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札萨克亲王达理札雅

达理札雅，是阿拉善旗最后一位世袭札萨克亲王。1949年宁夏解放时偕同协理、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柯率阿拉善旗军政人员毅然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宁夏的解放和阿拉善旗人民作出了贡献，是解放初期阿拉善旗上层主要人物。做好达理札雅以及阿拉善旗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长期合作团结进步，对于稳定阿拉善的局势，剿匪肃特，顺利开展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阿拉善旗各项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阿拉善旗历代札萨克世袭表

达理札雅生于满清王朝没落的 1905年，成长于民主革命初期风云突变时期，目睹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覆灭， 1931年执政后到 1949年近20年间，更是国际国内形势剧烈变动时期。达理札雅执政以后，竭力维护蒙旗封建王公制度，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以及抗战初期对日态度暧昧，被蒋介石以通敌叛国嫌疑，软禁 7年，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又追随支持德王搞 “蒙古自治 ”。这些情况我们党基本上是了解的，并且对他有清醒的估计。争取团结达理札雅，使他从一个封建王公真正转变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赞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从追随支持德王搞 “蒙古自治 ”转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爱国民主人士，需要做长期耐心的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达理札雅坚持团结进步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成功的。

达理札雅，是阿拉善旗现代最主要的人物，要客观地评价他，必须研究他一生中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背景和他的政治态度，研究全国解放时的形势和他宣布起义后的基本政治态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在阿拉善旗采取的特殊灵活措施，研究他转变的过程，不溢美，不隐恶，才能历史地、客观公正地作出评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竭力维护封建王公制度

蒙古各部封建统治者原来的称号为汗、济农、诺颜等，明代也曾封王。明崇祯九年、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 16部 49个封建主聚会于盛京（今沈阳），承认后金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大统的继承者，奉戴为共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清王朝为了削弱蒙古诸部势力，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对率众来归的蒙古各部推行满洲八旗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组织形式，实行盟旗制度，去其原来称号，拆部编旗，设札萨克，把内蒙古24部划为 6盟 49个旗，将阿拉善、额济纳编为特别旗。对蒙古封建统治者按其原来地位及对清王朝的功绩和效忠程度，授予新的爵位、品级。

盟旗制度不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制度，不享有独立处理本盟旗各项事务的权力。一切重大军政事宜的最高裁决权属于理藩院，而地方性的重大事件，则报有关地区的将军、都统和大臣会办。

札萨克，为蒙语音译，为执政之意，即旗长。札萨克由本旗贵族担任，但与原来的领主不同，而是国家的行政官员，履行清政府委派的职责，综理旗内军事、行政、司法等事务，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任命本旗所属官员。

清王朝为了笼络、利用蒙古族民族上层分子进行统治，保留和承认他们统治其本民族的权利，并且减免其赋税差徭，给以优厚的俸禄，崇高的爵位。爵位可以世袭，保证他们的利益和特权世代相传。清朝授予蒙古王公的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六等。台吉是蒙古贵族的通称，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后裔称为台吉。清朝在分封蒙古王公的同时，对跟随蒙古各部首领效忠清廷立有战功的众多台吉，也授予了新的爵位。台吉分一、二、三、四等，是清代王公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室公主（格格）下嫁的蒙古王公子弟称为额驸，除年俸外，另外还给俸银俸缎，男性后裔袭爵升官时享有优先权。

据调查：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阿拉善旗的台吉贵族有亲王一，镇国公二；公衔头等台吉和硕额驸一，乾清门行走公衔头等台吉一，协理四等台吉一，头等台吉二，二等台吉二，三等台吉一，四等台吉 79名，共有台吉贵族 90名。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七日（旧历）台吉道尔吉僧格所作的家谱记载，此时阿拉善旗共有台吉贵族 155人，其中亲王一，镇国公二；头等台吉（其中一人为镇国公衔）三，二等台吉三，三等台吉二，四等台吉 144人。台吉贵族是世袭的，也有严格的等级，札萨克亲王的长子为头等台吉，次子为二等台吉，三子为三等台吉，四子以下均为四等台吉；镇国公、辅国公的长子为二等台吉，次子为三等台吉，三子以下为四等台吉；头等台吉的长子为三等台吉，余子均为四等台吉。台吉的等级能升能降，立有军功时则升；违法刑事时，或降级或革除其台吉，从“博尔济特 ”氏中除掉，降为普通平民，改姓 “绰罗斯 ”。

在阿拉善旗还有因对王爷有功劳或因军功而得名的 “额尔和坦 ”、“达尔哈坦 ”两个阶层，还有岱青、宰桑等名号，虽不一定是贵族出身，但却成了社会的一个权势阶层。

在封建等级制度中，下层平民 “哈刺楚 ”（即黔首，黑骨头人），属于札萨克王爷的叫做 “阿勒巴图 ”；属于公爷、台吉的叫做 “哈里雅图 ”；属于南北寺格根、南寺喇嘛坦和延福寺沙布隆的叫做 “沙比那尔 ”。这几种人之间也有等级， 较高，入籍，“苏木阿尔得 ”“哈“阿勒巴图 ”因为属于王爷，“苏木 ”称； 因为属于公或台吉，“沙比那尔 ”里雅图 ”次之，次于王爷一等； 最低，因为所属的 “呼图克图 ”（活佛）并不一定出身于台吉贵族。

公是闲散爵位，和台吉一样，没有封地和管理行政的权利，均受札萨克的管辖而不得干预旗政。公、台吉不但有所属的 “哈里雅图 ”，还可从其中抽调用作随丁 “哈木吉拉嘎 ”。阿拉善旗档案材料，早者如道光七年（1827年），晚者如民国 13年（1924年），无论王、公或头、二、三、四等台吉和管旗章京以下一定的官员，都有 “哈木吉拉嘎 ”、“达嘎勒特 ”存在。民国 13年（1924年）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里甲拉有 “哈木吉拉嘎 ”80名，两镇国公塔旺策林、米格瓦其尔各25名，预保加衔三等文虎章辅国公头等台吉达理札雅 15名，四等文虎章世袭罔替镇国公协理达都勒旺舒克25名，四等文虎章辅国公协理四等台吉托衔哈崩那木吉勒 4名，辅国公四等台吉齐木德仁沁 4名，头等台吉珠尔 15名，头等台吉德钦一心诺尔布 15名，四等嘉禾章四等台吉头品顶戴预保加衔梅林章京巴彦都楞 4名，七等文虎章预保加衔协理四等台吉梅伦章京达喜道尔吉 4名，三等台吉达喜端得布、达喜尼玛、那仁忙乃各 8名，以下 47名（名不录）四等台吉各 4名。其他如管旗章京、“达嘎勒都呼——。札兰章京等也有—阿尔得 ”随丁多由贫苦的 “阿尔得 ”中抽调，他们为主人操作家务，担水、扫地、背柴、拉马、抬轿以及其他事项。一般每三个月轮换一次。道光十七年（1837年），共有王、公、台吉 90名，有“哈木吉拉嘎 ”579名。民国 13年（1924年），共有王、公、台吉 61名，有“哈木吉拉嘎 ”和章京等官员的—阿尔“达嘎勒都呼——得”438名，数量相当之大。

王府还有 “莫尔乃达木勒 ”（马圈长）和 “苏鲁克达木勒 ”（苏鲁克长），各 “达木勒 ”之下又都有若干名 “呼雅嘎 ”。都是用王爷的名义抽调的。

清《理藩院则例》禁止 “阿勒巴图 ”离开王公，违反禁令，不需经过司法手续即予以惩罚，并将其安顿到其合法主人处去。《则例》禁止杀死 “阿勒巴图”，但准许将其出卖。属于公、台吉的 “哈里雅图 ”，供养自己的主人，终身为主人服务，也无权离开主人的后裔，他们跟主人的财产一样，由死者的后裔来继承，主人也有权将他们出卖，馈赠他人，或叫他们出家当喇嘛。阿拉善旗南公过去有 40户上下的 “哈里雅图 ”，后来减少到 30户上下，分散在十几个巴格。据历史档案材料看，台吉出卖或献给 “哈里雅图 ”“诺颜 ”的例子不少。台吉绝户之后， 可以转归他人。也有台“哈图雅图 ”“哈木吉拉嘎 ”吉或其 “哈里雅图 ”“哈木吉拉嘎 ”犯罪而被撤除或被拨给了别人的。所以后来台吉就逐渐失去了 “哈里雅图 ”“哈木吉拉嘎 ”。

除“阿勒巴图 ”“哈里雅图 ”“沙比那尔 ”还有一种人叫 。包外，“包衣 ”衣原是满语，是家人或下人之意，是随公主下嫁来的陪嫁户（尹吉），公主死后就属于王爷。计有张、靳、王、徐、杨、魏、赵、马、李等姓。名为满人，其实多是河北河间、保定、徐水、新城一带的汉人。其中王、杨等姓是庄头，张、靳两姓为太监，徐、马两姓世代是守门、打扫院落的 “下人 ”。据说光绪末年定远营附近有二百户庄头，宣统年间，徐水、新城一带公主的庄头也还按年到北京阿拉善王府交纳租银、贡赋。民国 13年（1924年），王爷还有几十户 “包衣”。被统治阶级中最下的一层是家奴，家奴又称 “扣布得 ”。

在封建王公制度下，旗地是清朝赐给札萨克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札萨克享有很多特权。对本旗土地和牧场有支配权，可以出租土地收取租金，可以调整分配牧场，留下最好的牧场牧养自己及亲信的牲畜。如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十九日札萨克和硕亲王玛哈巴拉谕令称： “近数年来，本王苏鲁克绵羊增多，水草感到缺乏，和希格图木伦河沿，除原有仓里种的地以外，将其余我旗下家人所种之地永远禁止，将河水下放，以供苏鲁克绵羊饮用”。又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月十一日札萨克和硕亲王囊多布苏隆谕令： 禁止别人进入沙拉达布“准排生哈崩（公爷下属官员）格楞拉布吉申请，逊水牧场放牧牲畜 ”。道光十六年（1836年）八月十八日又谕令苏鲁克达木勒奔布格、希迪： 贵布利、色音呼都戈等地，禁止任何旗“阿满乌素、达里图、民放牧牲畜，将你们承管的马群苏鲁克放牧到明年夏季 ”。阿拉善王爷还将出租吉兰泰盐池的 1万两租银归王府支用。

王公贵族对其所属 “阿勒巴图 ”“哈里雅图 ”还有除人身隶属关系外，征税赋、派徭役的权利。王爷除对其所属的 “阿勒巴图 ”即“苏木阿尔得 ”征收定期的 “宝得阿勒巴 ”外，对一般台吉与台吉的 “哈木吉拉嘎 ”和“苏木阿尔得 ”同样征收定期和临时 “宝得阿勒巴 ”；对协理、“额尔和坦 ”、“达尔哈坦”征收临时 “宝得阿勒巴 ”，免除定期 “宝得阿勒巴 ”和“乌拉 ”以及其他零星摊派；对公爷、格根的哈里雅图和沙比那尔征临时 “宝得阿勒巴 ”；包衣如果有牲畜时，也征收临时 “宝得阿勒巴 ”；对查嘎沁（外旗人）和索高（民勤汉人）分别征收水草税和草头税、过路税。公爷对自己的 “哈里雅图 ”征收定期 “宝得阿勒巴 ”和其他零星摊派；台吉对其 “哈木吉拉嘎 ”有权征收轻微的 “阿勒巴 ”和役使的权利。

