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宏观经济计量方法的统计分析

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计量经济学经历了诞生、发展、形成的过程。以CC方法论的成熟为标志，经典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达到了顶峰，并运用到收入分配的各个领域当中。依据凯恩斯理论构建的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成为许多国家分析和预测经济状况的重要工具，如克莱因创立的“克莱因-文德伯格模型”和“沃顿模型”等，为政府评价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类“经典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取代了传统的运用假设猜想建模的研究方法，成为收入分配研究中第一个相对完备的实证研究方法，之后的收入分配研究就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20世纪70年代，“滞涨”问题和“理性预期革命”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以之为基础的经典计量经济学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也使收入分配的研究方法发生了转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为缺乏微观基础饱受批判，从而发展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其研究范式也转为从“个人最大化”出发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另外，卢卡斯(1976)提出理性预期会使得经济主体改变行为模式，计量经济学模型应该重新对模型进行原始设定，而且常参数模型将不再适用，这直接促使遵循凯恩斯理论的经典计量经济学没落并发展到现代计量经济学阶段。现代计量经济学以问题为导向分为四大分支，其中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又被称为“现代宏观计量经济学”，它与经典宏观计量经济学一脉相承，都是分析宏观经济总量上各个主要指标间的相关关系，这构成了本节继续讨论的内容。而微观计量经济学在收入分配的指标构建和行为反应评价方面也得到了极大应用，归为“衡量指标”方面的文献，本文将不再详述。

作为收入分配研究方法的革新，相对于经典宏观计量经济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不再是“理论导向”，而是更多地以“数据导向”构建模型(李子奈，2008)。因此，现代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没有先验的理论假设，研究者通过对实际经济数据的分析来确定各自的模型结构，这使得研究者可以依据各自信奉的理论展开研究，也形成了计量模型百花齐放的局面，现代宏观经济模型中的Ramsey模型和Diamond模型都在收入分配研究中得到了极大应用和发展。

随着19世纪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兴起，收入分配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以计量方法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时代焦点。学者们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宏观计量模型对此开展了研究，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2)将这20年间的文献按建模思路分为政治经济机制、教育-生育决策机制、社会稳定性机制和市场规模机制四大类，指出虽然收入分配的研究思路得到了拓宽，但是不同理论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却是模棱两可的。这个矛盾在Benabou(1996)的论述中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在1992年到1996年的13个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中，有9个支持收入不平等损害经济增长，而另外4个却不支持该结论。而且最近十年，纵然计量经济学在数据平稳性和VAR类模型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当前收入分配的计量研究中这一自相矛盾的状况仍然存在。近期的相关文献中，支持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的有Deininger ＆Squire(1996)和Ravallion(1998)等，而Baumol(2007)和Ben(2007)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梁雪峰(1999)和Lundelburg ＆Squire(2003)等的结论却支持两者不存在清晰的相关关系。

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收入分配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能够很好地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各类模型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宏观计量模型的这一矛盾揭示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应用于收入分配研究的困境，是由计量经济学的本身发展阶段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特殊性造成的。

经历了卢卡斯批判后，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上由“理论导向”建模转向了“数据导向”，即是以对象和数据导向构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替代了先验的凯恩斯理论为指导构建模型。以数据为导向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应用于收入分配研究，统计机理较强但是理论机理较弱，模型和变量的设定较少涉及经济理论的假设。尤以VAR模型为例，它能很好地刻画数据的动态表现，但由于没有包含任何的经济结构方面的信息，而难以得到经济理论的合意解释。同时由于收入分配往往涉及多种传导途径的相互作用，即使是被称为“结构方程”的SVAR模型也没有把收入分配问题置于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分析其综合效应。这些都构成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应用于收入分配研究的第一个难题。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前沿“动力学关系导向”正尝试在理论导向和数据导向间取得一个平衡，以主体间的关系为导向构建模型，也说明了计量经济学试图通过自身的发展来克服这一困境。

另一个方面，收入分配研究的特殊性也同样造成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发展困境。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是在特定环境下基于微观个体的异质特征和异质行为模式的经济“归属”分析过程。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普遍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代表性个人研究方法，采用总量分析模式或典型个体分析模式，要么是完全忽略了微观个体的行为分析，要么是完全忽略个体间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相互分离，使得宏观经济分析缺少坚实的微观基础。即是，主流经济学以代表性个体假设作为其微观基础，但却不适用于分析收入分配的微观异质个体的经济归属，也就造成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无法有效研究微观异质个体的收入分配问题。

综上所述，计量经济学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的结构方程已被证明有其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现代计量经济学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的各个领域，它能对数据之间的统计关系做出很好的归纳、演绎与分析，揭示隐藏在数据之后的相关主体的内在关系。但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应用到收入分配研究，却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变量选取没有一个广泛认可的理论基础，更多地采用“数据导向”从研究者假设出发设计模型，而且没有一个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用来综合分析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是在特定环境下基于微观个体的异质特征和异质行为模式的经济“归属”分析过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显然无法有效分析经济政策对不同微观个体收入分配状况及相关行为的作用效果。这两个难题一方面促使计量经济学在自身内部寻求方法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收入分配的其他研究方法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