，判断组织的威胁和机会处境也是其职责任务，也必须具备相关的职业技能以胜任其工作。因此，某种程度上，企业高管往往是其决策领域内的“专家”（苗青，2006），他们对创业过程中的各项业务相关的威胁和机会认知是一种“专家式”的认知过程。
基于认知视角的图式理论对此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解释基础。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不是依据形式逻辑进行思维，而是根据在生活积累的“图式”（Schema）。Fiske和Taylor（1984）将图式定义为一种认知结构，表征关于给定概念或特定类型刺激的组织化知识（organized knowledge）。图式不仅包含了概念特征，也包含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人们对情境的感知和评估是通过图式进行的（Fiske和Taylor，1984；Hastie，1981；Markus和Zajonc，1985），图式帮助人们在其所处情境中简化、有效管理信息并赋予其含义，引导着人们知觉、解释和理解事物的方式。
基于特征模式理论和图式理论，本研究认为，企业高管对危机情境或事件的知觉和理解是基于某种“专家式”的“图式”。该认知模式具有如下特征：①组块式的；②基于关键特征属性和特征属性之间关系的；③具有特定图式参照的。这些特征与以往有关机会识别的观点和研究结论相吻合，如Barren（2006）认为创业者通过一种经由经验形成的特殊认知框架感知和联系看起来不相关的外部事件和趋势，进而发现潜在机会。苗青（2006）对机会识别的研究也证实了公司创业决策者对机会的识别和判断是基于关键特征的专家型的认知模式，基于新颖奇特性、潜在经济性、持续性、实践性、独立性和可取性等特征识别机会。企业高管在对组织转型中的不稳定状态进行理解时也应该遵循类似的认知模式。
那么，组织危机感中组块、关键特征以及关键特征之间的关系具体是什么？鉴于图式的内容专属特性（content-specific）（Abelson和Black，1986），以往有关威胁和机会、危机的特征研究为此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对此进行了梳理和归纳，结果参见表3.1。综合以往研究，组织危机的主要特征有：①破坏、损失或损害性，或者对组织目标的威胁程度；②紧迫性、突发性或者时间压力；③可能性，指某项损害结果出现的概率；④可控度，即危机事件或情势的可干预程度；⑤演变性，指危机事件或情势发展态势的不确定性或动态变化程度；⑥联动性，危机事件或情势带来的连锁效应，导致一系列不可预料事件的发生；⑦利益相关者关联性，即对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程度；⑧预见性，是否可以在事件或结果发生前就可以预测；⑨转化性，危机事件或局面向有利于局面转化的可能性、条件和程度。从上述总结中可见，以往研究中有关危机的特征繁多，莫衷一是，有些是基于事件的，有些是基于情境的。
表3.1 组织危机的特征归纳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普遍接受、影响力最大的组织危机特征模型是Milburn等（1983）提出的组织危机特征模型和Jackson和Dutton（1988）所提出的威胁—机会特征模型，这两个模型为本研究提供了原型理论。Milburn等（1983）认为可从可控、积极和易感三个特征识别危机。Jackson和Dutton（1988）通过对56个特征的分析和归纳，将威胁和机会从三个基本特征进行了区分，认为威胁主要包括消极、不可控和潜在损失三个特征，而机会则包含积极、可控和潜在收益三个特征，这六个特征两两分别对应，消极与积极对应，不可控与可控对应，潜在损失与潜在收益对应，构成了威胁—机会识别的三个特征维度，分别命名为：正负，可控和损益。Jackson和Dutton（1988）的特征模型经过了多次实证检验。Thomas和McDaniel（1990）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消极与积极（正负）、潜在损失与潜在收益（损益）并不是互相截然区分的，而是连续体的两端；不可控与可控（可控）则在知觉中可以区分开，是二分变量。他们还发现，可控比正负和损益在区分威胁—机会中更为关键，Dennison等（1996）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对战略行动的影响中，可控更为重要。
基于以上，本研究认为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是基于损益、易感、可控和负面四个特征的特征模式识别，对应的，分别将四个特征分别命名为：损益度、波动度（反映容易受到组织危机影响的可能性及频繁性）、可控度和负面性。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损益度、波动度、可控度和负面性是企业高管组织危机感的四个特征维度。
文化背景对组织危机感有重要影响。如Barr和Glynn（2004）通过对276个跨文化样本的实证调查后发现，文化对危机（威胁与机会）的识别有重要影响。基于民族方法学的赋义观点也强调了组织危机感的文化特异性，该理论观点将赋义作为实践推理（practice reasoning）（Leiter，1980；Handel，1982），强调赋义中的解释过程，认为赋义创造了一个可感知对象和过程的世界，作为呈现赋义载体的母语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义知觉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赋义过程和结果。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文化合理性（cultural rationalities）（卢克斯和李丽，2001），各自具有独特组织形式和解释框架（Gephart等，1990）或“理性”（Douglas和Wildavsky，1983），使得不同文化群体对危机的理解不同。基于民族方法学的赋义观点为分析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危机特征识别提供了理论视角。
