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辉煌》的启示

2012年3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讲话时提到一本书，书名叫《昨日辉煌》，是一本探讨美国如何东山再起的书。习近平同志介绍：“书中写到，美国要再创辉煌，就要鼓励每个人都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者”，并指出“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生机和希望所在，也是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后劲所在。”他对上海提出了要求：“上海要进一步牢固树立人才是创新发展第一资源的观念，大力营造开放、宽松、公平的创新创业环境，真正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大力度培养青年科技英才，更大力度引进国内外、境内外、体制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习近平同志提到的《昨日辉煌》一书，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以《曾经的辉煌》为书名，于2012年9月出版中文版。书的作者之一是著有《世界是平的》等多本畅销书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另一位作者迈克尔·曼德鲍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国外交政策主任。本书论述了美国遇到的四大危机、美国历史上的五大成功秘方等内容，有七大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全球化是书中分析的第一大挑战。作者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扁平的世界，世界的扁平化由三股力量共同作用完成。第一股力量是个人电脑；第二股力量是因特网；第三股力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工作流革命”。这三大变革综合起来，全球的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参与沟通、竞争与合作。这次变革从政治、商业到教育领域深刻影响着美国和美国人。作者指出：“这个高度关联的世界正在改变每个人的工作方式，并迫使每个人对此做出回应。无论经营的企业规模如何，你都要学会用这些新工具来武装自己。”为了获得并保住一个好工作，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

作者强调，在一个高度扁平、高度互联的世界里，又遭遇了经济大萧条之后，每家公司都被迫提高生产率，使用更少的资本、雇佣更少的员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旧的岗位将一去不复返，更多的工作将靠机器和芯片来完成。只有提高教育和创新水平，才能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

作者把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划分为四类。第一类职员可被称为“创造性创造者”，他们是最好的律师、会计、医生、艺人、作家、大学教授和科学家。用非例行性的方式处理非例行性的任务是他们工作的重心。第二类职员称为“例行性创造者”。大多数律师、会计、教授和科学家都可以归为此类。用例行性的方式处理非例行性的任务是他们的职责所系。第三类职员称作“创造性服务者”。以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处理任务的非例行性低技能工人即属此类，如掌握特殊制作工艺的糕点师、善于和患者沟通的护士或者技术娴熟的调酒师。第四类职员是“例行性服务者”。他们以例行性的方式做常规的工作。作者强调，在全球化时代，仅仅从事“非例行性”工作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例行性创造者”的工作最容易被外包或数字化。作者专门引用了2011年3月4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新闻，题为《昂贵的律师或将为廉价的软件替代》。其内容如下：“五家电视节目工作室联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起反垄断起诉，其代价是不菲的。作为诉讼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必须提交与之相关的证据。为此，他们花费了220万美元雇人检索了约600万份文件。事实上，大部分资金最终作为报酬支付给了庞大的律师和律师助理团队。他们仅仅工作了几个月，按小时计酬的费率相当之高。当然，这是1978年的事情。现在，借助人工智能和‘电子检索’软件，只需支付少量费用，即可在短时间内分析相同数量的文件。例如，在2011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的‘黑石检索’程序分析了150份文件，其花费不足十万美元。有些程序不仅仅能够以计算机的速度检索相关文件，它们还可以提取某些特定的概念……不再需要律师分析海量的文件。‘从法律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之前分配给律师的文件分析工作将不复存在，’比尔·赫尔说，（赫尔是一家著名制药企业的法律顾问，之前与公司相关的文件分析工作都由他分配。）‘文件看久了，每个人都会不耐烦。而电脑不会。’”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作者指出，美国必须拥有生产能力出众的企业——使用这个时代提供的各种工具，用更少的人力投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美国还需要这些企业创造收入丰厚的工作岗位。而要在这股浪潮中长胜不败，只有一条路可走：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从而激发更加强大的创造力。经济的健康与否不仅取决于生产效率，还取决于创新能力——更多的人参与到创新中来，生产更多产品和服务，提高全民福利水平。在全球化时代，像福特、波音或者英特尔等规模巨大的工厂将变得更加稀少。美国需要具体而微小的小型企业，需要更多的人成为创造性创造者和创造性服务者。部分人可以开发新的产品，部分人则对现有工作进行改造，还有部分人用激情、独特的方式完成例行性工作，这样才能更加适应这个扁平化的世界。