“宝得阿勒巴 ”即赋税，分定期和临时的两种。“宝得 ”是大牲畜之意，是征税计算单位，计算方法以骆驼为标准，马、牛、羊折合骆驼计算。每一宝得初以 60峰骆驼计算， 30峰骆驼的算半个宝得。清代到民国年间全旗应交“宝得 ”之数约为 1400余个，每年向牧民征收 1.12万两至2.24万两银子，或者 1.4万～2.8万块银元。定期 “宝得阿勒巴 ”比临时 “宝得阿勒巴 ”的数额为少，但每年春、秋两季必交；临时 “宝得阿勒巴 ”不一定每年都征，但有时一年之中会征几次，而额数又远较定期 “宝得阿勒巴 ”为重。为了旗里公务，为了还王爷的私债，为了补助寺庙和给格根、喇嘛的赏赐，向阿尔得征收不定期 “宝得阿勒巴 ”或征收临时附加税；也可以向本已免除赋税的 “额尔和坦 ”、 和寺庙的 、“哈里雅图 ”“达尔哈坦 ”“沙比那尔 ”公和台吉的征收临时不定期的“宝得阿勒巴”或附加税。民国 13年（1924年）王爷为偿还债务，向全旗所有的 “阿勒巴图 ”、“沙比那尔 ”按每 “宝得 ”9两银子征收，广宗寺格根的“沙比那尔”至民国 14年（1925年）正月尚欠 700两银子没有交清。

此外札萨克还要向“苏木阿尔”为王府和旗衙门摊派各种负担。

祭陵费：王爷的陵寝每年分四季祭祀，每次需绵羊 13只和哈达、酒、糕点、糖果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由各巴格轮流准备，巴格摊派于牧民。

王府及旗衙门燃料费：燃料为札干柴（梭梭柴）和煤炭。36个巴格，每呐一巴格派 5～20峰骆驼的札干柴，如不能交札干柴，每驮须折交银 l两 4喊钱。煤炭由附近的巴伦别立、布固图、乌图 3个巴格驮运，如不能交煤，亦须折价交银，每驮 1两2钱银子。

年贡贡品：公黄羊（不得损伤腿、角）40～50只，盘羊20只，肚羊20只、汤羊 15只。此外还有沙枣、红瓜子、锁阳、酪丹子（加糖和葡葡汁）、奶皮子（夹糖和葡萄干）、腌沙葱及哈密杏、吐鲁番葡萄干等各若干。这些东西以及包装费（给皇帝的须用黄布包，给大臣的用白布包），都分配各巴格，由阿尔得（即平民）准备。

“乌如斯”费用及献礼：每隔 3年或 5年，对王爷献 1次“乌如斯——奈日”，会上有摔跤、赛马、射箭等节目。须准备马奶酒，还须献“丹什格”（藏语，系献礼的尊称）。全旗 36个巴格及寺庙的格根、喇嘛坦、公爷、协理、台吉等人，均按“九”数贡献礼品，礼物包括牛、马、骆驼、绵羊，其中以白骆驼带银鼻棍的为贵。至于个人的礼品，官员人等按各人的经济情况和与王爷的亲疏关系而定，或者献 50两重的银元宝 1个或2个，或者献 10元以上 100元左右的礼物。一般“阿尔德”献纳与否，出于自愿。

“达骆拉嘎”祭礼品：每年秋季举行一次，此时诵经宴会，招财祈福。须送牛、马、驼、羊以及其他物品金钱等礼品，数目不限。

王爷袭爵典礼献纳：庆贺时按举行“乌如斯”的常规献纳礼物。另外，王爷及王子公爷、阿哥加封加衔时，也要送相应的礼物庆贺。

王爷、福晋生辰寿诞献纳：王爷每年过一次生日，由印务处及各官员、各庙格根、喇嘛坦等献礼，可多可少，自愿献纳。王爷办寿，要按“九”数献礼，奉献者的范围，大体同于“乌如斯”。福晋、公爷、阿哥等也办生日，自然也得送礼。

王爷食肉钱：食肉专作一项费用，向“苏木阿尔得”征收。

此外，凡遇婚丧嫁娶，生儿养女，甚至盖了一幢新房子也都要通知所属来贺，奉送相当的礼品。

在封建王公制度下，除交纳 “宝得阿勒巴 ”及各种摊派献纳外，最使牧民感到苛重的负担就是 “乌拉 ”。“乌拉 ”是一种徭役，由王府和旗府征用，主要征用畜力，间或派跟照管牲畜的人。一般公差事项，公、格根的 “哈里雅图”、 不负担；如王爷进京、遇有战事，则全“沙比那尔 ”若系全旗性的大事，旗所有的 “阿勒巴图 ”“哈里雅图 ”“沙比那尔 ”，均根据其牲畜的多寡一律负担，无骆驼的负担工资。凡王爷、官员出门、驮运粮饷，拉盐运煤等事都用“乌拉 ”解决，没有一定数目，也没有一定的限度，除供人夫牲畜外，还要款待。被征用为 “乌拉”的牲畜，骑死勿论，活着交回原主的很少。特别是战争期间或当王爷、福晋以及他的亲族家眷进京觐见之时，规模尤大。王爷、福晋进京，从定远营到磴口间，设有 14个驿站， 15公里一打尖， 30公里一住宿。每个驿站设有 “达木勒 ”，各站准备做厨房的蒙古包 1至2个，王爷专用的特制蒙古包2个。午餐和晚餐准备绵羊各 1只。水、柴都是用骆驼驮运。若各种准备都能够得到王爷、福晋的满意时，则被嘉奖赞许；否则便被处罚、鞭打。王爷、福晋等人出门，还有轿车 3辆，侍女 10余名，厨师2名，勤杂人员 40余名，护卫兵丁20余名，需骆驼 70余峰。王爷用的蒙古包，有专设的额如和沁管理，用骆驼驮运。王爷所乘的轿子叫做 “四马轿 ”，轿夫20名，其中一人为长，每 4人一组乘马扛抬，其余人在轿旁两侧乘马跟随，准备换班。轿前轿后又各一名徒步的轿倌，以防备途中出事故。所用骆驼和人丁都是摊派来的 “乌拉 ”，特别是牲畜，这样跑一趟也就完了，死在哪里扔在哪里，从无赔偿之理。道光十一年（1831年）九月为举行一次大围猎，向全旗 8个苏木派 “乌拉”马 457匹，驼 401峰，侍卫、马甲 339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第八代札萨克亲王多罗特色楞进京，全旗征 600峰骆驼的“乌拉 ”，没骆驼的交骆驼工资银 10两，向广宗寺格根的 “沙比那尔 ”还征收200两银子。

札萨克为了维护王公制度，对其所属本旗蒙古人可以罚钱物，罚牲畜，打黑鞭，判有期或无期流刑，民国时期也有执行枪决的。公、台吉、格根、喇“哈里雅图 ”“沙比那尔 ”嘛坦，对其所属的 、 也有打黑鞭之权。对台吉偷台吉的东西，量刑轻，可以从宽处理。台吉同 “哈剌楚 ”妇女通奸，罪轻， “哈刺楚 ”同台吉的妇女通奸，罪重。

被判处有期流刑的，交各卡伦或寺庙服劳役，或关在牢狱里服劳役。对呐人命犯或反对王公制度的政治犯，判处无期流刑的，交巴丹吉林巴格送到喊大沙漠中去，使其永远带着镣铐服苦役。或者使之饿死，有的甚至采取脱光衣服，用湿牛皮或驼皮卷起来，放在烈日下暴晒，使之慢慢死去。

巴丹吉林大沙漠，是阿拉善旗札萨克流放人犯的地方。这个总面积4.43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是我国第三、世界第四的大沙漠，广大沙区为流动沙丘所覆盖，高大的复合型沙丘链，金字塔状沙山密布重叠，最高的沙山高达 500米，据说早晨了见沙山上有人下来，直到晚上才能见人到来。除一些湖泊草甸，渺无人迹，不熟悉地形的人，进去后根本无法出来。传说历史上被流放的人只有一个逃了出来，说是在一个深秋，他给几峰骆驼备了草料和羊皮水袋，然后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只剩下了一峰骆驼，是靠札吸这头骆驼的血死里逃生的。

这种封建王公制度，延续250年，对蒙古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

达理札雅，生于额鲁特蒙古和硕特部贵族世家，其祖先顾实汗统一青藏高原，为清王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卓著功勋。阿拉善建旗设札萨克以后，五代与清朝爱新觉罗皇族联姻，成为世袭亲王，他本人又与摄政王载漪胞弟、宣统时的军咨大臣载涛贝勒的格格、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金允诚女士结婚，在蒙古王公中可谓显赫荣耀之极。10岁时随其父王长期住在北平上学，交游颇广，接触了一些新思想新事物，结识了一些新人，视野不谓不广，非一般土生土长的王公所能比拟的。然而，200多年蒙古王公世家的显赫地位和清朝皇族联姻的荣耀，以及政治利益的驱使，他没有接受民主进步的思想，基本政治态度仍然留恋并竭力维护清朝时代的封建王公制度。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发命令：“据蒙藏委员长马福祥呈请任命达理札雅为阿拉善特别旗札萨克，应照准。”他在北平先行就职。从他承袭阿拉善特别旗札萨克初期几件大的举动，可以完全清楚地表明他对封建王公制度的基本态度。

达理札雅执政以后，为了维护封建王公制度，树立自己札萨克亲王的权威，不惜增加税赋，增派 “乌拉 ”，大肆收受贡献，按王公制度的旧例为其父王大办丧事。1932年农历五月初九日，达理札雅回旗亲政并扶先王塔旺布里甲拉及二弟夫妇灵柩回旗安葬，携眷属随从 100多人，旗政务处为此筹措银洋 4万余元。由于旗内连年动乱财政空虚，不得已向定远营商会筹银 1万元；从全旗 948个“宝得阿勒巴 ”中每个 “宝得 ”增摊 6元（银币下同）共计增摊赋税 5688元；向三盛公教堂借款 3000元；向磴口福兴公司借款 1万元，还预收了翌年上半年的吉盐、苁蓉租银。由北平到定远营2000余里，达等先乘火车到包头，然后组织了庞大的骆驼队和骆驼轿、马轿运抵定远营。这些骆驼都是 “由各巴格派边官乌拉驼 ”。到包头迎接的有阿拉善旗骑兵 300人，旗府官员 100多人，连同运输骆驼 500峰，乘马 600匹，轿车数十辆，加上马夫驼夫及应差人等共达 1000多人。浩浩荡荡，长达十几里。仅磴口到定远营 600里即设有十几处驿站，沿途 36个巴格和八大寺、24座小寺庙的官员、喇嘛及牧民群众和边卡人员在路边迎候，仅奉献的哈达就有 7300多条。到定远营前，达王预先告谕 “进城一切仪式，遵先王旧例。”农历六月初一日，灵柩到定远营，先停在离城十里的札哈乌素，择吉日由八十四抬大杠抬到定远营城东 5里的寺庙，供人祭奠，各寺喇嘛都来念佛诵经，拜坛行礼，七七四十九天后才在王陵园安葬。这一次安葬祭奠仪式仅做纸工活（纸人、纸马、车轿、宫殿等）就做了好几个月，连工代料花费银币 3000元。

