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师夏的经济思想

社会主义的思想在1820—1850年间迅速在法国传播，对这个时期正在成长的工人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19世纪40年代及其后几十年最有影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是皮埃尔·约瑟夫·普劳德洪（P.J.Proudhon，1809—1865）。在著名的《财产是什么？》一书中，他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财产是盗窃。”这变成了一个口号，并使他成了名。他还认为，财产是“暴政之母”，因为财产权利完全是保护少数人的特权和限制多数群众的禁令。保护财产权必然包括强制，因此，国家的基本职能是暴政和强制，它是经济不平等的根源。财产所有权决定生产的分配，使拥有财产的人去“合法地盗窃”工人。普劳德洪不仅反对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而且反对工业化。他怀念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黄金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人靠财产权去掠夺别人。

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工人运动不断兴起，资产阶级十分惶恐。这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站出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

弗列德里克·巴师夏（F.Bastiat，1801—1850）出生于法国南部酿酒区的一个商业资本家的家庭。18岁时在他叔父的大商店里学习经营商业，25岁时独立经营其祖传的葡萄酒事业。法国1830年革命以后，他当过缪格地区的法官。1845年迁居巴黎从事写作。他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关于酿酒业的回忆录》 （1843）；《英法税率对两国人民未来的影响》（1844）；《经济诡辩论》（1847）；《经济和谐论》（1950）等。主要著作是《经济和谐论》，这是为反对社会主义和保卫资本主义而写的。他的主要经济思想如下。

巴师夏在和普劳德洪的争论中，对“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做出了区别。在《经济和谐论》一书中，他说：“造成两个学派的巨大分歧是方法上的不同。社会主义像占星术和炼金术一样，从想象出发；政治经济学则像天文学和化学那样，从观察出发。两个天文学家观察同一现象，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他们暂时感到意见不一致，共同方法的结合力或早或迟会把他们带到一起。……但是，观察的天文学家和想象的占星术家之间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不懂得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前者正是后者的理论基础。

由于社会主义者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反对自由竞争，认为它所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工人阶级遭受奴役和贫困。巴师夏为了反对社会主义，便声嘶力竭地高唱经济自由主义。他宣称，如果人们承认现在的财富分配是理想的，那么，在自由放任的交换经济中，两个人在交换之后都比原来的效用增加了，大家得到胜利。他还引证康迪拉克（Conbillac）的话：“交换的充分事实证明，订约的双方必然得到好处；否则，交换就不能成立。因此，每一次交换，都代表着两者的利益。”

在功利主义的经济学中，包括巴师夏的经济理论，都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相互关系转化为交换行为，由此得到以下三段论式：

一切交换对所有参与者都是互相有利的；所有人类的相互行动都可以转化为交换；因此，一切人类的相互行动对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有利的。

所谓“有利”，就是增加了效用。因此，巴师夏在探讨效用问题时，第一次把全部经济理论转化为市场交换分析。宣称：“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社会本身就是交换，因为不可能设想没有交换的社会或没有社会的交换。”

“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断语，显然大大离开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因为巴师夏已把斯密书中寥寥几页的“看不见的手”的叙述，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由“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又推导出：“政治经济学仅限于我们所说的‘商业’领域，商业是在自私自利的支配下活动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切人的冲动，在受到合法的自私自利激发的时候，就进入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方式。”所以，他的书力图告诉各个阶级：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对每个人都是最理想的经济制度。

他说：“资本家和工人，我相信可以确立这样的规律：‘比例于资本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品的总分配中，资本的绝对份额是增加的，而它的相对份额却会减少；劳动则会发现，它的相对份额增加，它的绝对份额甚至增加得更厉害。当资本被浪费的时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果这个规律能够成立，我们就可以得出工人和雇主利益和谐的结论。”显然，这是凭空虚构的谎言，它没有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得到证明，也无法证明。

巴师夏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而行为的直接动机是人类的欲望。人类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而且满足的手段是有限的。欲望跑在前面，手段蹒跚于后面。欲望的满足产生快乐。“如果我们把凡是实现欲望满足的每件东西叫做效用，那么效用就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无偿地赐给我们的；另一种则需要努力去购买。”因此，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是：“我们如此自私自利，以致我们一贯追求增加与我们努力相适应的满足的总数。”这不过是边沁的效用最大化原理的复述。

巴师夏把效用分为两种，是企图使价格建立在效用基础上，以避免亚当·斯密的水与金刚钻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给我们某种效用，诸如无偿获得的水；然而获得最大量效用的金钢钻，则需要付出努力和辛苦。后者的效用，他称为“负担义务的”效用。取得负担义务的效用需要人类的努力去生产。他把这种生产性的人的努力叫作“服务”。在他看来，劳动只是服务的一种形式，它和地主、资本家所履行的生产性服务没有质的差别。他所谓资本家和地主的服务，就是他们提供了生产必要的工具和土地所忍耐的辛苦。然而，在他的论述中，人们看不到资本家和地主是如何付出努力和辛苦的，只看到这些人坐享其成。

