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走出去”与中国粮食安全

为了弥补中国耕地、水资源不足，提高粮食供应水平，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农业“走出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解决中国农业资源与人口压力之间的矛盾；二是借助援外开展农业合作，可实现非洲国家、中国掌握政治主动权与企业发展的“三赢”；三是有利于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四是带动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出口（陈辉，2007）。此外，农业“走出去”还可以利用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利用东道国优惠政策，利用东道国比较优势，实现国内外两种资源优化配置（何均琳，2002）。具体到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战略方向上，胡宝平（2003）指出了中国农业“走出去”所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市场导向原则、优势开发原则、科技进步原则和企业的市场主体原则。杜延军和王青林（2007）则认为，对于各国来说，由于气候、自然资源禀赋等的差异，农产品的品质和品种各不相同，只有在与世界其他区域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下，才能有利于各国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促进本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粮食产业“走出去”就其基础属性而言，是一种海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结合的行为活动。粮食产业“走出去”又明确限定了投资与贸易行为都在粮食及其相关行业中展开，这使粮食产业“走出去”行为具有了一种基础性特征，即其投资与贸易所关注的领域在于人类基本生存的农业行业。这种基础性特征明显的投资与贸易行为与世界各国利益紧密相关，使我们对“走出去”风险的考量不能仅限于纯粹经济学角度，而应该将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符合“走出去”现实状况的真实风险评价。

（一）农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

1.粮食产业的政治影响

由于粮食产业的经济基础性质以及各国的发展差距显著，粮食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极有可能遭遇政治风险。对政治风险的定义，中国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唐勇（1999）认为所谓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与母国（甚至第三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关系发生变化，东道国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策变化而导致的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活动和价值受影响的可能性。跨国公司在选择东道国和制订投资计划时，往往考虑涉及政治风险程度的若干因素，如母国与东道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密切程度、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国有化的可能性、工会运动的传统等。梁经瑞和韦恒鹏（2000）提出的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发生改变而给外国企业或者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进一步地，他们明确提出，政治风险并不是指跨国企业所遭受的实质性的经济损失，而是指发生这种政治变化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可导致的经济损失可能性。

从目前世界总体的农业生产情况来看，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农业的发展水平差别巨大。农业发达国家每年生产出“过剩”的粮食，在满足本国粮食需求的同时还大量出口，一些农业发达国家甚至立法禁止本国农民开垦新土地或采用轮作的方式限定本国农产品的产量。在粮食自给率方面，一份来自韩国名为《OECD成员国粮食自给率》的报告指出，法国以粮食自给率高达329%成为世界上粮食自给率最高的国家，而世界上共有13个国家的粮食自给率超过100%，并且粮食年产量远高于本国国民的年消费量。

从世界粮农组织FAO关于粮食供给的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所处的粮食安全境地存在极大的差别。图6.6列出了四个国家的粮食供应状况，包括中国、美国、法国和巴西，这四个国家的食物年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而在这四个产粮大国中，也因为人口与经济水平不同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粮食供给间的巨大差别。

图6.6　2007年中国、美国、法国、巴西人均食物供给量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世界粮农组织数据资料整理而成。

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每年需要花费大量的国民财富从外国进口粮食以保障本国国民的基本生存需要。我们可以将这些遭遇粮食安全问题的国家简单划分为两种类型：

（1）经济作物种植产业十分发达而粮食作物种植业落后的国家。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与贸易领域具有优势，或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或有历史先行的起步优势等，这些优势促使该国农业部门长时间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与生产，而粮食产业发展则“乏人问津”。由于维持本国在经济作物方面的优势需要占用这些经济本不发达国家的主要农业资源，此类国家的粮食产业发展实际上受到“压制”。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并且不存在任何运输难题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国家应该专注于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根据赫克希尔—俄林理论，它们的国际化分工是正确的。但是现实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大市场，广泛存在的贸易壁垒、贸易关系不对等、运输困难等现实情况，直接阻碍了比较优势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所以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都陷入了被“固定”于经济作物生产的境地，政府无力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只能以通过不断扩大经济作物产量来换取粮食和其他产品的方式维护粮食安全，进而陷入“恶性循环”，受到“剪刀差”的影响越来越大。

（2）经济作物产业与粮食产业俱不发达的国家。这种国家的一个极端代表是海地。这种类型的国家或不享有自然优势，或无先行优势，或在发展中遭遇危机事件导致本国农业衰败而失去基本的生产能力。站在世界市场的角度，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不具备任何的市场影响力，是纯粹的粮食进口方。而由于这种类型的国家经济往往也十分落后，这种全方位的落后与可能爆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使这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