达理札雅执政以后，对“戊辰事变 ”的发起者贵族台吉协理罗毅忱（即德毅忱）及支持过事变的辅国公其木德艾林岑，认为是反叛祖宗。罗毅忱早已折磨致死，他的 14岁的儿子罗景瑞并未参与政变之事，达回旗后还是派人将其枪杀于拐子湖。民国21年（1932年）六月初一回到定远营，六月初十日即正式发布亲王告谕，宣布将罗毅忱、其木德艾林岑及其子革职，并从家谱中除名，废为庶人。实际上是对一切敢于反对封建王公制度者的警告，不遗余力地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

达理札雅回旗执政后，另一件事是，为了争取各寺庙喇嘛和广大牧民的信赖， 1932年以札萨克亲王名义捐资修缮了福因寺（北寺）正殿，使这座有 99间大殿的三层殿宇更加宏伟壮丽。修缮庙宇善举以 “佛事支出 ”名义由旗财政支付了。1934年冬又派人请九世班禅前来阿拉善旗唪经，接受全旗蒙民的顶礼膜拜。班禅莅旗以后， 36个巴格的大部分蒙民，不分男女扶老携幼在数月之内陆续来到定远营，向班禅叩头礼拜，敬献哈达及牛、羊、骆驼、元宝银元。旗民给班禅叩头须向旗府交 1枚银元，又将收得的 3万多银元献给班禅带走。班禅的莅临，降赐福祉，无疑在蒙民心中，提高了达理札雅亲王的声望。

民国26年（1937年） 7月21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国土沦陷，民生凋敝，全国人民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抗击日寇之时，达理札雅还极其隆重地举办了承袭王位大典。一次大典就收受各级官员， 8个苏木、36个巴格的边官，24座寺庙的活佛，大、二、三喇嘛及众多普通喇嘛，科白尔清真寺（蒙古回回）阿訇，牧主、商户和牧民敬献的银元宝 80多个，银币 3000多元，骆驼 130峰，马 50多匹，羊及绸缎等，哈达 1万余条。承袭王位大典和三天那达慕大会，一共花费银币 1万多元，用餐吃去羊 500只，牛 100多头。

承袭札萨克亲王时的达理札雅与福晋金允诚

典礼一切都沿袭清朝时的典章制度。达理札雅身穿清朝时亲王的龙袍补服，头戴王爵顶戴，三眼花翎，胸挂朝珠；金允诚女士按清朝惯例尊为 “福晋 ”，身穿鲜艳的蒙古服装，梳蒙古妇女头式，着紫红顶戴，并坐在元朝大汗游牧宫式大型蒙古包内一对盘龙宝座上，接受全旗官民的朝贺。还为多年在衙门效劳的官员们晋升了顶戴。大典无疑是让全旗官民承认他是名副其实的札萨克亲王，是为了提高他的声望，维护封建王公制度，维护他的统治。1939年达理札雅在兰州被软禁期间曾赴重庆谒见蒋介石，蒋送给一张戎装彩照，上题 “锐荪亲王惠存 ”，下款 “蒋中正 ”，并加盖了私章。达十分看重这张照片，认为是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对他札萨克亲王的进一步认可，更增加了他的身价和地位。

1937年 1月22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废除 “阿拉善霍硕特印 ”改发 “阿拉善霍硕特旗印 ”，将“阿拉善霍硕特旗印房 ”改为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 ”，并将旧听差处（也叫堆子）改为理事官厅，管理司法工作。在旗政府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室内悬挂孙中山像。对外行文以新的政府名义，但官职设置仍然沿袭满清时的制度，在札萨克之下仍设协理、副协理、记名协理，正副管旗章京，正副梅林章京，参领（也称扎兰章京）、佐领、骁骑校等。仍然允许官员穿清朝时的顶戴袍服，对牧区行文发布政令仍然使用清朝时旧印房的印信。只是在协理、管旗章京之下，设立了政务、秘书、财政、教育四处，由管旗副章京、梅林章京等任处长。达理札雅执政后，对原来年老的官员给予额尔和坦（有功之臣）的称号，使其荣誉引退，任其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及 “戊辰事变”中维护王公制度有功的罗恩凯巴图、罗巴图孟柯、图布吉尔格勒、陈爱尔德尼巴图、吉仁太、陈那笋巴图、段巴图尔、白图布巴依尔等人为协理、副协理、记名协理、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旗保安总队总队长、副总队长、参谋长等，建立了以达理札雅为中心的牢固的封建王公政权体系。1938年至 1944年，达理札雅在兰州被软禁了 7年，仍能遥控指挥，牢牢地掌握着阿拉善旗的控制权。

达理札雅，自幼住在北平 “罗王府 ”，养尊处优，呼奴呵婢，过着豪华的贵族生活，执政以后，据说起居饮食还算简朴。据从小就当小戈什哈（侍从），一直为达理札雅效劳的一位亲信人员回忆，达理札雅 1934年第二次从北平回旗后，旗内局势渐趋安定，开始过起了尊荣闲适的生活。王府内的戈什哈，多为经过挑选的精壮驯服的年轻人，共有 70人，侍女、保姆20人左右，还有七八个年龄只有十四五岁的男女小戈什哈，专陪王爷的 4个格格游戏玩耍。除了戈什哈和侍女外，遇到王府婚嫁、过寿或招待宾客，凡是住在定远营街上的本旗人，都有服差役的义务。王府当时已用汽灯和煤油灯，用酒精作燃料。饭食由 “包衣达 ”负责，有北平带来的高级厨师两名，本地厨师 4人。每日三餐，按规定每餐 16个菜，主食有大米饭、花卷、面条、大呐米稀饭、糊米粥等。这些饭菜吃与不吃每餐必备。另有小灶专做达王可口的饭菜。后来戈什哈、侍女、保姆有所减少。午餐、晚餐减到每餐六菜。但从兰州软禁回旗后， 1945年由旗财政出资又修建了一座新府。新府环境优美，室内装有地板，更加现代化和舒适。新府北靠花园，有水池，院内种有花草果木，还建有汽车库。达理札雅的穿着也很讲究，清朝时的顶戴袍褂整套齐全，民国的军装马靴、长袍马褂，以至西服革履无不俱备，而且都是优质美观作工考究的上品。

达理札雅自幼在京长大，见识过大都会的生活，崇尚外国新式用品。日常消遣喜欢玩狗、看鸽子、骑马打枪，还爱好照相。府内养有名马三四十匹，设有“达木勒 ”专门负责饲养。还有从北平带来的驯马师，专门调教走马。每个星期日都要带上戈什哈，骑上他那几十匹走马，携带长短枪、猎枪、望远镜、照相机，到贺兰山麓或沙边草丛游猎一番。

据查， 1912年至 1949年，阿拉善全旗盐租、地租、盐碱出境税、边商营业税、牧民 “宝得阿勒巴 ”、草头税（外地放牧牲畜征税）和向人民各种摊派（王府长年向各巴格牧民摊派羊只和奶品等，各巴格摊派人畜力搞运输也收取一定物资上交旗财政），年均收入 17.36万元至20.49万元（银币）。 1945年以前，王府的生活费，定远营、北平王府以及达王被软禁住兰州时期的费用，均由旗财政支付。1912年至 1936年，每年 3.7万元银币， 1937年到 1949年为 3.9万元银币。全旗一年的 “宝得阿勒巴 ”不够王府一年的生活费。1945年以后，王爷的财产与旗财政分开，但每年仍由财政拨付银币 1万多元作为补贴。

达理札雅解放前执政 18年间，也为阿拉善旗人民办了一些进步事业，一是 1936年在定远营设立了一所蒙汉两文的完全小学和金允诚所办的一所女子小学，保送了一批青年学生到外地上学；二是 1945年以后，将王爷的财产与旗财政分开。王爷的牲畜、房产、佣地、商号等，由王府总管指派专人管理，称“木图尔仓 ”，作为福晋，阿哥、格格们的生活来源；王爷的俸金及王府使用人员、厨师、饲马人员的工薪由旗财政拨付，卫士、副官等薪俸则在区防司令部开支。每年虽然仍由旗财政拨付 1万元银币的补贴，但总算结束了旗财政与王爷财产不分的状况，总是一个进步；三是从 1935年开始，一直到 1946年，前后用了 10年的时间，经与三盛公天主教堂交涉，除允许留给教堂 3000亩耕地外，收回了辛丑条约因反洋教运动赔偿教堂的白银 5万两而抵押给教堂 60年期限的土地和被教堂侵占的 4万亩耕地的所有权，协议仍由农民耕种，并达成重新按四六分成向巴格政府交纳地租的协定。其他一些所谓的改革，只不过是维护封建王公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顺应社会潮流而作的一点改良而已。

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对日态度暧昧

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 3月9日成立了以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1935年 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又制定了 “对内蒙古措施要领 ”，提出要内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并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同年 9月，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到内蒙古乌珠穆沁右旗，与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下同），索诺木拉布坦会谈 “日蒙合作 ”建立 “蒙古国 ”问题。同年 12月，德王等即到伪满洲国新京（长春），会见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傀儡皇帝溥仪等日伪军政要员，并与坂垣征四郎等会谈。双方商定由日本帮助德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盟旗先搞一个 “独立 ”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 “蒙古国”。德王接受了日本关东军 50万日元和 5000支步枪的援助，用以扩充蒙军。1936年2月12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德王即在锡盟苏尼特右旗成立了 “蒙古军总司令部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 30世孙和 “蒙古军总司令 ”的身份宣誓就职，宣称： 收复蒙古固有疆“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4月24日，又召集内蒙古部分封建王公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讨论了 “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议案，并决定把 “蒙古军总司令部”改称为 “蒙古军政府 ”，作为筹备建立 “蒙古国 ”的框架， 改组为蒙古国政府 ”在察“至蒙古国成立时，。5月12日，哈尔盟化德县（嘉卜寺）正式宣告 “蒙古军政府 ”成立，改元易帜，采用成吉思汗纪年，挂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色条的蒙古旗。公开走上投靠日本、分呐裂国家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德王为了实现其建立 “蒙古国”的野心，都十分重视阿拉善旗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达理札雅这个既与伪满洲国溥仪有姻亲关系又与青海和硕特蒙古有部族源渊的人物，竭力争取拉拢。 1936年 3月18日，坂垣征四郎在升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五天以前，在谈到内蒙古西部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时说：“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的该地带，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方面的势力之下，积极地可以成为进一步怀柔同民族的外蒙古的根据地，更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陆上联系……根据以上见解，日军数年来已对西部内蒙古逐步地进行着工作，日军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将来更将其工作加以推进。”事实确实如此，早在 1935年冬，日本特务田中久信即以皮毛行商人的身份来到阿拉善旗，住在定远营大商号祥泰隆，并经常来往于银川和定远营之间。同时也向额济纳旗派遣特务进行活动。1936年春，一架日本飞机在定远营城东老陵滩降落，田中久信从百灵庙带来20多个日本人， 1部电台，在定远营建立特务机关，机关长是恒田六郎，德王的蒙政会还派了 1名翻译随同工作。此后日机不断来往于定远营，卸下大量汽油和其他军用物资，在阿拉善旗的日本人也有增加。不久，日本看准了定远营西郊五里处的双山子山下一块平地，要修飞机场，力迫旗政府代雇民工予以完成。从此，来的飞机又多了起来。