巴师夏进一步指出，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为别人进行服务（即承担生产的努力）。交换实际上就是服务的交换：通过交换所增加的效用必然超过他们为自己而提供的生产服务所能得到的效用。这样，在一个交换的社会中，巴师夏就把服务定义为：“一个人为别人的欲望和满足而作出的努力。”“所以，努力和服务是一样的，都是人们进行生产所忍耐的辛苦。”

在把服务定义为人的生产的辛苦之后，他赞扬了劳动分工和交换的重要性。他说：“一旦承认交换既是劳动分工的原因又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一旦承认劳动分工会增加与努力相联系的满足，……读者就易了解，货币的服务曾提供人类交换行为的便利。”由于货币能提供重要的服务，于是货币的所有者接受了利息。但是，货币所有者如何通过辛苦的方式去取得利息呢？他没有予以证明。

既然交换能使效用最大化，巴师夏就进一步讨论交换价值问题。他认为，大自然对效用的贡献是决不会有价值的，因为价值必须联系到人们为了满足欲望所做的努力。在生产服务的形式上，人的贡献是按照它们的购买者所得到的效用的大小来决定价值。所以确切地说，价值不仅必须联系到人的努力，而且必须联系到交换的努力。当两个人相互转移他们的努力的时候，他们是相互服务着，也就是互相交换服务。因此，价值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关系。实际上是说，互相服务提供效用，效用决定价值。

因此，他联系到萨伊的价值论。他说：“萨伊的原理是：价值的基础是效用。如果这里说的是涉及到人类服务的效用问题，我不会同他有争论。……服务这个词是这样完整地包括在效用领域内，它是由拉丁字uti翻译来的。”

又说：“因为生产和服务是交替发生的，它们必然有可以比较和评价的共同的和不同的东西，即价值。”

在他的论述中，他把服务的效用看作效用的来源，因而也是生产品价值的来源；或者说，他把生产品的价值和用来生产它们的服务的价值等同起来。他没有提出效用如何准确地决定服务的价值，从而决定生产品的价值的理论。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一种尺子可以计量或比较服务和效用，从而就无法用效用和服务去衡量价值。

为了捍卫资本主义，巴师夏必然要为资本家和地主进行辩护。他从资本家和地主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去证明每个人都能从所有权规律的强制和自由交换中得到利益，去证明资本的无限积累会给工人带来和资本家一样的好处。由此出发，他力图使人相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普遍有利于一切人的和谐的制度。

他首先对财产私有权进行辩解，认为私有财产是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它先于人为法则而存在，因此，承认人类法则是符合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的，人类法则如果违反财产权是非自然的和违背上帝意旨的。“财产不因有法则而存在。”“但是法则因有财产而存在。”

在巴师夏看来，财产是人类本性的必然结果。他说：“就完整的词义说，人生来就是一个所有者，因为他生来就有必须满足生活的欲望；而欲望的满足要应用器官和才能。才能是人的延伸；财产又是才能的扩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财产权是被神圣地建立起来的，人类法律的目标是保护和安全。”

随着，巴师夏便为资本的利润进行辩护。他首先指出，工人使用先前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是不可缺少的。然后他问，这些生产手段是怎样产生呢？根据劳动价值原理，本来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答复：它们也像其他商品一样，是人类劳动加工于自然资源的结果。但是，以捍卫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瘟疫”的战士自居的巴师夏却断然说，它们是资本家忍受辛苦的结果。

事实上，资本家发财的起源是欺诈、舞弊、作假、胁迫和受贿；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通过遗产的继承，资本家不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愚蠢的，都能从剩余价值转化形态的利润中，积累更多的资本。看来资本家必须做出的唯一“牺牲”和必须忍受的唯一“辛苦”，是不能不划出一大部分利润作为资本拿去赚取更大的利润和不让工厂闲置起来。

巴师夏为土地私有权辩护的立论也同样简单：只有自然状态的、未触动的、未开垦的土地，才不发生地租。一切地租来自人类对土壤的改良。因此，土地就是像不能移动的工具和机器那样的资本。这就是说，地租和利润一样合理。

这个观点，亚当·斯密早已批评过了。亚当·斯密说：“也许有人认为，土地的地租，不外是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合理利润或利息。……对于未经改良的土地，地主也要求地租，而所谓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一般只是这原有地租的附加额。”

这样看来，地主的“辛苦”和“努力”也类似于资本家，他们忍受着把土地交给别人耕作，收取地租，而不让土地闲着不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巴师夏为资本主义辩护真是挖空心思，精工炮制，他的经济学可谓集庸俗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