2.粮食产业“走出去”中政治风险分析

由于世界各国粮食产量和政治基础的巨大差异，农业“走出去”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差异也提升了农业“走出去”遭遇政治风险的可能性。本研究对粮食产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分析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分析粮食产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是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前提。在粮食产业“走出去”的前期准备活动中，选准适当的投资东道国是整个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区位选择分析需要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基建、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影响投资的因素予以详尽研究。而在整个区位条件研究中，政治环境又是其中所有影响因素中最应被优先考虑的一个，这是因为政治风险在所有的风险因素中具有基础性；政治风险一旦爆发，对投资者的影响将是全面性的，对整个投资活动的影响也将会呈扩散效应，甚至直接决定投资活动的成败。因此，只有首先确定一国的政治环境是否适合中国粮食企业进行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与规避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从最根本的层面保证中国粮食企业在东道国的存续与发展。

（2）分析粮食产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是投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粮食产业“走出去”行为对政治风险的分析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时刻跟踪新的可能对投资政治环境产生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有些是由突发事件所引起，有些则是东道国长期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伴随着整个“走出去”过程的政治风险分析，从粮食生产投资的基础性、战略性属性出发，审视中国与东道国政府政策及世界其他国家或相关组织活动对粮食产业“走出去”的影响，为企业制定长期国际化战略与实行中短期粮食投资策略提供参考。

（3）分析粮食产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对战略性行业投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企业的“走出去”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走出去”进行直接投资的领域相对较少，涉及农业“走出去”活动的投资与贸易的数量和规模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所占份额较小。在世界粮食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寡头竞争格局的背景下，粮食产业的“走出去”是中国粮食企业对世界粮食市场现有格局的挑战，是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寡头市场的有益尝试。由于战略性行业投资之间存在共通点与关联性，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分析能够直接为其他战略行业“走出去”提供类似的政治环境研究参考。

（4）分析粮食产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是为中国制定与贯彻“走出去”所应遵守原则的前提。只有明确中国粮食企业在世界粮食市场上所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政府才能准确把握当前投资形势，“对症下药”制定出促进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与战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地区性投资支持政策。行业协会才能够在相应政策的指导下更好地为“走出去”的粮食企业服务。因此，对粮食产业“走出去”政治风险的分析是中国确立相应指导政策、辅助中国粮食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基石。只有认清这些政治风险，才能从符合现实的角度促进企业“走出去”。

（二）风险的评价

在政治风险的识别上，应用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建立起的政治风险识别与评价系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具体到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评价方面，何新华和胡文发（2007）所总结的模型较具代表性。该模型以降低项目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为出发点，以项目r为例，得到以下方程：

其中：

F_r——影响因素

——评价系统中网络节点i相位m的风险影响因素

——风险对项目成本影响的延误函数

x_r——风险对项目成本的影响大小

——节点i相位m的成本损失

C_i——节点i的成本集合

——节点i的成本损失集合

——节点i相位m的最小风险影响因素

——风险对项目影响的相关变量

并且有：

将F_r（实际决策变量）进行标准化（从到），从而将式（6.11）化为：

进一步地，式（6.11）通过变换，得到

在此，记由上述约束条件定义的可行集为F。

列出下列拉格朗日函数，以求式（6.13）的最佳条件：

其中，，u_i是拉格朗日乘子。

由此，得到一阶条件为：

进一步地，假设边际成本损失为项目成本的总体损失的偏导数：

则边际相位成本损失定义为：

又因为

所以和v_r≤0。

因此，可以将式（6.15）改写为：

由上式，得

由此，本模型得到的结论为：在时，对国际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识别是最为有效的。该模型方法在获得准确的风险影响因素和项目投资成本函数的条件下，能够有效地为管理者作出项目决策提供参考。但在实践中，这些要求实际上难以达到，项目研究中所涉及的各项函数和其正确的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未知的，且该方法对各种未知或突发因素的陈述不够详细，有待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因此，在准确量化政治风险评价系统之前，运用形式相对简单而实用的定性描述，仍然是反映粮食企业“走出去”政治风险较为可靠的方法。

（三）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诱因

粮食产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既具有一般性政治风险的普遍特征，又与粮食产业的行业特性相结合。结合历史上发生过的风险事件与当前的世界政治局势及粮食市场格局，笔者认为粮食产业“走回去”政治风险的诱因包括：