达理札雅与德王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 1934年 4月23日在绥远百灵庙成立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 ”时，当时德王即邀请达理札雅参加会议，达也想借德王搞的 “蒙古自治运动 ”提高自己的声望，对德王的邀请态度积极，只是由于旗内重要官员有不同意见，没有亲自去参加会议，只以个人名义发了贺信。一年后派参领陶米西格尔勒、佐领陈那笋巴图去百灵庙参加了例行大会。德王为了加强同阿拉善旗的联系，争取拉拢达理札雅，1934年秋，以“蒙政会 ”的名义送给阿拉善旗 1部 50瓦的无线电台和 100支步枪，并随台派了电台台长王枕华，报务主任徐厚田，报务员杨秀英。达理札雅对无线电台很感兴趣。据达理札雅的亲近人员回忆，电台开始设在定远营城内头道巷内的陈那笋巴图院内。电台首先与百灵庙德王取得了联系，不久又与北平达理札雅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及青海玉树班禅活佛等建立了联系。来往电报都用密码，由王枕华亲自译出交达理札雅阅处。

1936年 9月，一天上午 10时许，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亲自乘飞机来阿拉善旗进行活动。飞机降落在定远营城东老陵滩上，达理札雅派亲信副官张元忻前往机场迎接，用走马将坂垣征四郎等接到王府上屋与达进行了会见。坂垣征四郎说他是 “例行游历，顺便拜访亲王阁下 ”，并以提供经济援助，开发资源为名，向达理札雅提出：保护日本特务机关的安全；在定远营修建大型机场；希望达与德王密切合作，听从蒙政会的领导；邀请达及福晋到满洲国访问，日本派飞机接送；日本关东军总部向阿拉善旗赠送 10万银元及枪支，装备成立骑兵师。据说达理札雅未作正面答复，只说 “我旗是隶属中央的特别旗，大小事情须请示中央 ”。后将情况还向南京、宁夏作了汇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得知此情，派人前来视察。认为修建的是军用机场，感到事态严重。日机由此起飞，20分钟可轰炸宁夏境内任何目标， 1小时可抵甘肃、青海的军事目标。不久，国防部长陈诚乘飞机来到银川，召集马鸿逵、马鸿宾、达理札雅开会，决定驱逐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日本特务机关。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八、九月间中共中央曾有攻占宁夏、打通苏联的计划。1936年 10月初，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为追击阻拦红军进到中卫附近， 10月底，关麟征、杜聿明奉蒋介石电令率七十三旅开抵定远营。该师参谋长姚国俊回忆称：“当时在定远营驻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务机关，并设有电台和飞机场。达王当时采取两面应付态度，不敢得罪日本特务人员，并受过日本人的馈赠。关部到达后，以武力迫使日本特务机关撤离定远营。但这只是关麟征临机处置，蒋介石派他到定远营的目的，为的是防止西进的红军（即进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经沙漠地带东进，截断西进红军与陕北红军的联系。“西安事变 ”后，关部即撤离，由马鸿宾部一个团驻定远营。

国民党为了加强阿拉善旗的防务，于 1936年正式批准成立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任命达理札雅为少将司令，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少将参谋长。1937年成立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任命罗恩凯巴图为上校总队长，罗巴图孟柯为中校参谋长。下辖 8个大队，24个中队，编制名额 3000人。关麟征从25师部队中抽出步枪 150支，机枪 4挺，迫击炮2门，子弹 10000发支援，并答应再向南京军事委员会要求增拨枪 500支，以加强阿拉善旗防卫能力。

1937年“七七 ”事变后，日寇大举向中国进攻，平、津、张家口相继沦陷， 9月，日军及德王的伪蒙军已向绥远进犯。同月，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陈诚来宁夏，以坚定马鸿逵抗战立场，并邀达理札雅赴南京谒见蒋介石，稳定并争取达参加抗战。由于达理札雅与德王双方无线电台经常保持通讯联系，日本特务机关虽已被迫撤走，而住在北平的达穆林旺楚克与日本人有所接触，也通过德王设在北平雍和宫的电台与达理札雅保持着联系。来往电报内容也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所侦悉。国民党担心达理札雅与德王勾结投靠日本，对绥西、大西北造成后患。陈诚来宁也在察看达理札雅的动向。

陈诚到宁后，即邀达理札雅去银川会面，阿拉善旗上层特别是罗巴图孟柯主张达应去银川，并与陈诚一起赴南京谒见蒋介石，当面表示抗日的决心。然而达理札雅顾虑重重，深恐一去不返。达讲迷信，向南寺活佛问卦，亦云不去为好。所以只派其亲信副官张元忻去宁夏面见马鸿逵，探听风声。马鸿逵让张回去告诉达理札雅：现在抗战军兴，阿拉善旗和宁夏都是国防要地，中央特别重视，所以特派总长来宁与我和达王见面，都是为了团结抗战，希望达王免去顾虑，立即来宁聆听总长的指示。陈总长的意见，如达王愿意，可与总长一起赴南京谒见蒋委员长，只要团结抗战，达王有什么要求，委员长也会答应的。张元忻回旗汇报后，达理札雅认定到南京定会被扣，甚至去宁夏与陈诚见面也有被扣的危险，坚决不去银川。陈诚得知达理札雅不愿去宁，坚持要面见达王才好回南京复命。马鸿逵建议陈诚到阿拉善旗境内贺兰山西麓的长流水村与达王会面。达王断定扣他无疑，连长流水也不去。

达理札雅拒绝与陈诚会面，更拒绝到南京谒见蒋介石，使国民党当局对达更加不放心。1937年 10月中旬，日寇与德王伪蒙军已攻占归绥、包头， 10月28日第二次蒙古大会在归绥召开，经日本批准，德王的伪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宣告成立。1938年春节前夕，伊克昭盟杭锦旗札萨克阿拉坦瓦齐尔逃到包头，公开投降日寇。形势更加紧迫。遂决定以保护名义武力扣押达理札雅，解除阿拉善旗保安总队武装，以防达理札雅与德王勾结投靠日本。马鸿逵在定远营的一些举动，也使阿拉善旗方面有所警觉。把旗政府的一些重要文件档案和部分银元、枪支，偷偷转运到牧区巴音乌拉巴格则勒毛道密藏起来。

马鸿逵以武力攻占定远营扣押达理札雅，是经过周密策划和安排的。为了稳住达理札雅，防其逃走，先派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刘柏石以调解为名到定远营与达周旋，又利用人们过大年之机，以军队换防为名，调集了宁夏警备一旅马宝琳部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由马腾蛟任总指挥，并由原驻定远营的马鸿宾部张海禄团配合，于 1938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突然包围了定远营。为了防范达理札雅逃往牧区，又派一六八师马光宗部占领三关、腰坝、科白那木嘎一带，并切断定远营通南寺要道；警备三团从平罗进入吉兰泰地区，防止达理札雅北去；另派驻防磴口的两个骑兵团对阿拉善旗驻守沙金套海的保安总队第八大队包围袭击；马鸿宾八十一军从中卫进入阿拉善旗南部通湖、头道湖、察汉池一带，防止从草地南走；马步青骑五军一个骑兵团从民勤进入阿拉善旗巴音布勒都，防备达西逃。

马宝琳旅的两个团，抄捷径从苏峪口、樊家营子开进定远营，从城东老陵滩绕柳树沟到西关，把定远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骑兵营、炮兵营由三关大道向定远营开进。

马鸿逵事先通知达理札雅，说是奉中央命令，八十一军张海禄团另有任务撤回宁夏，由警备一旅马宝琳部何玉魁团接防。阿拉善旗以为是正常换防，未发现异常。当日达理札雅还派他的亲信副官张元忻到南梁、周家田迎接，候至傍晚仍不见何团到来，引起张元忻的警觉。遂派稽查局人员在定远营四周巡逻，抓到了一个可疑人员，经讯问原是张海禄团一位给警备一旅作向导的连长，方知换防是假，武力扣押达理札雅去银川是真。达理札雅顿时慌作一团，当即召集协理、管旗章京、总管研究对策。达理札雅束手无呐策，众官员面面相觑，只有副协理罗巴图孟柯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趁马宝琳部尚未形成包围，以轻骑由西关出走紫泥湖、沙尔札庙，让马军围城扑空。到牧区再用电台向国民政府报告，表明达理札雅未逃向绥远德王处，而是在牧区向中央联络，陈述委屈，要求抗战，请求中央惩办马鸿逵。达理札雅没有采纳罗的建议，决定坚守定远营城，希望马鸿逵看在两代金兰之盟世交情份上企图侥幸过关。

当时春节刚过，保安总队的士兵正值换班，下班的已去，上班的尚不足 100人。无奈又从延福寺召来 10余个喇嘛，拼凑了27人由北城墙用绳子将人与枪支弹药吊下去，爬上营盘山分守三个营盘，其余不足百人，全部调上城墙防守。

据达理札雅一位亲近人员回忆，就在当天晚上九、十点钟，无线电报务员张元情尉收到北平一份电报，面交达理札雅，达即将密码本交张元情尉翻译。以往北平及德王的来电都是由王枕华译送，当时王不在。该电系北平达穆林旺楚克发来的，内容是让达理札雅伪称福晋有病，到阿贵庙代母诵经祈祷。何时去，先告北平，将派飞机（日本飞机）去接。张元情尉将电报译出呈交达时，达看后大惊，对张说，此事非同小可，不许对任何人泄露。可见达将阿拉善旗形势及他的处境与北平通电，商讨对策。此事不可能是无中生有。以前额济纳旗札萨克郡王图布新巴雅尔，在日本特务策动下，也曾与查干朝吉尔活佛密谋，先将部分牲畜及家产转移到额济纳旗东部，然后以赴阿贵庙拜佛为名离旗投靠日本，后在途中被国民党军事专员李才贵部阻拦未成。可见日本特务机关对争取拉拢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王公投靠日本也是下了工夫的。

