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里，人们辛苦劳作，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购买商品和劳务。购买商品和劳务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获得满足与快乐。满足与快乐是一种幸福。经济学家将消费者消费商品和劳务之后所获得的心理满足与快乐，称为效用。
[丹麦]赫·皮德斯特鲁普
效用是主观的。同一种商品的效用对不同的消费者往往是不同的。比如，同样的一本书，同样的故事情节，不同的读者读后的感受是各不相同的。
效用决定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在具备支付能力的情况下，一个消费者愿意为一件商品支付多高的价格，取决于这件商品对他的效用：效用大，付高价；效用小，付低价；没效用，不出价。我想，一般说来，流行歌手与美声歌剧演员相比，其专业训练所耗劳动量更小，但其演唱会票价和上座率可能比美声演唱会高。年轻听众愿意为流行歌手演唱会解囊购买高价票，而不愿出更少的钱购买美声歌剧票，是因为他们认为流行歌曲给他们提供更大的效用。
既然同一种商品在同一时间对于不同消费者的效用往往是不一样的，而人们又是依据自己的效用评价决定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因此，企业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定价中，便可以“看人下菜”,即根据效用评价度，向不同消费者索要不同的价格。同种商品的效用因人而异，所以，价格也因人而异。
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环境下效用是不同的，因而可以有不同的交易价格，比如，雨伞的效用在下雨天肯定更大，因此，下雨天雨伞便可以卖出高价。
无论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其实都是创造效用的活动。效用是一种心理感受，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产品包装设计、优化交易环境等，想消费者所想，让消费者赏心悦目，都是可以赚钱的。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意味着同种商品给不同消费者提供的效用是不同的，从而，消费者自愿进行商品交换是可以增加彼此的效用的。假设一个社会只有两个人，张三和李四。张三喜欢萝卜，1个萝卜的效用顶2棵白菜；李四喜欢白菜，1棵白菜的效用顶2个萝卜。张三用1棵白菜换李四2个萝卜，李四效用不变。张三用0.5个萝卜就可以补偿让出1棵白菜所造成的效用损失，于是，这第一轮交换便多出1.5个萝卜。其他条件不变，无论这1.5个萝卜如何在两人之间分配，社会的效用水平将因为交换而提升。再如，一个酷爱武打小说的人却拥有一本杜拉斯的《情人》,而一个喜欢爱情小说的人却有一本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两人交换书籍，彼此一定更加快乐，总效用因此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用整章的篇幅来讨论和说明自愿交易提升社会效用水平的原理，其所用图形极其复杂，形似鱼骨架，且用一组数学公式表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当然，有人会批评说，那是经济学者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之举，是用大家不懂的语言说大家都懂的事情，甚至说完了反而让大家本来懂的事情变得不懂了。不过，对于大学课程，必要的学术范式和数学论证还是不可少的，计量分析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不管怎样，对自愿交换原理与意义的浓墨重彩，足见自愿交换增进社会福利的原理之重要。
“在孤立状态中，我们的需要大于能力，通过交换，我们的能力大于需要。在孤立状态中，富裕的人们互不相容，通过交换，富裕的人们互相帮助……若果没有交换能力，人类即使不从地球上消失，也只能永远苦苦挣扎在贫困、匮乏和无知之中。”（巴斯夏，1870）自由的、自愿的、不危害第三方的交换，是可以增加总效用和社会福利的。发达富裕国家，繁华都市之中设有红灯区，你说这是为什么？反之，任何时候，无论基于什么目的，直接或间接地阻挠社会成员之间自由的、自愿的、不危害第三方的交换，都将降低总效用和社会福利水平。比如，正当张三和李四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交换萝卜和白菜的时候，或者其他人正准备交换书籍的时候，身穿制服、头顶大盖帽的人突然出现，强行终止交易，或者征收如此之高的税费，以至于交易者觉得交换无利可图而终止交易，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都将因此受损。一般说来，只要是自愿和不危害第三方利益的交易，都不应该受到过多的外部干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两厢情愿，又不殃及他人，你管得着吗？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要轻易地去界定高雅与低俗。依法约束“大盖帽”的权力，规范其行为，尊重个人偏好，疏通交易管道，搭建交易平台，扩大自由空间，鼓励自由交易，对谁都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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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学者斯柯森认为，美国的强大与其所具有的四大自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四大自由分别是：自由购买、自由销售、自由尝试和自由退出。经济史表明，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记得茅于轼先生说，真正懂行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真正懂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我很赞成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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