作者指出，如果说全球化将美国人的工作暴露在刀刃之下，IT革命则彻底改变了他们工作的成分——电脑、手机、网络以及所有的社交媒介衍生物迅速扩散。一些过气的工作黯然谢幕，而另一些新型工作包括新型产业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粉墨登场。由于几乎所有工作都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需要批判性的思维能力，所以每一个美国人都必须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否则无法保障一份体面的工作。IT革命给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和挑战——培养美国人的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作者认为，在“教育挑战”面前，美国存在差距。作者引用美国教育部部长艾恩·邓肯在2010年12月7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将2009年的结果公布之时的声明：“科学技术素养是保持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美国的阅读和科学素养方面处于中游水平，数学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这个结果并不足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为此，作者强调，美国“必须缩小少数族裔和一般白人学生的差距，因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几乎找不到什么体面的、能够提供生活所需的工作，更不用说仅传授批判性思维模式、阅读和基本数学技能的高中教育水平劳动者了。”同时，作者认为：“必须提升美国教育的平均水平，因为即使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年轻学生能够提高到白人学生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也只是处于世界的中游水平，未来最好的工作将不是为我们设立的，更不用说创新型的工作了。”为了提高美国的教育水平，作者认为以下六点是缺一不可的：“优秀的教师和校长、关注子女教育且积极参与的家长、推动提高教育标准的政治家、即使子女不上学也乐于投资给学校的民众、致力于提高社区教育水平的企业家，以及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学生们。”如果这六条能触动社会的每一个人，那么改善教育的目标就能达到。

作者认为，平庸的时代已经宣告终结，“随着全球化和IT革命持续整合、扩大和推进，过去‘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将会被彻底改变。展望未来，我们坚信，世界上的国家将逐步分为高想象力国家和低想象力国家。高想象力国家鼓励和帮助本国人民施展想象力，进行额外的创造；低想象力国家，抑制或根本无法开发本国人民的创新能力以及拓展新思路、启动新产业、培育他们自己的‘非凡之处’的能力。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的高想象力国家之一，但现在它需要建立一个超高想象力的社会。这是我们保持企业生产力持续提升，并为在岗工人支付体面工资的唯一办法。”

作者介绍了哈佛大学科技创业中心创新教育学家托尼·魏格纳为“更好”的教育所下的定义，即3“C”教育——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有效的口头和书面交流（Communication）、协作（Collaboration）。魏格纳说，批判性思维就是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不是记忆正确的答案。交流和协作则包括确定目标，然后与其他人共同努力将其实现。一个人要成为创新工作者或者创造性的服务人员需要做到上述3“C”的全部。魏格纳还说：“如果你不能沟通，你就无法进行合作；如果你不能进行合作，就必然缺乏创造力。”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最有创意和创新能力的人都是独挑大梁的，但他说：“根据我在工作中的观察以及与高级创新人才的交流来看，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今天的创新大多是由跨国的、多语种的甚至虚拟的团队来完成的。”他解释说，在这样的团队里，“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工作的效率就难以保证”。

创造力是可以培养的。作者引用诺瓦学校的校长黛安·罗森伯格的观点：“当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项目的创意，我们鼓励教师们说：‘是的，而且……你考虑一下这个方向怎么样？’”就是说，不仅要接受任何的想法，而且总是要以学生内在的创意为基础有所建树，然后努力把它导向有创造性的方向。作者认为：“有些人拥有天生的好奇心和驱动力，使他们在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之后仍然能够坚持学习。其他人则应该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这种特质往往来自于一位或几位伟大的教师，他们因此对某一个科目感到兴奋，并用‘是的，而且’来对这种兴奋表示肯定。无论这种特质从何而来，每个人都会需要它，因为现在更好的教育在今天意味着培养学生读懂一本还没写出来的书，去掌握一项还没创造出来的工作，或是去设想一个还不存在的产品。这将是学生们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必须不停重复去做的事情。”

作者引用了“专业的就业杀手”约翰·贾伊维茨的观点：“我干的就是扼杀就业的行当。我有三种方法：销售、击败竞争者、全力开发内部生产力。”但是，“我不能干掉那些有创意的人。我不能通过什么生产力解决方案或外包（战略）来取代一个有创意的人的工作。我不能干掉有个性的价值创造者。一个有个性的价值创造者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可能是与某个客户有关系的人，也可能是一个优秀的销售员。他们可能是花了大量时间掌握了一个市场，并成为专家的人。”为此，作者指出：“只有我们的子女能接受个性化的教育，只有我们的高校在创造性应用上花更多的时间，只有我们对尚未充分就业的职工提供培训和指导，系统性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才能彻底改善。在此之前，如果还没有创造性的一技之长，那你就将成为我们这些就业杀手的下一个猎物。”