1938年正月二十六晨二时许，马腾蛟开始向定远营城北营盘山发起攻击，至拂晓猛攻了三次，均被27个蒙兵和喇嘛击退。交火后，两位协理一个率保安总队官兵坚守城的东、南、西三面，一个在城北指挥坚守营盘山，王府则由总管张仁、副官张元忻等人保护。枪声紧急时，达理札雅全家曾到李福海家中暂避，以防炮轰。清晨，马军在南梁万盛店内以迫击炮向城内张仁家发炮 10余发，意在切断达与北平及德王的电报联系，并威胁达使之就范。稍后，马鸿宾从宁夏拍来电报，要达交出电台，撤下营盘山的喇嘛兵，交出武器，停战议和。遂由定远营商会会长出面，到马腾蛟处接洽，送给马银元 1000元，骆驼20峰，马 10匹。马腾蛟提出，阿拉善旗保安队全部解除武装；牧区蒙兵不得袭击宁夏军队；达理札雅离旗移住银川；还要达交出25日夜北平来电。估计此电已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收抄。达理札雅遂命张元情尉将电报中的阿贵庙改为南寺，派飞机改为坐汽车前往，重新抄录后送交马军。

第三天，正月二十七日，马鸿宾与马鸿逵生母甘肃老太太由宁夏乘车到定远营，通知达理札雅偕同福晋儿女们出城到万盛店拜见伯母并与马鸿宾会面。马劝达理札雅去宁夏暂住一个时期，担保他全家安全。经协商达成协议。据阿拉善旗档案馆提供的协议原文如下：

马鸿宾与达理札雅双方的协议书

马鸿逵军包围定远营城，马的生母甘肃老太太和马鸿宾亲自来阿拉善旗，以马福祥和塔旺布里甲拉的世谊，说服达理札雅携眷赴银川居住。他们到达定远营后，与达理札雅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其中还有蒙藏委员会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柏石及调查员陈永治往来周旋，经多次协商，始于（公历）三月一日达成九条协议，内容如下：

一、城门由旗政府派门岗二名，严禁军队入城；

二、旗政府保留长枪二十支，手枪四支，八音枪两支；

三、请马师长暂留定远营震慑；

四、派巡查官兵维持附近秩序；

五、应驻部队及早决定，双方派员安置；

六、请调查员陈永治从中帮忙；

七、速撤四周防务，恢复交通；

八、由旗政府派员赴各地宣传解释误会；

九、旗府在城外设一办事处，驻军一切用品由团部派一军需员接洽。

马鸿宾（章）达理札雅（签字）

三月一日

协议达成后，阿拉善旗交出了无线电台，交出了迫击炮 3门，高射机枪 1挺，轻机枪 1挺，步枪和手机 500余支，子弹 5万余发。达理札雅一家于农历正月三十日（公历三月一日）与马鸿宾一起离开定远营，被软禁在银川。1938年 9月又被解往兰州五泉山 14号，被安置在裴建华的别墅里。宅前驻有一个班，夜间亦有岗哨，后门外边是特务头子陈益民的办公楼，出入全在其监视之下。直到 1944年 9月，经国民党当局批准才返回阿拉善旗。

达理札雅在兰州软禁期间，经朱绍良、张治中的安排， 1939年冬到重庆谒见了蒋介石。蒋对达说：中央将保证你回旗执政，目前抗战时期住在后方比较安全。据达理札雅女儿回忆说，蒋介石只问了些旗内人民生活情况及家中的一些情况， “对于马鸿逵诬蔑我父亲勾结日本投敌卖国和镇压蒙族人民的事只字不提。我父亲急于就此问题向蒋汇报时，蒋介石有意回避，站起身来送客。”从一系列情况分析，武力扣押软禁达理札雅，解除阿拉善旗保安总队武装，绝非马鸿逵一人所为，而是国民党高层蒋介石决定的。当时正值全民抗日时期，也许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实际上也许是对达理札雅的一种保护，防止他一时糊涂走上错误道路；也防范他被日本人或亲日卖国分子挟持投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抗战八年，达理札雅因通敌叛国嫌疑被软禁了 7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竟然还获得了国民政府青天白日乙级勋章。焉非因祸得福！达理札雅不但又回旗执政， 1946年还被拉人国民党，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行政院顾问。蒋介石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笼络民族上层，在南京再次召见了达理札雅，宣布恢复了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下辖一个骑兵保安总队，并按正规军待遇，达理札雅还荣升为中将司令。

达理札雅被软禁，阿拉善旗保安总队被解除武装，确实给马鸿逵以可乘之机。马鸿逵派部队长期驻在定远营，并设置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清查户口，编制保甲，征收赋税，抓兵派款，实际控制了定远营。抗战期间征兵 7次，实行以马代丁，以驼代丁，征去骆驼 1000多峰，马 800多匹，另外还强迫旗政府从牧区征走马2000多匹，驼 5000多峰。还在定远营开办了 “富宁公司 ”，后改为宁夏省银行驻定远营办事处，以雄厚的官僚资本和军阀势力，垄断了全旗的皮毛及土特产品购销，派兵进入贺兰山大肆砍伐林木，致使全旗百业凋敝，农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全国解放前夕，追随德王搞 “蒙古自治 ”

在日本扶植下存在了将近八年的德王伪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随着 “八一五 ”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垮台。德王被迫闭门谢客，在北平当了三年寓公。但他不甘雌雄，除积极鼓动支持伪蒙疆一些蒙奸、反动王公，组织反动武装参与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外，在“隐居 ”期间，仍然奔走联络，寻找机会，企图卷土重来，继续进行其所谓的 “蒙古自治运动 ”。

1945年冬，德王在北平六国饭店拜访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希望拉铁摩尔美国宣传蒙古问题，后又鼓动别人给拉铁摩尔去信，请他帮助把外蒙古从苏联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把这件事提到联合国去。后来又与美国新闻处特务白智仁经常见面联络，进行活动。1948年辽沈战役后，美国新闻处在上海的特务马滋到北平，德王会见了马滋，向马提出 ”美国如果愿意帮助蒙古的话，是否可以抛开蒋介石，马当即答复说：我们直接进行联系？”“完全可以，我们今后就直接进行。” 1949年 1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当天，德王由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陪同飞逃南京。离开北平前，“蒙古青年同盟 ”负责人达格瓦敖斯尔、“美国新闻处迫切希乌古廷对德王说： 望我们在西部盟旗搞出一个政治局面来，他们愿意尽量帮助 ”。德王到南京后又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帮助他进行蒙古独立建国活动。司徒雷登说： 必然有志竟成，“你的志愿很好，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报我国政府 ”。于是德王决心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打着以 “民族事业为己任 ”的旗子，去内蒙古西部盟旗继续进行 “蒙古自治 ”活动，达到 “蒙古独立建国”的目的，实现其重新上台掌握蒙古统治大权的野心。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大部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已迫近浦口等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已开始逃跑迁移，德王认为国民党已无暇顾及蒙古问题，而人民解放军一时尚不可能到达内蒙西部盟旗，正好趁此机会，到西部盟旗再搞 “蒙古自治 ”活动。蒙藏委员会原打算让德王到青海喊塔尔寺居住，德王不愿去青海，愿意到阿拉善旗。经国民党政府同意，遂于 1949年 1月25日，派专机送德王一行飞兰州转赴阿拉善旗定远营。

德王到兰州后，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札雅等已先期来到兰州，欢迎德王到阿拉善去，达对德王说：“我接你来了 ”德王在兰州停留了两个多月，分别与兰州国民党各有关要人进行洽商，请求他们支持 “蒙古自治 ”，同时也同达理札雅、何兆麟等人协商研究 “蒙古自治 ”问题。经几次商量后，决定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各盟旗代表会议。

1949年 4月初，德王等人来到定远营，达理札雅殷勤款待。原国民党新三师师长白海风、绥境蒙政会秘书长巴文峻、蒙藏委员会委员何兆麟，以及由台、港来的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也先后到达定远营。经过几天的争吵，遂于 4月13日在定远营召开了有伊、乌、锡、察、昭、哲、呼、卓索图盟及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及台、港来的 50多人参加的 “内蒙各盟旗代表会议 ”，决定成立 “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 ”，筹划内蒙自治一切准备事宜。德王为拉拢伊克昭盟各旗王公，特推伊克昭盟盟长阿拉坦瓦齐尔为筹委会委员长，德王为副委员长。阿拉坦瓦齐尔 4月27日病故，又改推德王为委员长。因为达理札雅是东道主，有举足轻重的关系，德王特意对达说：“百灵庙的自治，是在云王（云端旺楚克）大力支持下搞成的；这次自治是在阿旗定远营发动，全赖你大力支持。”代表会议还决定成立 “内蒙自治军 ”，“保境以安民生并建立巩固之国防 ”。并推选谒京请愿代表团，推德王为首席代表，请求国民党中央 “准予内蒙自治 ”。

德王等于 1949年 5月18日飞赴广州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达理札雅也以请愿代表团成员、阿拉善旗参领、候补中央立法委员金巴图道尔吉为他的私人代表进行活动。达理札雅 1949年 4月22日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蒙事处处长纪贞甫的亲笔信中说： 责任綦重“弟处边陲，现和谈破裂，国事日亟，为蒙旗自救之图计，与德王及各盟旗首长在此筹组自治会，业经电达，谅荷洞悉。兹派参领金巴图道尔吉来京报告筹备经过并请示机宜，至希进而教之为祷。”

德王的请愿团到广州请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准许 “蒙古自治 ”，遭到行政院长阎锡山的拒绝，德王和阎锡山争辩说： “中央如不许可，蒙古也要进行自治 ”。

德王在阎锡山处碰了钉子，知道再乞求自治也无希望，转而又会见了美国大使馆的舒勒太斯，向他报告了实行蒙古自治的打算和来广州的活动情况。舒勒太斯听完德王的意见后，“司徒雷登大使还在南京，便对他说： 他听说你来，特用电报通知我说，已把你前次所谈的意见，转报我国政府，我国政府答复，承认你能代表蒙古，今后进行蒙古工作，要以你为对象。你现在已经搞起自治来，我们正研究要派一个代表，驻到你们那里 ”。德王在广州时，又在札奇斯钦、德古来等人的陪同下，秘密到广州郊外与美国新闻处特务头子马滋会面，当德王向马滋报告了 “蒙古自治 ”的情况，要求美国给予帮助时，马滋表示赞同他所搞的 “蒙古自治 ”，并答应给予帮助。嗣经札奇斯钦等从中联络，由马滋送来美制电台数部，其中一部是使用汽油发电的大型电台。随同这批电台马滋还派遣来经过他们训练过的七八名新疆和东蒙地区来的蒙古族特务人员。这些人带着电台，经由银川转往阿拉善旗北部地区，在内蒙古与外蒙古交界地方的巴彦陕丹附近秘密潜伏下来。当时德王派达格瓦敖斯尔主持，主要搜集内蒙古和外蒙古情报，随时向美国新闻处报告。德王在广州与美国大使馆联络后，美国新闻处特务白智仁同另外一个美国人便潜来阿拉善旗定远营，以美国使馆派遣人员的身份与德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参加了后来召开的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

