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拉丁美洲国家贸易收支的不断恶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开始质疑“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而制成品的生产技术不断深入，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的发展中国家，其价格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动趋势应不断上升”这一古典经济学的推论命题。其中，被广泛关注的是“普雷维什—辛格命题（Prebish-Singer Hypothesis）”，即“发展中国家存在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论断。在普雷维什（1950）向联合国提交的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他指出：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实际并非长期上升，而是长期下降的[22]。发展中国家要改善贸易条件，就必须提升其出口商品结构，实现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换。而Sarkar和Matthias Lucke等证明，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也同样趋于恶化。Hadass和Williamso（2001）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却显示，发展中国家1870—1940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并没有恶化，而是不断改善。价格贸易条件改善会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价格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恶化与否，对一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净效应非常小。巴拉萨基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外贸优势转移假说，提出了阶梯比较优势论。赤松要与小岛清的“雁阵形态论”也与此相对应。总之，当前就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并未能达成共识[23]。
所谓贸易结构的优化，往往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第一层次即通常所说的商品结构的优化，即：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洪银兴（1997）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然要求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这一层次的优化与本书衡量贸易结构的方式一致，便于展开分析，但这一层次的优化没有考虑到全球要素的优化配置，片面追求资本与技术的高密集度。如林毅夫等（1999、2003）认为，符合比较优势战略的贸易结构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有效路径。
第二层次的评价是以各种国际竞争力指标分析为基础，认为能够提高一国贸易竞争力的贸易结构变动即是优化，而削弱一国贸易竞争力的结构变动即为恶化。常用的竞争力指标有：①汇率指标（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校正法、单位出口商品价值校正法和单位劳动成本校正法等）。在此意义上，本币升值应降低一国的竞争力。②各种竞争力分析指标。如市场占有率、进口渗透率、外贸依存度、贸易专业化（特化）指数、显示比较优势、资源成本法、出口增长优势（优势变差）指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指数、出口换汇成本等各种指标具有不同的涵义，显示了贸易结构变化在某一方面的状况。如是否提高专业化、是否增加换汇能力等。③以分析为基础的测度指数，可以按照需要以模型为基础构建。如：马丹、许少强（2006）采用“制造业部门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测算的一国实际有效汇率经常被用来衡量该国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他们对1980—2002年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历史变迁与冲击来源进行了分析。
第三层次的贸易结构优化以当前国际的要素流动与国际分工为基础，认为促使一国更多、更广泛地融入国际经济，并且在全球经济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获得贸易利益最大化的贸易结构变化即为贸易结构的优化。这一层面的结构优化分析有赖于对产业链各价值增值环节，及其所需要的要素状况与动态变化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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