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给我批了一床被子

马鸿逵侵占三边后，把仓库储存的粮食都抢跑了。西北野战军转战到三边粮食也很困难。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上 1947年又遭旱灾，粮食歉收，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三边党政机关和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按规定，每人一月45斤小米的口粮，少许菜金，一年发一套粗布单衣，一套棉衣。营级以上干部过冬才能发一顶棉布军帽，我们这些安排级待遇的见习参谋只发一顶山羊绒毡做的防寒帽。山羊绒本是高级呢绒原料，但当时卖不出去，也不会做呢绒，只好赶成薄薄的绒毡，剪制成军帽，虽然也暖和，戴在头上并不舒适，所以人们并不喜欢。1947年冬 1948年春，司令部机关因缺粮也吃过麦粒煮黑豆，稀汤面片，实际上是面糊糊，想捞一根面条也捞不着。我从家里带的一条被子烂了，经牛化东副司令员批条，管理科才发给了一条白市布被子。记得司令员批条是：“参谋史继法被子破烂不堪，发给新被一条。牛化东”。

部队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政治空气很浓。司令部驻吴旗镇附近宗湾子时，我们这些参谋、干事、战士常常和首长们一起打篮球。一次由于我的莽撞，抢球时碰倒了副政委孙润华，别人扶起来休息了好长时间，吓了我一跳。每到夜里，牛司令员常常手拿一包旱烟叶，一小卷油光纸条，到我们二科住的窑洞里，一边吸自己卷的烟，一边聊天。他是大革命时期在定边入党的老共产党员，长期在国民党地方军队作地下工作，讲一些地下斗争的故事，常常一讲半夜，我们很感兴趣，也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

大概到 1948年冬，情况进一步好转，部队开始发点津贴。每月只有一包牙粉、六分之一牙刷、半斤烟叶、六分之一毛巾的零用钱。这就觉得相当不错了。从这时开始，解放军统一佩带 “中国人民解放军 ”胸章和 “八一 ”红五星帽徽。这是最早的帽徽和胸章，至今我仍然珍藏着。

经过一年半的见习锻炼，逐渐熟悉侦察科的内勤工作，特别是三边地委秘书宋友田及宁夏工委王茜同志住在侦察科收集整理宁夏马鸿逵的兵要地志，作解放宁夏的准备工作，使我学了不少知识。我参照宋友田同志的格式，收集整理了三边还乡团反动武装的内部资料《三边团匪》，将三边保安司令部张廷芝匪部的组织序列、兵力、装备、分队长以上头目名单、战斗特点等，综合系统地加以整理，有一定参考价值。还根据伊盟克昭工委负责人周仁山到三边地委开会时访谈及蒙汉支队提供的情况，整理了乌审旗、鄂托克旗伪保安队的编制、兵力、装备及战斗力等情况资料，受到军分区参谋长王子庄的称赞。1948年末，我被提升为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正式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