德王得到美国大使及美国新闻处的支持后，更觉有恃无恐，扬言因与阎锡山等会谈无结果，近日将要北返回蒙。同时又以请愿代表团名义，书面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改组后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提出组织蒙古盟旗联防委员会，并要求先行拨发 1万人所需之武器弹药被服给养，以整备部队。经国民党中央监委常务委员李永新和吴鹤龄等人周旋活动，由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出面转圜，阎锡山批准由中央财政部国防部分别拨给 1万元银洋和200支步枪， 50支加拿大手枪，并派飞机将德王等人及 80支步枪和 1万元银洋（因超重其余枪支弹药等未能同时送回）送往兰州转宁呐夏返回阿拉善旗定远营。

德王等 7月10日由广州飞抵兰州，在兰州又停留了几天，改乘汽车经银川回到阿拉善旗。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已胜利结束了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 4.4万人，控制了秦岭以北广大地区，正向兰州进军。时局日趋紧张。德王等决定尽快召开蒙古大会，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

经过一番东拼西凑，德王、李守信、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札奇斯钦、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吴熙宪、白瑞、林沁僧格、达穆林旺楚克、陈爱尔德尼巴图、陈那笋巴图、孙明海、陶布新、贺华儒、色楞那木吉勒、陈守智、云秉璋、达瓦敖其尔、金巴图道尔吉等 175人作为 “代表 ”到会。 1949年 8月5日，德王的所谓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正式召开， 8月10日闭幕。会议通过了 “蒙古自治宣言 ”、“蒙古自治法 ”、“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 ”， “推选 ”德王为 “蒙古自治政府 ”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吴鹤龄为参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任命白海风、李守信、林沁僧格、何兆麟、巴文峻、吉致祥、德古来、达穆林旺楚克、吴熙宪等 9人为 “蒙古自治政府 ”政务委员会委员。自治政府设秘书厅、内务署、财政署、教育署、实业署和保安委员会，任命巴文峻为秘书厅秘书长，何兆麟为内务署长，吴熙宪为财政署长，林沁僧格为教育署长，白海风为实业署长，达理札雅任保安委员会委员长，李守信、白海风任副委员长。大会向李宗仁、阎锡山发出通电，诡称：“共匪祸国凶焰日涨 ……蒙古受害尤为惨烈，东蒙已入其掌握，若任其侵略不已，则西蒙亦朝不保夕 ……我忠勇蒙胞目击心伤，同仇敌忾，以为非加强自己，集中力量，不足以保卫垂危之西蒙，而巩固西北之国防。”大会宣言宣称“蒙古自治以蒙古各盟旗固有疆域为其领域 ”，并声称： 缓“深恐时不我予，难济急，既虑误当前之事机，又惧失蒙胞之渴望。爰询民意，一致决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以统一军政事权，抗共图存共赴国难 ”。

德王经过数月来苦心经营，匆匆召开了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拼凑起了“蒙古自治政府 ”。而此时人民解放军正向兰州进军，在风雨飘摇中吴鹤龄、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等人看到局势不利慌忙逃离阿拉善时，德王给了札奇斯钦一张盖有 “蒙古自治政府 ”大印的空白公文纸，让他到美国时为他奔走， “相机行事，便宜办理 ”，继续寻求美国的大力支持。嘱托德古来、札奇斯钦、吴鹤龄返回广州后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详细报告成立 “蒙古自治政府 ”的经过，要求早日予以正式批准。

1949年 9月中旬德王得知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到达宁夏的消息，就偕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去银川会晤徐永昌，向徐陈述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的经过，请他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早日予以正式批准。并说： 不是一般的地方自治 ”“我们所说的高“我们要求的是内蒙高度自治，。 度自治，就是除了国防军事和外交事宜中央统一掌管外，其他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地方保安等一切事宜，都由蒙古自治政府管理。”遭到徐的斥责，说他们 。达理札雅还质问徐：“乘人之危要挟中央 ”“请问中央还要不要蒙古？”

会见徐永昌碰了一鼻子灰，德王与达理札雅联名又给国民党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告急。德、达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发急电称：“现在联合各盟旗部队约万余人，一致抗敌，决心防卫阿旗。不得已时，退守该旗沙漠。唯以武器弹药经常缺乏，现已感困窘，倘入漠后来源断绝，更无法筹措，特乞转请尽先补给，连同赵代表保管之枪支（即赵纳苏图那里保管的前德王向国民党中央领取的 120支步枪和 50支加拿大手枪及弹药等），赐派飞机，一并运宁，俾我部队达成报国之决心。事贵神速，迟恐无补 ”。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也看到国民党在军事上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救，在准备逃离大陆之前，乐得再拿出几个钱，扔给德王，收买这些亡命之徒，在蒙古边疆地区扰乱解放军的活动，遂批准拨发 14万元银洋的巨额库款。但兰州、绥远、宁夏相继解放，紧接着广州国民党政府也由大陆逃往台湾，这笔巨款落入谁的腰包，无从得知。德王、达理札雅遥等久盼的国民党中央给他们接济的武器、经费完全付诸东流了。

宁夏解放前夕，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仓皇乘飞机逃跑，消息传到定远营， 内部也发生动摇恐慌。德王便与达理札雅、何“蒙古自治政府 ”白海风、兆麟、巴文峻等人商讨应付大局办法。德王认为陕甘宁三省军事形势虽然已去，但青海、新疆还是大有可为，国民党军必能据以力守，进而规复整个西北。所以他力主应尽快迁往阿拉善旗北部地区，

“蒙古自治政府 ”“然后再往西通过额济纳旗，进驻青海，徐图振作 ”。“最后到不得已时，还可与西藏印度取得联系，争取各方面的援助。说：事尚可图”白海风不同意西迁，“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何必再行出走 ”。达理札雅、巴文峻、何兆麟附和白的意见，德王感到再坚持也无用，只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蒙古自治政府 ”也就从此分裂了。德王单独和达理札雅说：“你既然决定留在定远营等候解放，我是决定出走，将来也许你拉我一把，也许我拉你一把 ”。德王决定出走的前一天晚上，陶布新又加劝阻，德对陶说： “我们还是到草地看看局势的变化，看看共产党对蒙政策如何，并且我们不是无路可走，尚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经由阿拉善旗草地，通过青海、西藏而去印度，转往海外各国流亡，宣传蒙古问题，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第二条路是和外蒙古接洽，我过去和外蒙古就有过联络，现在还派阿拉坦瓦齐尔、雄诺敦都布二人在进行接洽。我认为外蒙是蒙古人，我们也是蒙古人，遇难相求，是可能念在同族情谊收容我们或帮助我们的。”

1949年 9月20日，德王带随员图门德勒格尔、敖木巴图尔、王亲札布等20多人，带了 “蒙古自治政府 ”的木质印信和长方形招牌，秘密出走，逃往阿拉善旗北部的沙漠草原地区。

和平起义，幻想维持原状

1949年 4月23日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已向全国进军。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西安以后开始向甘肃、青海、宁夏进军。面对严峻的形势，达理札雅不得不考虑阿拉善与其本人及家庭前途命运问题。对抗人民解放军是没有出路的，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三条：一是逃往台湾；二是跟德王出走，西窜青海、西藏、流亡国外；三是走和平解放道路，效仿溥作义，争取共产党的谅解，保全自身及全旗人民安全。

随着时局的变化，达理札雅曾多次与其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协理兼少将总队长罗巴图孟柯、管旗章京兼区防司令部少将参谋长陈爱尔德尼巴图、副协理兼上校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中校总队附罗永寿、副管旗章京段巴图尔及陈那笋巴图、白诚禧、左甲木英、李树德等人，秘密交换意见。达穆林旺楚克坚决主张逃往台湾，说共产党来了首先遭害的是王公、贵族、旗府官员，不要等成为阶下囚，后悔也来不及了。陈爱尔德尼巴图、罗巴图孟柯等人主张走和平解放道路。罗巴图孟柯说，据从山西、北平来的买卖人说，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共产党来了，我们怕也不行，跑也不行，唯一的办法是向共产党投降，欢迎人家。达理札雅经过分析也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非常重用的傅作义将军，与共产党对立、作战多年，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如今投靠共产党起义了，共产党非但宽宥而且还予以重用，共产党对傅作义这样的人都能宽容，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杀害的。但是由于和共产党没有联系，对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一方面秘密地作了接受和平解放的准备，另一方面也作了撤往牧区的准备，还要防备马家军突然袭击。

1949年 7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由广州飞抵银川，曾约达理札雅去银川面谈，向达提出：一、马家军要在贺兰山设防，与共军血战到底，要阿拉善旗大力支持；二、要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与李守信部新骑一旅紧密配合，在贺兰山以北草地开展游击战。只要坚持 3年，国军便能反攻回来。所需军备物资，可以空投补给；三、劝说达理札雅去台湾。说如不去台湾，人身、财产都不安全。达借口应付、拒绝了。此后，宁夏马敦静（马鸿逵次子，国民党军宁夏兵团司令）也确向贺兰山的南寺、北寺运进了 40石粮食。9月19日，徐永昌在绥远阻挠破坏和平解放失败后，在飞往广州途中又抵银川，达理札雅前去拜见。徐永昌再次劝其一同飞往广州，“共产党来了，说： 你这个王爷是首当其冲的，赶快走吧！”被达再次婉言谢绝了。达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却乘徐的飞机逃往台湾。

解放前夕，达理札雅一面指派金对岱、达希端都布负责，将阿拉善旗库存的 3万元银洋和旗府历史档案及枪支弹药等重要物资运到库列图庙保存，并派保安总队一个分队守护。一面秘密派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上校主任朱子馨到兰州观察局势，设法与西北野战军联系。兰州解放后，朱随同当地原国民党起义投诚的军政官员和社会名流参加了欢迎彭德怀司令员的活呐动，表达了达理札雅愿意和平解放的意愿。西野联络部长范明、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向朱了解了达理札雅和阿拉善旗的情况，宣传了党的政策，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放阿拉善，望达理札雅速作决定。并命他由兰州直接返回定远营，还发给了路费。朱曾几次通过民用电报向达报告了有关情况。这对稳定达的思想，促使他决定率部起义起了促进作用。9月19日，绥远国民党省主席、兵团司令董其武接受和平条件，宣布起义，宁夏中卫马鸿宾父子率国民党八十一军也于 9月19日起义，达理札雅更加坚定了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决心，打消了出走牧区的念头。

1949年 9月21日，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还派了陈那笋巴图、段塔勒腾岱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了解蒙方的态度，希望通过蒙方沟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蒙古南戈壁省领导人桑布转告了蒙方意见：“你们用不着害怕，热情欢迎中国共产党就是了 ”。当陈、段从蒙古边境返回时，阿拉善旗已经宣布和平解放了。

1949年 9月22日，马鸿逵部派驻定远营的工兵营，闻知马部主力一二八军在金积、灵武被歼，马鸿逵父子乘飞机逃跑，军心涣散，失去控制，士兵哗变，要求阿拉善旗给每人一套便衣、50元银洋作路费回家，否则就要攻打定远营。达理札雅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城防，要求工兵营长孙明楼约束士兵，不得进入市区骚扰抢掠，愿意回家的，只要放下武器，由稽查局发给身份证，每人给路费银洋2元。部分士兵对阿拉善旗的答复极表不满，傍晚时从东、南、西三面对城垣进行攻击。由于阿拉善旗有了防备，到深夜，工兵营大部弃枪溃散。23日晨，旗政府派人收回六 ○炮 6门，轻重机枪20多挺，步枪 350多支，弹药一汽车。工兵营的溃散，去掉了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一大障碍。

