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环境的修复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本质，他说道：引起大萧条，不是民间创业体制天生不稳定的信号，而是少数人错误地对货币体系行使巨大力量而形成庞大伤害的证据。货币体系的管理不当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元凶，而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欧盟通过实施资金援助来解决债务危机，这些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引起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反而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更为混乱，衍生出更为复杂的问题。因此，要使世界经济重新步入增长轨道，首先就是要对市场环境进行修复，其间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对全球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从而建立起有助于长远发展的国际市场新秩序。

1.量化宽松扰乱国际市场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实现复苏。所谓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主要是指美国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美国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始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11月25日，2010年11月4日，美联储宣布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从QE1到QE2，美国共计向市场注入了2.325万亿美元。

2012年9月美国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同年12月13日，美联储麾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0～0.25%超低利率在失业率高于6.5%，并且未来1～2年内通胀率预期不超过2.5%情况下将保持不变，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QE4），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OT），加上QE3联储每月资产采购额为850亿美元。

量化宽松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美国采取这一政策或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其他可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也或许是其他解决办法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这一政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联储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化解“财政悬崖”的工具，“财政悬崖”问题已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财政悬崖”一词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2年2月7日在国会听证会上首次提出，指美国将在2013年1月1日同时出现税收增加与开支减少局面，即增加5320亿美元税收，同时减少1360亿美元政府开支。美国国会预算局于2012年11月8日在报告中说，如果国会不能阻止“财政悬崖”出现，2013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5个百分点，第四季度美国失业率将升至9.1%。美国经济已陷入一条恶性循环的怪圈，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

实施积极财政刺激，公共财政赤字的积累会加剧，而且可能导致民众对未来的财政与金融状况丧失信心。但退出积极财政政策将导致失业率上升、增长率下滑，会进而造成政府福利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最终还是会出现公共财政赤字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政策选择似乎走入了一条死胡同。

由于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使全球低息环境和充裕的流动性持续较长时间，但对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却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对国际市场环境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副作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破坏实体经济与货币需求的平衡，造成市场流动性溢出，从而使得货币功能和投资效应递减；二是带动各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引发新一轮资源价格上涨，埋下全球通胀隐患；三是引致其他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削弱外向型经济体的出口能力，导致出口导向型国家经济失衡；四是推升美国国债价格，降低其收益率，使相应持债国家的外汇资产存在贬值风险。

金融危机已经使全世界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拖累，而量化宽松政策又一次将美国经济发展长期累积的问题和风险交给了国际社会。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在失业率高企、通胀水平持续维持低位并存的经济背景下，美联储会将其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下去。而美国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吉姆·罗杰斯在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发表讲话时则对这一政策表示了抨击，他说道“伯南克先生不懂经济学，不懂货币，不懂金融……他只懂印钞票”。2013年6月，伯南克公开宣传，考虑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4年2月，接手美联储主席的耶伦表示将延续前任伯南克的政策，继续审慎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于是，国际社会又开始研究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与应对。有学者指出：

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者，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外部溢出效应。美国退出量化宽松，通过资本流动、贸易两条渠道，其他国家必将出现货币紧缩。目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中，被迫进行货币紧缩，无疑是雪上加霜，有可能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加强资本流动监管和市场流动性管理，避免出现钱荒，以确保投资、消费的正常运行。^[1]

2.“欧债危机”治标难治本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甚至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各国基本是遵循着两条路径来解决问题，一条路径是资金援助。2010年5月，欧盟批准了7500亿欧元希腊援助计划；同年9月，欧元区财长批准为希腊提供第二笔贷款，总额65亿欧元；同年11月，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决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向爱尔兰提供850亿欧元资金支持，以遏制债务危机蔓延；2011年5月，欧元区财长同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向葡萄牙提供78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2012年，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新救援贷款。