有关风险知觉和决策的跨文化研究佐证了中国文化背景中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结构可能存在特别之处。例如，Bontempo等（1997）发现，欧美被试在投资决策时更加注重损失的概率，而亚洲被试更加注重损失的数额。Weber和Hsee（1998）发现中国被试和西方国家被试存在风险知觉的文化差异，相对的，由于中德文化的相似之处（集体取向、注重家庭和等级次序等），中国被试和德国被试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
本研究由此推论，中国文化背景可能会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高管组织危机感产生重要影响，乃至影响组织危机感的特征结构。
心理学认为，人们通过思维揭示事物特征和内部联系，进而形成概念。思维模式是指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围世界的思维习惯。一个民族或区域经过长期历史发展会形成较为固定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可反映不同文化中个体和群体的认知特性（姜勇，2005）。
中国人具有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矛盾思维的思维模式特点。整体思维以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差别对立为前提，认为要素之间的关系对结果起决定作用（王新华和任军莉，2002；连淑能，2002；罗振西，2004；胡星斗，2005；任华和梁瑞春，2008）；辩证思维是以对立统一的概念或范畴的形式来反映对象，它首先是整体思维，力求全面把握对象的相关方面及其关系；矛盾思维则从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客体，是辩证思维的重要表现形式。
自阴阳学说在公元前8世纪的中国产生以来，阴阳两气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宇宙哲学成为中国人思维模式的重要特征影响至今（冯友兰，2005）。传统思维模式是否随着改革开放、中西融合和经济现代化而不复存在？吴礼权（2008）从语言分析的视角，通过对汉语相关词汇的抽样统计分析论证了现代中国人倾向整体的思维方式。Peng和Nisbett（1999）也认为，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现代中国人倾向用辩证和整体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侯玉波等（2007）的系列研究也表明，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矛盾思维性仍然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征（Hou等，2003），说明传统思维模式在现代中国仍然是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对中国人社会认知、决策判断、责任归因等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侯玉波等，2004）。
具有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矛盾思维特征的人不仅仅关注威胁本身的特征，并且关注威胁和机会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他们将对威胁与机会之间的关系投入更多认知资源，形成对威胁—机会相互转化、转化条件和转化可能等特征的独特理解，并在决策中有一定的影响权重。许多汉语成语和日常用语反映了中国人对危机转化知觉的特性。如“危机”一词本身就包含“危险”和“机会”两部分，还有“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隐患险于明火，预防胜于救灾”、“居安思危”、“化险为夷”、“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用语都说明威胁与机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人的危机感中有重要地位，Mei和Wang（2009）对中国企业高管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也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证据。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1b：
假设1b：威胁与机会之间的转化度也是企业高管组织危机感的特征因素之一。
可控度和转化度所反映的是威胁和机会之间的整体关系，而损益度、波动度和负面性则是机会和威胁的区别特征，损益、波动和负面反映的是企业高管对威胁—机会的效价认知框架，可控和转化则反映的是企业高管对威胁—机会的关系认知框架。按照这种理论逻辑分析，这五个特征可归纳为两个不同的二阶因子：损益度、波动度和负面性可归入一类，根据含义命名为“威胁识别”（或机会识别）；可控度和转化度可归入另一类，将其命名为“转机识别”（或转危识别）。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c：
假设1c：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是一个二阶多因素特征模型。
综合以上假设，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高管的组织危机感是一个多维的特征模型，主要包含损益度、波动度、负面性、可控度和转化度等五个特征因素。进一步可概括为两个二阶因素：威胁识别和转机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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