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资质量研究的基本结论

10.1　对外资质量研究的基本结论

针对我国在创造了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依然存在的增长质量和开放质量不高的问题，本项目选择外商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落脚点，研究我国利用FDI的总体质量状况、不同类型FDI的质量差异，提出以外资（FDI）质量为导向的、改善我国利用外资质量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用两个基本标准来衡量外资质量（FDI质量）：一是外商设立的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本身的先进性；二是这些技术先进性能够扩散到内资或本土企业内，通过消化吸收，并由此转化为自主创新的能力，或最后体现为产出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程度。符合这两个标准，可以认定这样的FDI是有质量的。但是辨别已有FDI质量的高低，只能从总体上判断东道国过去吸引的FDI是否有质量，很难为提高未来的FDI质量提供决策依据。据此，本研究不但从总体上研究已有FDI的质量高低，而且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FDI的质量状况。对不同类型FDI，根据FDI与本地企业的联系性等不同，从理论上阐述了嵌入型和内生型等外资利用模式的各自特点。

全书用8章的篇幅来实证分析我国利用外资（FDI）的质量，从8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外资质量问题。作者认为，我国利用的FDI静态质量上是高的，即总体上外资企业具有技术先进性的特征。但是FDI的技术溢出和动态的效应是有结构性差异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国际比较（韩国的案例研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韩国模式内涵可以借鉴，但对中国来说难于模仿

韩国走了与中国不同的外资利用和技术发展道路，从韩国的汽车工业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案例可以发现，韩国汽车工业的成功主要是抓住了两个重要环节：一个是引进消化过程，另一个是消化吸收再创新过程。中国的汽车工业已经走到了技术引进和合作阶段，多数是以FDI推动的，现在看来已无法再走到韩国早期以购买技术为主，FDI很少利用的老路上了。但是本土企业要想获得自主创新的能力，培育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是关键，这一点是韩国模式的内涵。

（二）国家层面的国际实证研究：不能证明FDI的产出效应

以亚洲外资流入较多的12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一国和地区的资本和劳动，以及经济开放度是一国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是符合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同时FDI的数量增长也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但是FDI占国内总投资的份额却并不能解释经济的增长，并且从系数上看还是负向的关系。

（三）国内区域的研究：FDI有产出效应，但呈现区域差异

本研究又以国内省级和东、西、中三大区域的数据为基础研究了FDI的溢出效应。省级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FDI增长率的变动对GDP增长率的变动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而且FDI增长率变动对GDP增长率变动的影响总体高于劳动力、国内投资、出口增长率变动的影响。这一结论表明，从1992年以来，FDI确实是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增加区域变量后的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我国西部GDP增长率变动对FDI增长率变动的敏感性显著低于中部地区，这意味着西部地区需要改进FDI的投资环境，如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等，以提高FDI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同类研究有差别的是，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东部GDP增长率变动对FDI增长率变动的敏感性并不明显有别于中部。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部地区外资的过度密集和外资平行替代内资的现象。

（四）对广东和浙江的比较研究：两种模式的外资质量有少量差异

以广东和浙江分别代表嵌入型和内生型两种典型的利用外资模式，研究了这两种模式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动机差异、绩效和潜力差异以及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结果发现，两者的差异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上，浙江表现相对差于广东，但是表现出很强的潜力。在直接效应分析上，以外生型经济为主的广东，表现要稍微强于浙江省。

考虑到两种模式的差异主要在FDI的联系效应上，对两省FDI的联系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模式的四种联系效应的估计都具备显著性，前、后向联系效应对广东行业产出起了重要作用；水平型技术外溢产生了负的外溢作用，表示一个行业随着其外资占总行业的投资额的增大，将不利于行业产出的增加；行业的竞争效应的增大，对产出将产生正的效应，表示广东的工业企业已经适应了由FDI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分析也表明，后向联系效应所产生的技术外溢小于前向联系效应，即内资企业与处于上游行业的外资企业之间的联系程度比其与处于下游行业的外资企业之间的联系程度要紧密些。对于联系和竞争效应所产生的总的技术外溢，经检验是正的。

