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中国模式也一定是建立在人类共识的准则和中国人特有的道德观基础上,我们开展了一些关于中国人普遍性道德经济理论的讨论,再顺着阎雨教授的“东方软智慧结合西方硬技术”的思路去探询一下西方古典经济理论。

为了尝试用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当今信息经济的各种现象,找寻些经典的理论支撑,我们就从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开始寻找些普遍性的经济学理论支撑：(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金社《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的部分内容整理)

“经济”(economy)一词虽然最初出现于色诺芬的《经济论》之中,但色诺芬并没有因此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因为直到18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中,资本主义一般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结构才明晰起来。只有在这时,古典经济学家对发达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才有了某种系统性的认识。

因此,这一时期才被视为还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与完成时期,也才把这时出版《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誉为经济学的鼻祖。

1776年3月9日,伦敦出版商发行了一部长达1000多页的两卷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正是“她”提供了解救普通劳动者摆脱“霍布斯丛林”苦难的模型!

至18世纪,人类历史已有6000多年。在那些年代,谋生仍然是每个人睁眼就牵肠挂肚的问题。人们辛苦劳作,为生存而斗争,但仍只能勉强糊口。只有少数统治者和贵族过着闲适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8世纪时,人们平均寿命只有40岁,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兽性和短暂”。人们的这种生活状况被称作“霍布斯丛林”，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许多仁人志士都进行过艰苦的努力。

早年的斯密似乎更多地思考着如何推进人类的进步、帮助人们获得更大的幸福。事实上,《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一样,都是为了探寻人类幸福的途径。

1759年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阐明的是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而且,《道德情操论》第六卷就是关于“幸福”的内容,讲道：“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被认为是他此生舒适和幸福所信赖的主要对象。”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类“对财富的追求”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伟大目标”——生活幸福。

斯密还指出了幸福所依赖的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安全,二是友情或交往。

安全是人们首要的和主要的关心对象。人们一般都不会把自己的健康、财富、地位或名誉孤注一掷地押出去,而主要采取的是那些避免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关于“友情”或“交往”对幸福的作用,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六卷里有专门论述,并且在第一卷第二篇里还用了第三章、第四章两章的篇幅进行了论述,指出：宽宏、人道、善良、怜悯、相互之间的友谊,所有友好的和仁慈的感情,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会博得旁观者的好感。在朋友之中挑拨离间,把亲切的友爱变成仇恨是一种罪恶。它的罪恶之处,在于扰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中止了本来存在于人们之间的愉快交往。

这些感情,这种平静,这种交往,不仅是和善、敏感的人,就连普通人也会感到对幸福的重要性。

斯密进一步指出：明智和审慎的行为会指向比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更为伟大和更为高尚的目标：英勇、善行、正义。

在界定个人幸福的基础上,斯密还是对社会幸福指出：任何政治社会中,下层阶段都占最大部分,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的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公正、幸福的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完整地把斯密的“人类幸福”定义为：人们生理的、安全的、交往的、尊重的和美德的、英勇的、善行的或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

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斯密是将幸福的经济手段和道德行为结合起来的。斯密认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是财富,而其中的“财富”就因此既包括了物质财富也包括了非物质财富,其对应具体形式是满足人们各种基本需要的财富(包括人、知识)。

依据斯密的理论,人们生活幸福所信赖的是整体“五需要”的满足。整体“五需要”,也可以分为政治的需要(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社会的需要(安全、友谊、信任、尊重等)、经济的需要(衣、食、住、行等)的整体满足。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需要是整体的或同时被满足的。比如,人们要生存必须满足生理的需要,而且人们一般也不会孤注一掷地冒险地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押出去。我们每餐都要享用多种饭菜；每日要享用多种商品,包括作为满足社交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商品：亲朋好友或社团活动、社会地位或自我表现的机会,以及社会的承认。

需要是主观的。尽管对整体需要中各种需要满足的重要程度因人而异,但是人们一般都会追求对各种需要满足的协调性。我们经常也会说“活动活动、调节调节”。无论如何,单调的生活会影响身心健康并最终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或幸福程度。

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追求生活的幸福和谐,就是追求其需要整体的、协调的、持续的满足。人们也会考虑幸福生活长久和不断延续,这就是人们对“利益和谐”的总体要求。

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发展以及对政府提出的以“和谐利益”为目标的要求,如今,回归古典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根据斯密“合作”生产的观点,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之间、厂商之间以及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信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社会性”进行了分析,并分别描绘了相应的帕累托最优的均衡路径。

事实上,即使是个体,如家庭、厂商、政府等,也因为现有财富的稀缺性,以至于现在财富的配置在不同个体的不同用途之间也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性”或“准‘社会性’”。

因此,从形式上看,关于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各自帕累托最优边际条件,实际上是依据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点进行的进一步分析。

首先,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如何配置各自现有的财富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同用向之间,以实现各自整体利益的“自然和谐”；其次,作为宏观市场主体的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内部成员,如何配置现在财富,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自然和谐”

18世纪,坎梯隆(Richar Cantillion)和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和谐”观念的雏形。在《国富论》中,虽然“和谐”一词只在第二卷最后的倒数第三段里出现了1处,而且还只是“harmony”同义词“concord”；但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表达“和谐”的词即“harmony”,则出现了31处之多,而且有1处直接出现的就是“harmony of the society”(社会和谐)一词。更为重要的是,在斯密的这两部传世著作里,已经出现了“和谐”的思想。

19世纪中叶,“和谐”一词开始出现在著作的名称里。美国经济学凯里(henry C.Carey)的两部著作,一部是1836年出版的《自然和谐》(The harmony of the Nature),另一部是1852年出版的《利益和谐》(The harmony of Interests)。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1850年出版的《和谐经济论》(harmomious Economics)。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由于保证经济率与经济公平以及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呼声,“和谐”理论逐步受到了批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哈克(F.A.von hayek)出版了《自由秩序原理》等对自然秩序进行了重新发现和传播,不过对于推动“经济和谐”思想的当代动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和谐的含义：“和谐”(harmony),指的是自然、秩序、相溶、融合、一致、协调等的“利益和谐”。

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和谐”。

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人”及其生活的“幸福和谐”。

新形势下的智慧经济同样离不开“幸福和谐”这个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