1949年 9月22日夜，达理札雅又召开了有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罗曹格图盖立勒、罗永寿、段巴图尔、陈那笋巴图、左甲林英等阿拉善旗上层人士，还有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及秘书张文第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和平起义问题。达理札雅认为银川即将解放，战事已到最后关头，必须从速做出起义的决断，马上打电报去，迎接和平解放。会上一致同意起义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达理札雅随即让张文第草拟起义通电。张起草后交罗永寿转呈达审定发出。以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名义向毛主席的致敬电，宣布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 9月23日给马鸿宾去电，告知已派代表 3人与解放军会晤，请转告解放军予以接洽。9月23日晨，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派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笋及翻译蒙太乘汽车急赴银川，与解放军联系和平起义事宜。罗等到银川首先拜会了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然后随同银川各界名流，分乘数量汽车赴黄河仁存渡口，欢迎解放军。罗曹格图盖立勒将所携带的欢迎解放的致敬代电，呈给了我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的政治机关，到银川后受到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同志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9月26日，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等兵团首长，也在银川接见了罗曹格图盖立勒等。接见时杨司令员讲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表示共产党愿与蒙、汉、回各民族共同努力，建设新宁夏。并说蒙民现有的武装，只要听从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即不收缴。希望代表回去以后，协助人民解放军迅速收容马部的散兵游勇，收缴他们的武器，维持好当地的社会治安，人民解放军将迅速派员前往协助。

9月23日，与达理札雅派代表到银川和解放军接洽起义的同时。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四团一营从中卫渡过黄河经石空沿贺兰山进入阿拉善旗。阿拉善旗驻三关防卡还没得到起义的消息，阻击了解放军，我 3名战士负伤。部队进到腰坝后，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第五中队少校中队长罗步云热情接待。第二天上午达理札雅派戚涛、何兆麟、李文钦乘车到腰坝，表示阿拉善旗已宣布起义了，欢迎解放军进驻定远营。团长徐成功带几名随员和警卫人员赴定远营与达理札雅谈判。到定远营后，达理札雅率旗府官员，保安总队官兵和几百名学生、市民到城南门外热情欢迎。会见中，徐团长对达王和阿拉善旗毅然与国民党断绝一切来往，站在人民方面表示欢迎。并明确表示只要王府官员肯为人民服务，可以继续供职；保安总队只要听从人民解放军的命令，枪支弹药可以不缴，但必须维护社会治安，攻剿散兵、土匪。只要做到这些我军即不进定远营。达理札雅当即表示 “一切照喊办”。经过两次谈判， 9月27日达理札雅派人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定远营军事专员罗大火胃、中统情报组长王君惠、军统情报组长李海平等及收缴马鸿逵工兵营的一部分武器送交解放军。

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阿拉善旗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竭诚拥护。10月2日，达理札雅以札萨克名义发出旗政府训令，并派出巴得玛道尔格等 4人分赴牧区各巴格和防卡，向广大牧民宣布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服从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和平解放的消息，要求各边官、卡长，严守岗位，维持地方秩序，告知牧民安心生产，勿相惊扰。

1949年 10月3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复电阿拉善霍硕特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对其率部起义表示嘉勉，“来电敬悉。电报称： 对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甚表欣愉，望努力维护阿拉善秩序，共同建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新宁夏 ”。

从此，将 1949年 9月23日阿拉善旗政府发出通电起义的日期，定为阿拉善和平解放日，载入史册。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达理札雅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是他由一个封建王公转向人民的重大开端。但和平解放了，并不是一切问题就都自然解决了。要使党的各项政策在阿拉善得以贯彻实施，争取达理札雅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还需要作艰苦的努力，下很大的功夫。达理札雅有个认识转变的过程，我们要耐心帮助，作必要的等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还会有斗争。

不出所料，就在阿拉善和平起义前后，达理札雅在其一些高级幕僚的策划下，研究如何讨价还价，以攻为守对付共产党了。他不但幻想以和平起义来维持阿拉善旗现状，而且还采取了一些出乎我们意料的行动。

1949年 9月20日，德王出走定远营的第二天，在达王府的西院原 “蒙古自治政府 ”所在地就挂出了 “西蒙古自治政府 ”的木牌，紧接着就宣布了所谓 “西蒙古自治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主席是达理札雅，秘书长巴彦涵（巴文峻），副秘书长陈爱尔德尼巴图，内务署长那森布和（何兆麟），教育署长贺登巴图，实业署长都古仍仓（白海风），财政署长乌儒根达赉（韩欲汝），保安委员会参谋长陈公札布，副参谋长李文钦，蒙古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并刻制了 “西蒙古自治政府 ”蒙汉篆字木质方印。这个政府 44名职员，每人每月由阿拉善旗政府发给薪洋 5元，直至 1949年 12月。

1949年 10月1日，达理札雅以 “西蒙自治政府 ”副主席代理主席、巴文峻以秘书长名义联名给彭德怀司令员并转呈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要求承认德王的 “蒙古自治政府 ”改头换面的所谓 “西蒙自治政府 ”。全文如下：

蒙古人民自大元帝国没落后，七百多年来，文化教育一直没有进步，所以后来对于满清政府的禁读汉书、奖励喇嘛等种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是不知道它包含很深的毒素，对于蒙古人民自己本身的贫病愚昧衰落种种的可怜景象，竟然也不知是从何而来，一直是度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赶到满清既倒，民国成立，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策下，蒙古人民才得到入学校读汉书的机会，这才人才渐起，知识日开，知道民族的自由和发展，必须在政治上争取解放。所以蒙古人民二十年来，根据孙中山先生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决自治之遗教，在抗战前抗战中，频年奔走呼吁，要求在国家完整统一下，蒙古人民实行自治。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始终置若罔闻，辄以分离运动目之，诚如毛主席所说：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对少数民族压迫剥削无所不至 ”，我们蒙古人民弱小无力，只有含泪隐痛，以至于今，这是国人周知之事。

到了抗战胜利第二年代，我们西蒙人民知道了东蒙的人民在毛主席的政策主张之下，扶助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使东蒙人民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我们西蒙以及在各地为蒙古民族自由生存、奔走奋斗的有正义血性的蒙古人民，无不感奋异常，以为蒙古人民从今以后得到了翻身，有了出头之日，同时感到东蒙人民何等幸运，西蒙人民又何其不幸但是我们并不自甘。暴弃，绝对要追随东蒙人民足迹之后，为整个蒙古人民效其愚忠，使成为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力之一环于是今春我们的同志多人，在兰州曾转向。呐张治中先生陈述我们的坚决的自治愿望，请他不论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允许喊与否，予以有力的支持他以无限的同情语意答复说依据孙中山先生遗教。“也好，依据今天国内外民主政治潮流也好，蒙古人民自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国民党顽固分子恐怕对此不易允许，请你们召开会议妥商进行，我个人绝对协助支援于是我们回到阿拉善旗积极筹备进行，乃于本年四月”。十三日召开各盟旗代表大会商讨西蒙实施自治问题经反复研商，都以为。为缓和甘宁青绥各省的破坏反对，为（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震怒迫害，应当采取温和渐进的办法，虚与周旋，以免招致强力的摧残，遂决议先行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积极筹备成立正式自治机构侥幸对他们应付得宜，。未遭到意外的摧残，乃于本年八月五日又召集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选举了正副主席和政府负责办事的人员，开始工作，已经是几个月了而有关系的甘宁青绥各省，对此尚没有反对的表示，但敢说。国民党的反人民集团已经有了震怒斥责的表示，可是因交通阻碍的关系，还没得到他这项反人民意志的东西这是我们西蒙人民几年来自治运动进的经过情形。

还有一项要说明的，就是西蒙人民实行的自治区域问题，我们的意见以为内蒙地区东西宽广数千里，遥遥不能相顾，为实事求是，所以，甘宁青绥数省境内的盟旗作为西蒙地区，而人民代表大会所决定称为蒙古自治政府的原来意思是在号召内蒙各地有志民族事业的在外青年，都能翩然归来，为蒙古人民服务，所以统称之为蒙古，籍以号召在外的青年，因为蒙古人口太少而知识青年更是太少了。

今幸国民党反动政府崩溃了，而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我们西蒙人民同沾雨露得见天日，喜慰之情，是无法形容的。而毛主席早已昭告我们说： 共产党人应当积极的帮“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应当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民众的领袖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并成立保护民族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我们读了这些亲切而伟大的指示，实在不胜感奋之至。现在把我们请求成立西蒙自治政府的意愿报告到钧座之前，恳求予以主持，并请转呈毛主席本爱护少数民族之至意和扶助东蒙自治政府之初衷，俯赐核准施行，不胜祈祷待命之至。谨鉴陈彭副总司令。

西蒙自治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达理札雅

秘书长巴文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达理札雅和巴文峻精心制炮的这篇奇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德王的“蒙古自治 ”大唱赞歌，企图改头换面，又搞出了一个所谓 “西蒙自治政府”，与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分庭抗礼，妄想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承认，捞取政治资本。

1949年 10月11日，达理札雅与白海风、何兆麟、段巴图尔、李文钦、戚涛等人前往宁夏银川市，向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耿飚副司令员、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银川市军管会副主任曹又参等报告阿拉善旗起义经过和地方治安情况。赴宁前，罗巴图孟柯将戚涛、李文钦叫到家中，对他们说： “你们只代表阿拉善旗，只求阿拉善旗得以保全，大家平安，仍如过去直属中央政府，不归宁夏节制就好；至于西蒙自治政府问题，与本旗无关，你们不必过问 ”。达理札雅在返旗之前，在杨司令员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却提出：一是要求共产党承认其所谓的 “西蒙自治政府 ”；二是强调其历史上所谓特别旗的地位，不愿归宁夏省管辖，要求归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辖；三是以磴口县的范围原属阿拉善旗管辖，要求撤销磴口县，收归阿拉善旗管辖。在座谈中何兆麟就所谓问题说： “西蒙自治政府 ”“西蒙自治政府是蒙古民族的自治组织，辖区为绥远境内各蒙旗及宁夏境内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绥远以东热察两省及东北各蒙旗归乌兰夫领导的 ‘东蒙自治政府 ’。”当即受到杨司令员的驳斥，明确指出：“西蒙自治政府 ”并不存在，我们不能承认；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包括整个内蒙古；我们只承认达理札雅先生为首的阿拉善旗政府。但是达理札雅、何兆麟等仍存有幻想，想让中央人民政府最后裁决。于是又派何兆麟、白海风赴兰州、北京、归绥，分别向彭德怀司令员、周恩来总理、乌兰夫主席报告 “西蒙自治政府 ”起义和德王、李守信出走及地方治安情况。周总理未予接见。何兆麟 10月25日借兰州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机会向大会献旗，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彭对 “西蒙自治政府 ”问题未予理睬。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只托何、白带函给德王，希望其归向人民，接受解放。指示何、白回去转告当地旗政府积极设法政治争取德王、李守信及其军政部属，只要他们归向人民，一概既往不咎。所谓 “西蒙古自治政府 ”也未予理睬。次年2月，中央领导答复是：西蒙地区蒙旗，暂时可分别自治，将来可能和内蒙古统一起来，中央不承认西蒙自治政府。