作者认为，未来美国的第三大挑战在于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冷战之后，美国习惯于通过借钱而不是税收来填补联邦政府的收支缺口，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随之迅速扩张。尤其是2001年以来，美国财政纪律的退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而且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体系的负担将史无前例地加重。“2001年国家总债务在5.6万亿美元的水平，然而在接下来的九年内，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到2011年达到了14万亿美元，与美国GDP水平相同。如果不采取限制措施，预期到2012年，债务将增长到16万亿美元。”（注：美国财政部2012年10月31日警告，美国国家债务将在2012年年底达到16.4万亿美元的最高上限。）

这一局面是如何产生的呢？从美国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之前，美国的财政状况一直较为稳定。联邦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一直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经济也保持了稳步增长，债务对GDP的比率随之下降。但在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内，财政赤字开始爆发，里根政府采取了向富人倾斜的减税方案，税基由此减少了，大约占GDP的5％；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实的发展让里根不得不提高警惕，里根政府制定了五大增税政策，还领导了社会保险体系改革，稳固了该体系。由此可见，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认为政府要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必要时应增加税收。但是共和党的新一代领袖走上前台后，如乔治·W·布什等，虚构了一个新的“里根总统”，认为财政赤字无关紧要，并反对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形式提高税收，尤其是对最富裕阶层的税收。这些盲目推崇减税的新一代空想主义领袖打破了共和党有关审慎财政和保守主义的承诺，错误地认为如果采取足够的减税政策，经济自然会帮助政府摆脱财政赤字。

作者指出，新一代共和党宣称的“财政赤字无关紧要”完全是经济学上的“胡言乱语”。美国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和负债之所以没有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从而迫使白宫和国会增加税收和缩减支出，“是因为天上突然掉下来一块馅饼：外国人慷慨解囊，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借来数以亿计的美元，填补了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以致让我们飘飘欲仙。中国通过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向我们提供了天文数字般的资金。中国政府对此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一贯奉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维持并不断扩大出口以便为更多的国民创造就业机会。这就要求中国必须保持其出口目标——美国负担得起这些出口品。通过购买美元，中国能保持美元相对人民币的强势地位，这无疑有助于美国消费者继续购买更多的中国产品。”日本等国通过操控汇率来支持本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他们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也支撑着美国的消费增长模式。结果是美国可以从中国及其他国家过度借款，然后肆意挥霍；反过来，这又可以使中国及其邻国通过大规模出口、高储蓄和低消费的方式加速发展。“中国和美国构成了一种完美的共生关系，中国需要一个安全的目标来消化其购买力，于是把这些购买力投向了美国的国债。”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整个国家早已入不敷出，在国际贸易中积累的商品、服务以及收入差额总共高达七万多亿美元，这是“盛极一时的虚假繁荣”。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钱来得不够及时或者干脆永远消失，那这场狂欢就该结束了。而这一切随时都可能发生，到时候将会给美国带来经济上的伤痛。

作者认为，民主党人对目前这一局面的形成也脱不了干系，他们习惯于为公职人员、工会——警察、消防队员、教师和公务员——增加工资和养老金；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假设之上，包括对未来税收收入和养老金市场回报的估计等。

作者指出，美国“必须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同时参照美国过去的繁荣模式，在财政预算的合理范围内加大基础性投资。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投资于未来，那它的未来之路必将布满荆棘。”作者还强调了“一条真理”：“如果继续像过去那样无节制地支出，我们就是在透支——实际上是葬送国家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支出不能花在正确的事情上——自从19世纪以来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也同样是在透支或者说葬送国家的未来。”为此，作者认为美国应该遵循四条指导方针。首先，必须要认真对待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其次，必须要明确最终目的，即必须用先进的技能和工具将人民武装起来，为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增加新的长期投资，以促进美国的繁荣；第三，必须对财政支出进行全方位的削减，但教育、创新和基础建设等项目的支出则要确保；第四，需要通过税收增加政府收入。总之，民主共和两党必须摒弃各自的意识形态，团结一致对财政支出进行全方位瘦身，同时还要全面提高税收，填补纳税管理上的漏洞，并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相关投资。

