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

伴随经济持续发展和收入提高，社会利益日益多样化，将形成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极大制约，尤其是社会公众对各类不公平现象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承受力的下降。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其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处理问题的办法与前辈相比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社会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社会诉求多元化

新常态阶段，伴随我国经济减速，社会领域问题将可能逐渐显现，类似于过去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时期一样，公众对收入分配与环境的心理承受力下降，而对社会公平与诉求得到回应和满足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随着人们思考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利益关系将更加多元化，表达方式也随之改变。群众诉求涵盖的领域更加广泛，表达方式趋于强烈。过去更多的是简单要求政府对问题加以解决，目前演变为公众更多地希望参与整个问题的解决过程，更多地希望将公民的意识和对问题的诉求直接作用于问题根源，表现得更加全面也更加专业，涉及的领域也从收入、环境扩展到社区与城市发展等方方面面。

新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社会融合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能够加快融入城市，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受到足够的尊重与关爱。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务工地就地消费的比例也更高，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强烈，权益观念和维权意识也更强。而实际上，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导致自身和城市居民都缺乏一种长期共存的观念，结果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更多地扮演了被管理角色而不是城市的主人，使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容易被激化，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有组织的集体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就是该问题的突出表现。

2.社会治理难度增大

一方面，目前，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着社会治理制度和能力没有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问题，尚未形成完善的应对社会领域负面效应的体制机制，在出现社会治理和突发事件时缺乏有效甚至必要的处置与应对措施，社会风险可能由此带来更加显著的扩大效应。另一方面，目前社会组织也无法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缺乏足够的社会治理纾解与协调能力，使得社会矛盾无法及时察觉，察觉后无法准确反映、实施有效干预。此外，由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民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样，表达诉求的声音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使得社会治理需要更多的投入，进一步增加了治理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