1949年 11月19日，达理札雅又派代表戚涛，向宁夏省政府提出六条要求：一、阿拉善旗各盐池收归旗政府收税；二、成立贸易公司，主权归旗政府；三、宁夏不要到阿拉善旗收税；四、不派军队驻定远营；五、阿拉善旗准备召开民众大会，实行政治改革；六、要求补助粮食。显然，这六条要求是企图脱离宁夏省建制，继续实行其 “高度自治 ”的政治主张。省人民政府当然不能表示同意。

磴口县，原来确实属于阿拉善旗管辖的磴口、道兰素海、巴音套海、沙金套海 4个巴格（乡）的一部分，这里土地平坦肥沃，可以引黄河之水灌溉，是适宜开发的农业区。1875年，阿拉善旗第七位亲王贡桑珠尔默特， 1900年第八位亲王多罗特色楞，先后两次出租给外国人的三盛公教堂开垦经营。义和团运动中因三盛公教堂被烧毁，主教被杀害，辛丑条约后阿拉善王爷被罚赔款白银 5万两，被迫将三盛公附近巴格的可耕地作为抵押，交给天主教堂经营。这一带遂成了洋人的天下。1926年，冯玉祥入甘援陕配合北伐，途经三盛公、磴口，看到这里完全成了洋人的独立王国，下令设置了磴口县，指派了吴奇峰任县长。

冯玉祥在《我的生活》回忆中说，他离开五原、临河以后， “沿路所过的地方都是黄色的沙土，无论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见一块树木，看不见一块青色的草地，实在贫苦的很。途过三圣宫（即三盛公）地方，看见那儿的情形也和皮斯堡陇相似，纯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寨子的范围很大，寨门以内两行大树矗立，建筑都很坚固，墙外湖水，四周都是树木，青葱蓊郁，在此穷荒之境，益发显得如同另一个世界。寨中街道整齐清洁，房屋很为适用，约有百十户人家，并设有学校。沿途像这样的寨子，颇有几个。附近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操在外国之手，此间外人皆比、意国籍。”冯玉祥感叹道：“这些边疆地方，无论如何是我国本土，我们以其僻远穷荒而弃之，然而外国的女子（接待交谈的为外国修女）却来了，开辟得如此整洁美丽。我是一个中国人，如何能不感觉惭愧呢？ ”路过磴口后，“磴口位于黄河之边，他写道： 原属阿拉善旗管辖。居民不过数十户，一半是蒙古人，一半信奉回教，汉人也占相当数目，汉回蒙三族杂居，地方十分穷苦 ……我于此地划设县治，令吴某任县长。吴为人聪明干练，曾为工兵营长，因此地太苦，非有能力者不能办事，故调此职。”

1928年 9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甘肃省分治案，决定新设宁夏、青海两行省。磴口县是 1929年 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第 197号指令正式认可，划归宁夏省管辖。实行蒙汉分治。宁夏建省，磴口设县已20多年，如果按达理札雅的要求，撤销磴口县划归阿拉善旗管辖，阿拉善旗脱离宁夏省直接归中央管理，显然是行不通的，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早在 1949年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和乌兰夫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就高瞻远瞩的指示要把阿拉善和额济纳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民族梦寐以求的真正大统一。但在当时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不是考虑的时候。

杨得志司令员在 10月会见达理札雅时，曾明确表示对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全盘接收；阿拉善旗行政机构暂不变，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逐步实行民主建政；阿拉善旗军队建制暂不变，军警一律不缴械，继续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的财产、牲畜不受侵犯；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阿拉善旗原有的军政人员一律留用；达理札雅继续主持阿拉善旗的军政事务。而达理札雅在宁夏军政首长政策交底后，却于 10月中旬，急急忙忙抛出了政治、军事、干部体制的所谓 “改革方案 ”，未经宁夏省呐人民政府批准，将原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 ”改为 “阿拉善霍硕特旗人民政府”，设旗长、副旗长，并设立 “旗政务委员会 ”为旗人民最高权力机关，由各巴格（乡）人民选举委员 36人组成之，筹备全旗人民代表会议；旗人民政府设秘书、政务、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生产事业等六处，并在处下设科；将原 “理事官厅 ”改为 “人民法院 ”，将原 “稽查局 ”改为“人民公安局 ”；摧毁定远营、磴口、三盛公（磴口、三盛公已为磴口县治）等地的保甲制度， “建立民选的区、街、里人民政权 ”；将原 “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 ”改为 “阿拉善霍硕特旗人民保安司令部 ”，下设骑兵保安总队，辖三个中队。

1949年 11月22日，宁夏省政府电邀达理札雅去银川商讨阿拉善旗人民政府组建和阿拉善旗工作问题。宁夏省意见，阿拉善旗为蒙古族聚居地区，应实行区域自治，是宁夏省下辖的自治区，旗人民政府应有共产党人参加，旗政府应实施共同纲领。达理札雅对宁夏省派工作人员参加阿拉善旗人民政府和阿拉善旗归宁夏省管辖有异议。一是不同意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阿拉善划归宁夏省代管的决定；二是不同意委派大量工作人员来阿拉善旗改组政府，只允许来 10人，但不要陕北人和山西人；三是不同意中国人解军进驻阿拉善旗。回旗后于 12月10日给阿拉善旗驻兰州办事处主任朱子馨去电说： 并“此次去宁，当局谈边区政府有将本旗暂划宁夏代管规定，改组旗府及派 6人协助工作。经商以本府既改人民政府，一再更改，有碍政府威信，且恐与兰（指西北野战军总部）决定有抵触，结果允兄等返旗再作最后决定，先将工作人员派来，究竟总部对西蒙及本旗有何规定，希查询电复”。企图绕过宁夏，争取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同意。

鉴于阿拉善旗是蒙古族聚居的游牧地区，情况复杂，宁夏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对阿拉善旗采取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参照“绥远方式 ”，放宽政策，等待觉悟，有意让它原封不动，在相当一个时间以后，再去按照共同纲领和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造旧政权与旧军队。1949年 10月20日，宁夏省委原已决定成立阿拉善旗工委，派云祥生同志为副书记，并决定调三边分区三大队驻防定远营，暂停执行。12月11日以宁夏省政府主席潘自力，副主席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 4人名义派云祥生、郭全德、王延、黄占禄、张佶、马鸿彪六同志为工作组，到阿拉善旗了解情况，帮助工作及帮助整顿部队、训练干部等。经过半年的工作和等待， 1950年 3月31日，才派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到阿拉善旗正式宣布成立中共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曹动之同志任书记，云祥生同志任副书记。正式批准成立阿拉善霍硕特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达理札雅为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罗巴图孟柯、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副主席，曹动之、白海风、巴文峻、白诚禧、何兆麟、罗曹格图盖立勒、罗永寿、段巴图尔、胡艾立佐巴依尔、陈那笋巴图、李福海、杨富存、李文钦等 13人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在旗政府组成成员中除曹动之、云祥生2人系共产党员外，其他都是原阿拉善旗政府官员和民族上中层人士。此后，经宁夏军区批准，对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组，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撤销了原区防司令部的建制，在人民保安总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由曹动之同志兼任保安总队政治委员，朱子春任副政治委员，罗巴图孟柯任总队长，罗瑞光（罗曹格图盖立勒）任副总队长，罗永寿为总队副，罗步云为参谋长。

在长期合作中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民主人士

鉴于达理札雅在宁夏解放时没有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也没有随德王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出走，偕罗巴图孟柯等人率阿拉善旗军政官员毅然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和平起义，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维护了阿拉善的稳定，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阿拉善旗和宁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1949年 12月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任命达理札雅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又被安排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达的夫人金允诚女士，也被安排为阿拉善旗妇女联合会主任，宁夏省妇联委员、副主任，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和信任。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宁夏省领导的帮助教育下，中共阿拉善旗工委尊重其政府主席职权，充分协商，真诚帮助，团结共事，在剿匪肃特中积极配合，捕获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配合争取德王、李守信残部 1000多人的投诚。1950年 7月郭拴子土匪袭击定远营，旗工委组织盐务局、贸易公司等单位少数干部盐警击退了土匪，保护了国家重要物资及定远营市民的安全。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在由银川返旗途中遭到与土匪勾结的阿拉善旗防卡人员伏击遇害，使达理札雅受到很大震动。认识到共产党派干部到阿拉善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并且付出了重大代价。1950年 10月，我公安机关破获了在阿拉善旗组织的 “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反共委员会 ”特务组织，在汉口抓捕了特务组织头子达理札雅的女婿张钦武。鉴于该张在任国民党胡宗南部新编骑兵第一旅旅长时， 1949年 9月15日曾在甘肃率部投诚，并对阿拉善旗和平起义有过影响，达理札雅向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提出从宽处理的请求，根据张本人悔改程度，对张作了宽大处理，予以释放，以后又作了适当安排。这对达理札雅也有很大触动，认为我党对其团结合作是真诚的，对他是信任的。此后在实行土地公有化改革中，自愿放弃了磴口县 17万亩土地向农民收取的地租，由宁夏省财政直接给阿拉善旗政府一笔财政补助，使磴口县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达理札雅还带头捐献了自己及其母亲 110亩出租的土地，使定远营及贺兰山一带万亩耕地实行公有制改革，交由农民耕种，放弃了地租收入，由农民改向旗政府交纳农业税。

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时的达理札雅

1953年 1月在宁夏省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达理札雅被选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在阿拉善旗和磴口县成立的州一级宁夏省蒙古自治区，达理札雅任主席。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后，达理札雅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巴音浩特蒙族自治州州长。1956年达理札雅同意自治州与额济纳旗一起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组成巴彦淖尔盟，达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阿拉善旗旗长。

在阿拉善民主改革中，达理札雅态度积极，废除了 “宝得阿勒巴 ”和“乌拉”制以及土地私有制，在畜牧业合作化运动中，曾提出把自己的牲畜捐献给国家，盟委担心对牧民产生负面影响，误认为没收了他的牲畜，派我去劝说，达同意加入国营牧场，将他自己及其三弟媳杨芝芬的 51匹马、138峰骆驼、151只羊及驼鞍、毛绳、口袋等生产资料折价 1.57万元入场，付给定息。在阿拉善旗经济建设、财税统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发展，驱梅（毒）运动的开展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中，带头捐献，全旗各界捐献人民币旧币 10亿元，可以购买一门高射炮。支援购买修建青藏公路骆驼 6000峰。

解放后 19年，达理札雅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为阿拉善和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逐步成为一位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真诚与共产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成为共产党真诚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 ”中，达理札雅由于受林彪 “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的迫害， 1968年 11月18日去世，终年 64岁。粉碎 “四人帮 ”以后，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 1978年 9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为达理札雅和其夫人金允诚女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其平反昭雪。对其和平起义后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