作者认为：“第四大挑战在于矿物燃料对地球生物圈所造成的威胁，这是能源消耗高涨的直接后果，反过来，能源消耗又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普及过程（尤其是在亚洲）中经济增长的直接产物。如果我们确实找不到丰富、廉价、清洁和可靠的能源来支撑所有‘新美国人’的需求，我们的地球将面临能源枯竭、空气恶化以及气候暖化的风险。”然而，这也是一个机遇，意味着能够提供丰富、廉价、清洁和可靠能源的产业将成为下一代的全球主导产业。能源科技（ET）将成为新一代的信息科技（IT）。能源科技产业发达的国家可以保障自身的能源需求，国家安全也会相应增强，同时全球环境也会随之改善。这些国家必将成为创新企业的摇篮，在下一代全球主导产业中掌握主动权，持续改善人民的生活。

作者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浓度变得越来越高，从而提升了全球的平均气温。虽然气候变化的后果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但温室气体的聚集则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可能会对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且不可修复的伤害，继而颠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方式。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逐渐建立起了一个依靠清洁能源而运转的经济体，但气候变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损失，结果又会如何呢？在这个转型期间，能源价格可能会上升，但是提供清洁且高效能源的新技术会在量产中获得规模效应。很快地，我们将面临更高的能源价格，但在能源消耗上的总支出将会下降，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会降低。因为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使我们可以消费更少的能源，支付更少的钱，最终却得到了更多的动力”，“与此同时，由于在转型初期就启动向清洁能源转型，即购买了气候变化保险，所以我们可以在下一个全球主导产业中确保竞争力。若不考虑全球变暖的威胁，地球仍面临人口增长问题，地球人口会由现在的68亿增长到2050年的92亿。同时，会有更多人居住在美式住宅内，开美式轿车，吃美国尺寸的巨无霸，这就意味着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全球需求量将会激增。因此，化石燃料将变得更贵，造成的污染也将增多。这会使人们对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上升，继而刺激供给的增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清洁能源将会接替信息技术成为下一个主要尖端产业，并将掌握世界上富有国家的经济命脉。”

作者指出：“美国仍未建立好市场生态系统，规则、标准、监管和价格信号都还没到位，自然无法鼓励数以千计的绿色革新者，在他们绿色的‘车库’中发明各种丰富、价廉、可靠且零排放的突破性技术。”而德国和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之所以能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了“国内政策工具以制造出巨大的内需”。“如果我们给建筑、卡车、轿车和发电厂制定高节能标准，会激发美国企业的创新热情，使行业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反，如果降低节能标准，我们就会在市场中造就低成本、低标准的市场竞争者。”为此，作者强调，美国必须在能源和气候方面实行新政，“设立碳价格机制，提高汽油税，或是为全国的建筑和住房制订节能计划都属能源战略，但还未发现一项措施能像它一样，让美国变得更强大，更富有，激发更多创新，让国家安全更有保障，并且赢得更多尊重。如果我们对全球变暖视而不见，将其作为唬人的把戏，并拒绝实行任何减少石油依赖的措施，那就不仅是向物理学宣战了，更是在藐视美国国家利益，违背基本的审慎原则。”

作者认为，美国在直面气候改变和能源问题的挑战时之所以输得如此悲惨，一方面是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并没有真切地看到这产生了什么直接影响，从而想通过集体力量制止排放行为变得极为困难。另一方面是政客们不希望提出制定碳价格并设立更高等级节能标准的提案，也不愿谈论这两个问题。除此之外，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商会广撒政治献金，以防止政策出现不利于他们的变化。民主党尽管明白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不愿强出头，不愿为此承担政治代价；共和党则否认所发生的一切。两党的举动让制定严肃的能源和气候政策变成了一种不现实的奢望。

作者指出：“在这个无限互联的世界，更多人在吃、住、行上将更加接近美国人的水平，从而导致化石燃料需求增加，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石油价格施加更多的压力。”并且，随着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世界的城市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都会加剧形势的恶化。摆在美国和其他大型工业化国家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主动发起一个良性循环以抵制这种恶性循环。作者认为，由性能标准、碳排放价格体系、研发及创新三部分组成合力，必能创造一个强力的良性循环，以对抗能源和气候的挑战。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提升能效标准，其释放的价格信号将起到巩固作用，人们会因此受到更大的激励，希望住上更加节能的住宅，购买更低油耗的车，使用更省电的家用电器。其次，当市场和效能标准两者协力引导人们走上正轨后，这将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和创新产生可观的激励，这些公司会变成一个游说团体，支持制定更高的能效标准以抢占市场。同时，这些变动还有一个好处：达到能效标准的产品绝对有实力与世界上任何一件同类商品相抗衡，这种成果又给政府和企业以激励，使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科研和产品开发。由此可见，能效标准、碳排放价格和创新这三个工具会共同创造出一个动力强劲的引擎，促使清洁能源价格下降的同时刺激需求上升。作者引用气候工作基金会CEO哈尔·哈维的论述，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实现上述这种生态循环系统中的努力。“他们希望本国的企业能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里拥有最强的竞争力。实际上，他们的确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作者希望美国也能如此，“我们设计一套促进良性循环的方案，让我们更健康，更繁荣，更安全，并更加适应当今这个无限互联的世界。”