另一条路径则是“开源节流”，相关国家纷纷采取金融紧缩措施，包括削减政府开支、推迟退休年龄、降低个税起征点、延长在职人员工作时间、进一步加强对富人和高薪阶层的财产控制等。此外，欧盟领导人通过经济治理改革方案，决定从强化财政纪律、新建宏观经济风险监测机制、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永久性危机应对机制等方面堵住债务危机所暴露出的欧元体制性漏洞。

尽管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危机，欧债危机非但未见好转，还有再次升温的迹象。2012年12月9日，意大利总理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稳定金融市场的预算案，以消除投资者疑虑，并强调预算案过关后立即宣布辞职，而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扬言要东山再起，意大利政局的混乱使该国财政紧缩政策面临变数，国际信评机构标普表示，若意大利经济衰退延续至次年，就有可能调降其主权信评。若意大利陷入危机，则欧债危机很可能继续蔓延，恶化国际金融市场环境，甚至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经济增长能力是偿债能力和重建市场信心的基础，居民消费疲软、投资者信心低迷、银行信贷大幅收紧、市场信心陷入谷底和欧盟刺激经济乏术等一系列因素使欧盟，尤其是南欧国家短期内很难看到增长的希望，这意味着已经陷入衰退的欧元区和面临增长困境的重债国短期内难以走出危机，而由此导致的失业率高企反过来又将阻碍为解决债务危机而进行的财政紧缩和欧洲一体化进程。

由于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基本都是治标不治本，欧债危机直接影响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给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了更多困难。首先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欧债危机导致各国失业率上升、福利下降，有效需求萎缩，由于危机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虚拟经济的危机和银行信贷收紧转而向实体经济传导压力，造成欧洲经济的衰退，进而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其次是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欧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市场，是美、中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造成欧盟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贸易伙伴的出口受到影响。最后是破坏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危机导致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国际资本纷纷逃离欧元资产，而欧盟要求各大银行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银行被迫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业务收缩，又导致相关国家本币贬值，通胀压力加大，投资锐减。

欧债危机久拖未决且方向不明，尤其是对欧元区解体的担忧，已经损害到国际市场的信心，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平衡。2012年12月，欧盟财长会议批准向已经濒临“无序违约”的希腊发放价值491亿欧元的新一笔救助贷款。并就2014年3月1日之前建成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达成协议，即欧洲央行将成为监管机制的核心，负责监管欧元区成员国所有资产超过300亿欧元的银行，非欧元区十个欧盟国家可自愿加入这一监管框架。建立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是切断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之间恶性循环的关键之举，但能否真正解决欧洲债务危机问题却还是未知数。而欧债危机不能完好解决，国际市场环境就难以得到修复，世界经济重拾增长就依然充满变数。

3.重塑全球金融体系新秩序

中国有句古谚，“解铃还须系铃人”。金融危机起源于美欧发达国家，要使世界经济实现复苏，重拾全球增长之路，关键还是要看发达国家采取何种战略来解决国际市场的问题。投资大师索罗斯在其《金融市场新范式》一书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后，政府一直在支持信贷扩张，一旦信贷扩张受阻，它们就会降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让信贷变得容易，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就造成了60年之久的超级大泡沫，泡沫当然要破裂，目前的危机正在为这场泡沫清算，而全球的金融体系也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秩序，新秩序意味着有些游戏规则将改变。^[2]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的金融创新是完全不受监管的，金融体系监管缺失被视为造成本轮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舆论普遍认为加强金融体系监管是防止金融危机扩大及再次发生的重要手段。对于如何监管，索罗斯在其《全球化的金融市场需要全球化的监管》一文中的观点还是颇为值得借鉴的，他指出：

