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的可移植性
1.制度移植可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就移植了一些西方国家有关市场的规则，这就大大降低了正式制度创新和变迁的成本。制度引进可以扩大制度选择集合，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
2.制度的可移植性取决于“输入国”对制度的相容程度
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规则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而非正式规则由于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很多，一种非正式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后者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一种新的制度的传播或移植，不仅受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而且还受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大量研究表明，制度移植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输入国的环境以及对制度移植的认可度。
（二）制度移植与制度环境和制度配套（制度的互补性）
1.制度环境决定、影响其他制度安排
所谓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例如，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似于“基础性制度安排”（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制度环境是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定，它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
2.制度移植要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与之配套
（1）制度移植需要配套。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还需要一种使理性人追求最大化收益的制度保障。在制度移植过程中，这种制度保障可以看成是所引进的新制度安排的制度环境和相应的配套制度。
（2）制度配套使用才有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命题。从制度互补和配套的角度来看，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引进制度扩大了制度选择集合的选择范围，但制度引进面临着一个“配套”的问题，某一制度在国外可能很先进，但引进本国可能并不适用。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
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有些制度规范是植根在一定文化土壤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些制度规范离开了其相应的文化土壤就很难有效了。因此，制度引进在扩大制度选择集合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相应的制约因素。
（三）制度移植与资产的专用性
（1）制度的专用性性质是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重要原因。在当今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当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能在世界更自由流动时，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却难以转移，这是因为其具有专用性质（asset specificity）。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强制性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某一制度，但这种制度移植往往变形，甚至低效，有的还比不上原有的制度。
（2）资产的专用性质的基本含义：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在研究交易—协约—经济组织体制时常用的基本概念。资产的专用性质是在对协约关系的考察中引申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有些投资一旦形成某种资产，就很难再重新配置使用，除非它们在转移配置中遭受重大的经济价值损失。
（3）资产专用性分类：①资本设备本身的专用性，它由技术决定。②因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形成的专用性，例如资产选址所形成的特定性。③特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因此，在考察交易—协约关系时，必须注意投入协约实施有关的资产是否可以转移配置这种性质。其实，制度作为一种特定资源、“资产”，也存在资产的专用性质问题。这个概念有助于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中的深层次问题。
（四）制度移植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
1.制度移植中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按照诺思的分析，市场经济的演化或经济制度的变迁是由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其执行和实施的特征。
移植正式规则需要非正式规则的支持。在制度移植过程中，正式规则较容易和快速获得，但仅仅引进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实现成功的制度移植。例如前苏联和东欧。非正式约束也即非行为规范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移植正式规则需要非正式规则的支持，并为正式规则提供合法性。
2.在某种意义上讲，非正式规则比正式规则更重要
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非正式规则也能够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即便其政治体制不十分有效，却仍然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在某种意义上讲，一方面，非正式规则比正式规则更重要，因为非正式规则占社会规则的绝大多数，不少正式规则“脱胎”于非正式规则，或者说，一国正式规则的完善受非正式规则的制约；另一方面，非正式规则的变化要比正式规则的变化缓慢得多、艰难得多。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作用引进的正式规则（如颁布新法律等），但是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非正式规则。
改革以来，我国不少正式规则的制定参考了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移植了一些正式规则，这些规则在国外很有效，但是在中国行不通。一些正式规则公布以后或者流于形式，或者执行中变形，或者根本无法实施（如我国筵席税）。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引进的正式规则与现行的非正式规则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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