作者指出，美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为此，必须重新投资和激活美国历史上的五大成功秘方。“美国之所以能创造出世界上最卓越的经济和民主，是因为在建国以后的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美国都能凭借特有的‘秘方’，创造出新一轮的繁荣。”作者介绍了几位“秘方的发明者”，他们是一位财政部长和七位总统，即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亚布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D·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林登·约翰逊。作者指出：“该秘方包括五大支柱，它们一起促成了美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特有的伙伴关系，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一大支柱是公共教育的普及。第二大支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现代化，包括道路、桥梁、码头、机场、宽带、光纤、无线网络等。这些基础设施使得美国的工人和公司更加有效地沟通和合作，同时以更加便宜和便捷的方式把它们的商品和服务运送到目的地。第三大支柱是向海外移民敞开怀抱。这带来了双重收益：一方面美国吸引了众多充满工作热情的低技能移民，为美国社会增添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才云集于此，为大学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在从生物制药到制造业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技术突破，新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第四大支柱是政府对基础研发的支持。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基础化学、生物和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同时大量地把新技术传播给美国的企业家和工人。美国经济正处在信息技术时代，技术创新对经济的重要性比之前要大得多，所以对每一个领域的前沿研究都要比之前更有价值。第五大支柱是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监管。这包括预防金融崩溃和环境破坏的保障性制度，以及鼓励资本流入、保护发明专利和知识产权的制度、鼓励小企业和风险资本扩张的各项制度和激励。作者强调：“综观历史，这五大支柱为美国人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精力、智慧及企业家才能，美国和它的人民都因此变得更加富裕和强盛。在这个秘方中，政府为私人部门的风险和创新奠定了基础，美国200年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正是美国像磁铁般吸引着世界各地梦想家的原因。”

作者认为：“美国成功秘方中的三个要素，即教育、基础设施、研究和开发，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第四个要素，即移民政策，是由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系统控制的。秘方中的最后一个部分，使用的不是政府的钱，而是政府的权力。”作者强调：“和社会保障体系一样，减少对美国商业运转带来阻碍过多的政府管制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完全抛弃政府管制则是非常愚蠢的。市场并不是恣意生长的野生的花园，市场需要受到监管制度的限制，一方面鼓励人们承担风险，但同时要防止可能对每个人都有害的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明智的监管制度和标准，能促进创新和投资；同时监管制度和监管主体为市场提供了信任的重要基础，这种信任能够促进创新和冒险。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指出，所有的规则“并不是增加公有制、减少私有制，它们只是在这两者之间作正确的取舍”。当你通过政府规则、制度和奖励加强市场的作用时，“你为勇于冒险搭建了舞台。可预测性提供了更多创新的机会和动力。”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像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那样勇敢的冒险家，我们国家的经济根本不可能发展到像今天这样。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独特的公私伙伴关系，他们也不会取得成功。”

作者认为，美国秘方的产生，部分归功于共和党的创造。共和党的传统支持有限政府，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也支持强大和有效的政府。在关键时刻，共和党总统以及他们的民主党对手描绘出了美国强盛的愿景，并说服公众支持、国会授权来采取合适的措施复兴美国秘方。作者指出，在五大秘方之中，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教育必须进行革新。同时，另外四大秘方也必须同时革新。必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研发投入，还要调整移民政策，为外国人才创造更多的便利和机会，使其愿意移居或继续居住在美国。“最后，需要革新美国企业的监管体系，使其更加现代化。一方面监管法规过于庞杂和束缚，使风险投资者噤若寒蝉；另一方面监管又过于宽松，无法防止危害性的外部负效应和渎职行为。实施监管的关键就在于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作者强调，面对今天的巨大挑战，美国需要唤起全民回应，促使美国人民作出艰难的政策抉择，更新促进繁荣的美国传统，使美国的经济更加有创造力和活力。“只有当每个美国人和美国企业都整装待发，我们才能驶向新的航程。”