四种联系效应的估计中，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水平联系效应都对浙江行业产出起了外溢作用，即外资的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都是FDI对浙江产生技术外溢所不可忽视的渠道，但是与广东一样，水平效应的系数是负的。竞争效应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这与浙江民营经济起主导作用的现实是相符的。

上述分别从联系效应分析广东和浙江的技术外溢作用，结果证明，作为低介入产业集群发展的代表——浙江，集群中的企业与外资关联度稍低，竞争效应尚未体现，但是其他的三个渠道均出现显著的结果。而作为高介入产业集群发展的代表——广东，集群中的企业与外资关联度稍高，实证也证明其存在多种外资溢出渠道。研究结果与我们的假设有一定差异，即浙江省的外资利用的质量并不比广东的好，反而要差一些，也说明浙江省的外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但是这样的结论只是从联系效应角度反映的，所以并不能完全地反映两省的FDI质量。

（五）以我国最具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业为例的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

FDI在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存在，并且通过人力资本流动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得到了证实，说明人力资源流动是FDI的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研究发现，反映外资企业资本积累增长率对我国纺织企业生产增长率影响的系数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可以把外资资本积累对国内纺织企业技术溢出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反映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增长率对国内企业生产增长率的影响的系数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外资纺织服装企业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在中国扩张的同时，并没有促进该产业的增长。而在其从业人员的增加方面，给中国纺织企业带来了积极的技术溢出，这可以用技术溢出的第四个途径——人力资本流动来解释。

（六）FDI对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各自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比较：外资企业好于内资企业

利用省际数据，实证研究FDI对内资和外资企业各自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FDI对中国内、外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均有影响，但是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弱于外资企业。研究结果说明，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溢出能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外资企业常常聚集在一起的现状。

（七）以浙江的企业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浙江的外资企业技术水平较高，但外资的溢出效应并不十分大

调查样本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这说明外资的静态质量是高的。同时，不同类型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有所不同：

（1）外商独资企业相对于中外合资企业技术大部分源自外方母公司，引进技术时绝大多数直接聘请国外技术人员，这些为FDI的技术溢出提供了基础。但是外商独资企业在对研发部门的控制、研发创新的合作伙伴等方面表现出了相对于中外合资企业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强的保密封锁措施，这又会阻碍FDI的技术溢出。

（2）出口型企业有更优越的外来技术人员资源，利用外方母公司的技术、人员流动给FDI技术溢出提供了基础。而非出口型企业在企业前、后联系方面，与当地企业建立了更广的技术合作关系，从企业前、后联系效应来说，有利于FDI技术的溢出。

利用调查企业样本建立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FDI的投入对企业的溢出效应有正作用，但效果比较微弱。但是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的高低，对样本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不存在有效的关系。对浙江省企业样本研究反映了外资的动态质量是有限的。

（八）三个案例研究：外资的溢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

首先，是一个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可以是比较全方位的。可口可乐及其关联公司的发展无论是示范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还是人力资源效应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国整个饮料行业的整体水准和市场结构。其次，是一个小型的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可以影响整个地区的传统产业，使整个产业上一个层次。台州模具产业的案例，说明一个产业如果长期走内循环，难于技术更新，但是如果一个外来的技术先进的企业进入，或许可以升级传统产业。三是通过一个外资并购案例，发现并购式的FDI同样可以提升并购双方的公司价值。虽然苏泊尔的并购案在市场结构方面的变化尚不清楚，但是这种并购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至少苏泊尔可以获得品牌、营销、研发等方面的好处。

案例研究给我们另外的启示是，引进外资是可以从个案着手来筛选的。这为我们引资政策提供了一种思路，即通过项目“外资质量”上的预先评估，而不光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