监管者必须负起责任，用区别于货币的方法来控制信贷，对违背市场情绪的任何措施都需要严密的判断。因为金融市场是全球性质，所以监管的范畴也必须国际化。为了使国际金融体系存活，国际监管必须加强，但也要小心过度监管，市场不完美，但监管可能存在更多问题。监管应该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程度，即力度小又刚好能维持稳定。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推出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整改方案，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金融监管体系做出重要调整，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建议，以维护市场稳定及增加资本市场的竞争力。金融危机敲响了世界各国加强金融监管的警钟，但就目前进展的程度来看，许多措施仍处于设想阶段，整个世界金融监管要达到平衡、有效而又迅速的程度仍然是任重道远的。的确，金融监管是一个关乎诸多环节和诸多因素的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监管者本身也是人，而市场本身也会犯错，完全地依赖政府和顺应市场都不是金融监管的最佳途径，建立全球金融体系，寻求最适合的平衡是金融监管需要不断探索的目标。

除了建立全球的金融监管体系外，进行全球货币体系改革也是走出危机的重要路径。现存国际货币体系中，储备货币由主权国家发行，却在全球发挥作用，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结构问题。发行国发行货币只为本国经济财政形势考虑，不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负责，结果导致金融安全形势严峻。2007—2009年美联储秘密地几乎零利率地向全球金融市场注资7.7万亿美元，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同时，美国运用货币权利也掌控了国际政治经济的话语权。目前，美国在IMF拥有16.7%的投票权，根据决策规则，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这就意味着只要美国不支持某项改革，它就拥有一票否决权。这种状况是直接危害到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及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

金融危机以来，进行全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建新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有能力对全球货币和经济体系进行相应改革。”^[3]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也表示，若不尽快建立更为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体系现有的缺陷和弊端将影响国际贸易健康发展。他希望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能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和国家间资本配置，各国需要一个能提振信心、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能为世界带来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4]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欧元与日元是国际化的货币，人民币则是正在想要走向国际化的货币。因此就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讲，短期内还没有一种货币可以与美元并驾齐驱。要使世界货币体系重新焕发活力，较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对美元的发行和控制权进行一定的限制，这就要求美国和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并进行共同的努力。

2011年11月在法国戛纳召开的G20峰会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取得了实质进展，峰会的公报中表示，G20各国将为IMF提供更多的资源，并已委派各国财长在下次G20财长会议前确定具体的增资方式，比如通过双边途径向IMF注资、通过SDR的发行和分配扩大IMF资源以及由各国自愿向IMF特别设立的管理账户注资。G20要求最晚在2015年对SDR的一篮子货币构成进行重新评估，让更多符合标准的新币种进入。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如何进行改革将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健康的发展。否则，像比特币这样的新生事物很可能扰乱金融市场。

除此之外，处理好金融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关系也是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及令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必然之举。其实，金融危机爆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失调所致，由于缺乏监管，银行仅有的流动性不仅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变本加厉地在金融市场上频繁炒做交易，以期套利，其结果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形成恶性循环。量化宽松政策固然可以通过利率传导、资产结构转变与资产价格重估、物价预期、信贷可得性等渠道促进投资与消费的扩大，从刺激实体经济增长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作用只能在一定时间段内，其后在促进实体经济恢复方面就会出现边际刺激效果递减的状况。

因此，要想摆脱金融危机，彻底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核心是要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积累社会财富，而不能完全依靠资本市场的投资；其次是改变金融市场的运作模式，抑制投机，重新确立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协调模式，在这方面，除规范和加强财政银行的监管外，必须改革国际金融市场运行模式，由投机为主的经营转变为投资获利的发展模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解决分配不均和部分机构长期控制和左右金融市场所形成的不合理交易行为。

从金融危机后的动向看，各国经济均处于调整之中，制造业回归的呼声占主导地位，加上部分国家为创造就业，纷纷采取了一些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手段，因此出现了部分跨国公司资金回流的迹象，其中美国的动向最为明显。但从长远看，全球化仍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内生产贸易安排不可回避的大趋势，因为各国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组合存在巨大差异，而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改进劳动生产力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相信世界经济经过震荡和调整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将进一步发挥其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积极引导作用，并在推动形成国际多边贸易投资体制方面有所突破，贸易投资的活跃将引领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