作者把21世纪前十年的美国称为“可怕的两周岁”阶段。“这个术语来自于儿童心理学，指的是儿童两周岁以后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孩子容易变得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固执任性。儿科大夫常常劝慰这些焦虑的孩子家长，孩子们的行为是非常正常的，孩子们会渐渐摆脱这些坏毛病。相比之下，美国在‘可怕的两周岁’阶段一点也不正常，我们仍没有从困境中走出来。”作者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毫无规划可言。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我们是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富强国家的，我们忘记了将去往何方以及前往的道路。我们没有对成就伟大美国的秘方进行更新，即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移民、研发以及合理的政府管制。全球化的扩张以及IT革命，使得根据新环境不断更新美国秘方，显得愈发重要。我们本已陷在衰退的深渊无法自拔，却固执地在中东打了两场战争，而且我们不但没有通过增税支付战争费用，反而减了税，这在历史上是头一次。简而言之，暴风雨即将来袭，这一代美国人却纷纷抛弃了雨伞。这么做将使我们与美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彻底决裂。”第一，整个美国的教育体系都表现欠佳。美国教育部部长艾恩·邓肯说：“25％的美国高中生要么辍学，要么不能按时毕业。大学入学考试表明，只有1/4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2011年底特律地区劳动基金会的调查发现，47％的成年居民文化水平低下。“你可以想方设法刺激底特律的经济，但是即使创造了就业岗位，那些不具备基本阅读能力的人也不可能胜任那些工作。”这使美国不得不投入巨资对那些没有获得高中或大学文凭就进入工作岗位的学生进行补救性的培训。第二，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糟糕。“我们的道路拥挤不堪，桥梁摇摇欲坠，供水管道漏洞百出，机场大厅大排长龙。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09年发布的《美国基础设施研究报告》表明，美国总体得分是D。报告还给15类基础设施进行了专门打分，所有的指标中没有一项得分超过C＋。多年的疏忽与资金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基础设施的安全使用。”第三，美国没有推动移民制度方面的法律改革，致使人才流失。作者指出：“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逐渐减少，同时，试图进入美国的有天赋的移民也遭遇到种种阻挠。这两个因素正不断侵蚀我们的制造业基础，也损害了美国对于那些杰出移民的吸引力。与此同时，那些移民输出国对本国人才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微软的首席研究和战略官克雷格·穆迪说：“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趋势，国家将会丧失我们长期积累的竞争力优势，即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最丰富多样的高智商，且勇于尝试的人才。如果丧失这一优势，我们的生活水准将最终沦落到全球的中间水平。”第四，研发费用严重不足。作者指出：“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知识和研发投资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额却在下降。”第五，美国现行的“管制”违背了中庸原则。作者指出：“美国繁荣秘方的重要一点是对经济进行适当管制。构思巧妙、规制合理的制度应该坚持中庸的原则：既不能太严厉以致压抑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发展，又不能太松弛以致无法遏制损害自由市场的贪婪与错误。在‘可怕的两周岁’阶段，美国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已经误入歧途。”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私人部门必须遵守的联邦法律数目大幅增加。与此同时，金融和能源等其他领域则缺少合理的制度规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正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和监管当局没能跟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经纪行业兼并与国际化的趋势。“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创新远远走在了金融监管的前面。”作者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必要的冒险精神与破坏性的不负责任行为之间原本界限分明。在‘可怕的两周岁’期间，我们却跨越了这条界限。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像美联储前任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这样的重要人物相信市场能够自我约束，各大金融机构能够实现自我约束；另一个方面金融行业用他们一如既往的强大影响力对国会施加压力，‘俘虏’了监管层，从而确保对他们新开辟的市场放松监管，这样金融机构就可以冒更大的风险，不断增加管理层的个人财富。”

以上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作者认为：“简单来说，我们的政治体系已陷入瘫痪，我们的价值观也日渐沦丧。”

一是极端的政治分化。作者认为，在过去20年里，民主共和两党像是两个敌对的部落，而不像是殊途同归的同胞。两党不仅在国内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在对外政策上同样水火不容。严重的党派分化，带来了那张熟悉的政治版图，共和党的“红”州和民主党的“蓝”州各自为政，谁也不愿苟同对方的意见。在这个红蓝两色的国度，政治极化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社会议题和社会生活上。

作者指出：“究竟是什么改变造成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单一意识形态的政党呢？过去40年来的广泛社会变革不容忽视。”这就是，政客们转向内部更为一致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各党内部的中间派团体都已销声匿迹，两党之间越来越倾向于将对手视为敌人。同时，在政客们的推动下，国家层面上的国会选区以及各州层面上的选区均重新划分了界限，便于将各党派的支持者集中起来，使当地成为共和党或民主党候选人的“安全”区域。这意味着对于“安全”选区来说，初选阶段的选举才是决定性的。由于各党内部初选时的选民必须是该党党员，而且参加初选投票的选民大多是党内意识形态最为顽固的成员，所以在政治光谱中趋向于极端立场的候选人比中间立场的候选人更容易在初选中脱颖而出。这样一来，中间派选民只能选举极端立场候选人，因为现行政治体系没有给他们提供中间选择。作者强调，极端的政治分化无法让整个国家正确地应对眼前无法避免的挑战，“长期内美国必须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党，带领这个国家制定全面的发展计划，”以应对美国面临的四大挑战。

二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随着美国政府的规模不断增大，美国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他们希望政府能不断地增加支出来满足这些要求，这种意愿通过一次次的投票影响着政府的行为。特殊利益集团雇佣“说客”，诱使政府将财政支出更多地花在自己身上，结果是“说客”们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将这些集团称之为“分利联盟”，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分蛋糕，而不是怎么把蛋糕做大，久而久之，这些集团“制约了一个社会采纳新技术和重新配置资源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作者认为：“资金雄厚、一手遮天的特殊利益集团甚至比政治极化更为可怕，由于他们的存在，我们几乎无法站在国家利益上进行思考和行动——包括应对眼前的重大挑战和重塑孕育辉煌的美国秘方。政客及普通公民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关注超过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长此以往，我们根本无法达到克服挑战所需的行动速度、广度和力度。”作者举例说：“化石燃料行业（即石油巨头和煤炭巨头）的游说团体一贯反对采用清洁能源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他们也反对减少美国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此类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通过对碳征税，强制提高含碳燃料的成本。这样一来，非碳能源便有能力和含碳能源进行市场竞争。这必然会加速由矿物燃料向清洁能源技术的转变，而且通过减少石油出口国手中的筹码，美国也会因此变得更为强大和安全。但是，石油、煤炭、天然气行业的厂商以及美国商会和全国制造业协会等组织雇佣了大量说客，全力阻止可能损害其利益的税收调整或空气质量监管等政府行为。”

三是金钱政治。作者指出：“金钱向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至少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然而，与党派和特殊利益一样，近些年来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的确不利于美国尽快做出必要的决策。”现代竞选活动基本上是不间歇的——尤其是从筹措资金的角度来看。作者所接触到的一些政治家表示，他们在工作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大概都在为资金而奔波，有时甚至更多。曾经担任参议员的埃文·拜尔说：“参议员在任期内有75％的时间都处于‘选举周期’之中，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把筹集到的资金花出去——而不是深入选民之中体察民情，不是向政策专家拜访求教，也不是和同僚们坐下来探讨原则性共识。”金钱渗透到政治选举中的结果是，秘密献金会急剧膨胀，议员们在具体立法投票过程中会尽可能地腐败（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就行），以满足金主们的相关要求。作者强调：“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以及竞选的资金需求使国会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国会可能会沦为一个以融资为主的组织，立法反而将成为附属品。”

四是“癫狂的媒体”。作者认为，全天候的滚动新闻有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妨碍了政治家们达成共识，尤其是对于那些争议性较大的议题。“因为只需要一两个自由派或保守派特殊利益集团站出来加以阻挠（通过在媒体上引导观众），你的选票就会一点点流失。”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闻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而且技术还在不断升级，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有了博客和推特（twitter）的平台，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记者或者专栏作家。有了网络，新闻可以随时更新。有了卫星、数码相机和手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人们可能感兴趣的事情都可以而且的确会及时呈现到你的面前，从不间断。新媒体环境的出现对于深陷极端党派化的华盛顿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因为新媒体针对的观众群通常比以往更为狭窄。过去，三大电视网络和几大报纸巨头实际上垄断了新闻传播的渠道，因此各种政治立场的观众群都要受其影响，而相比之下，现在的电台谈话节目和有线电视绝不会期待那些政治立场迥异的人会关注他们。相反，他们会把目标瞄准那些政治立场最为极端的人，然后投其所好，制作一些鼓吹观众或听众既定立场的节目，这就是所谓的“窄播”。这类新媒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吸引观众：新闻娱乐化和政治体育化。“不幸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那种精心、冷静、有时稍显沉闷的方式才最有助于解决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才是最终决定美国未来的力量。”作者指出，有线电视新闻并不想弥合党派之间的裂痕，相反，他们只会乐此不疲地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在他们的影响下，电视新闻的观众和电台节目的听众最大的感觉就是，那些政治对立面的人们是多么愚蠢、虚伪，有时甚至有些邪恶——而不是国家面对的问题有多么复杂、艰难和紧迫。作者强调，两极化削弱了政治体系应对重大问题的能力，而极度对立和躁动的媒体环境已经将两党之间的斗争演变成了一种高压娱乐和暴力运动，这进一步强化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五是价值观的沦丧。作者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必须根植于比其本身更深刻的东西上：一种文化，它能通过某些价值观得到最生动的表现。”随着婴儿潮一代在美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美国已经偏离了其经济奇迹曾依赖的三个核心价值观。第一个变化是，长期投资和延迟的快乐变成了短期的满足和“只要可以现在就得到”的思维方式。第二个变化是，对我们的机构和社会上领导权威的信心的丧失。现在的美国人，正从正常的怀疑主义者转变为玩世不恭地怀疑任何人、任何事，这使得集体行动变得异常困难。第三个变化是，民族意识的弱化。这使得召唤全国去做国内外重要且具有建设性的事情成为不可能。

作者认为，振兴美国，扭转劣势，刺激经济增长，重振国家斗志，确保美国未来的全球领导地位，需要在政治领域进行“休克疗法”。这是因为，“现代美国的问题不是政治体系本身的错误，而是因为这个杰出的政治体系没有正常地运转。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停滞，任凭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摆弄。”为此，需要用“刺激”的方式使美国政治体系重回正轨。作者希望刺激来自内部——草根阶级和政治家相结合，即借助第三政党或独立总统候选人来实施美国政治体系急需的休克疗法。作者认为：“给第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投票是改变美国国家政治方向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我们所主张的策略。第三政党的成功并不在于赢得选举，而在于影响获胜政党的议程。第三政党，或是一个独立候选人，他领导的政党寿命甚至比选举周期还短，这在20世纪已变得很普遍——通过获得可观的投票，影响两大政党的议程。”作者对未来做出了设想：“如果一个独立的总统候选人能比两大政党更为生动而准确地描述我们目前生活的并且21世纪注定要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制定让美国人能够在这个世界繁荣发展，并像20世纪一样在21世纪发挥全球影响力的政策方针，激励国家通过并采取这些政策措施，那么他便能提供我们真正需要的休克疗法。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却是我们的最优选择。相反，固守现状无疑将带我们走向没落。”“我们知道，这样的总统候选人很难赢得竞选。但我们也知道，他（她）越是诚实、可信、有激情，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也会变得越好。至少，如果我们的第三党派候选人表现得很好，他（她）将会像1912年的西奥多·罗斯福、1968年的乔治·华莱士、1992年的罗斯·佩罗特那样对那些已经确定的候选人产生影响，迫使他们采取并实施第三党派提出的部分议程。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候选人给美国的政治体系带来了它所急切需要的东西——高度重视那些对国家前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候选人就像是慈善家，即便他们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他们留下的善举仍能持续地发挥光热。慈善家的馈赠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这样的独立总统候选人可以使美国变得更加美好，整个世界也会从中受益。对于这样的候选人，有两点我们确信无疑：第一，他当不上总统；第二，从长远来看，他可能会对美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比当选者更深远的影响。”

展望未来，作者认为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其次，革新美国的经验法则，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需要我们克服政治分歧，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作者引用马克·米科利比上校的观点：“历史上我们从未面对过像今天这样复杂而又长期的挑战。但这个时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恐怖分子、经济危机或者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而是我们竟然无法团结一致克服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每次引发危机后才后悔莫及。如果我们甚至不能‘成熟’地交谈，那我们该如何去兑现在宪法序言中所作的承诺——‘为我们自己和后世子孙的自由提供保障’？”

作者强调：“我们需要真正理解自己的历史。我们需要重新调整行动原则、政策重心以及历史和文化中所蕴藏的实践经验，以此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还需要团结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之下，心手相连，一起为美国及全世界人民魂牵梦绕的美国梦而奋斗。”本书的结束语是：“回首美国的历史，一切都似曾相识。我们曾经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既然如此，一切都可能重新开始。所以，此时此刻，我们需要阅读的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需要再造的正是曾经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