（1）来自粮食产业发达国家的政治压力。世界粮食市场的主动权掌握在各农业发达国家手中，农业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粮食市场的主要市场势力，在历史上出现过这些国家凭借其优势向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先例。这一压力来源在冷战时期表现得较为明显，冷战结束后这一因素诱发相应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虽然有所降低，但粮食仍被一些国家视为政治“武器”，故中国粮食企业仍然必须重视这一因素。

（2）来自跨国粮商的政治压力。跨国粮商并不具备直接施加政治压力的能力，但是跨国粮商作为世界粮食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与竞争者，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着大量粮食资源。在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跨国公司统治”的时代背景下，跨国粮商作为粮食资源的主要拥有者，其一举一动能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策导向。同时，跨国粮商在其母国作为掌握大量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大型企业，能够通过各种经济与社会渠道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代表跨国粮商的政治利益集团在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寻租”行为也是屡见不鲜。跨国粮商的母国政府很有可能为了维护该国粮商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采取相应的政治支持措施，虽然这些政治支持并不直接作用于市场，但是其对市场的间接与后续影响效应巨大，往往能使其他国家的企业陷入困境。

（3）东道国政治制度所导致的风险。近几十年来，世界各主要跨国粮商的投资东道国基本都是具有粮食开发潜力的发展中国家，部分国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环境多变。一些二战以后才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较不完善，国内政治势力斗争激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仍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困扰。此外，经济发展的落后也导致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严重。中国的粮食企业如果向这些国家投资，首先必须认清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建立相应预警机制。从中国目前的粮食产业海外投资目的地来看，防范来自东道国的风险十分必要。

（4）来自第三国的政治压力。来自第三国的政治干预也是带来农业“走出去”政治风险的一个重要诱因。一些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与其他国家会建立特别紧密的联系，第三国有可能利用东道国对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依赖向东道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如果第三国的相关利益与中国企业的利益有所冲突，那么中国企业也很有可能遭遇来自第三国政治压力的负面影响。从历史上看，在粮食问题上出现第三国干预的情况相对较少，同时也需要通过东道国政府的相关活动才能对外资企业造成影响。但是，由于目前世界粮食市场的主动权掌握在少数国家的手中，如果东道国的粮食产业发展水平不高或不能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发生第三国干预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5）来自东道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不能保证自身的粮食安全，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贸易与投资等经济手段从世界粮食市场上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而发展中国家则有可能面临无法实现粮食安全的困境。尽管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够通过进口的手段实现本国的粮食供应，但是由于广泛存在民族独立要求以及发展经济的需要，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希望能够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急于通过实现粮食自给以提高民族认同感的国家，可能会对外资粮食企业采取极端措施，如执行国有化政策。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需防范此类政治风险。

（6）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政治风险。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越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动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相应影响。全球性经济危机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造成打击，进而导致一些国家改变投资与贸易政策。2007开始的全球性粮食危机则诱发了一些国家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了社会问题。总体经济形势的变化将从根本上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基本走向，通过对母国与东道国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可能引发一国投资与贸易政策的改变。这种改变具有中长期效应，并将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宏观政治环境产生影响，甚至带来政治风险。

（7）粮食产业特殊性所带来的政治风险。粮食产业是一国的战略性产业，各国政府对粮食市场的投资准入都设定有一定标准，一旦东道国经济、政治出现特殊情况，政府对外国企业施加压力的部门必然首先是战略性部门，对粮食产业的控制能够起到稳定社会局势的作用。同时，战略性部门还面临着更大的国有化风险，外资对东道国战略性部门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东道国政府于民众的不信任感。由于粮食生产所不可或缺的土地是不可移动资产，粮食产业投资的长期性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企业在政治风险规避上更为困难。跨国粮商在东道国往往进行全方位的投资，建立起完善的粮食产业链，一旦企业粮食产业链条中的某一环节遭到破坏，作用于某一环节的政治风险也会通过链条扩散到其他环节，对企业的“走出去”造成重大影响。因此，粮食产业的特殊性与粮食产业链的结合可能具有政治风险的放大效应。

（四）识别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

中国农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已有的对外农业投资的规模有限，主要的投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企业在一些地区与当地政府签订租用土地的长期协议，在协议范围内进行粮食或其他农作物生产，如中国东北一些农业企业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的农业投资项目；二是以中国政府在东道国的农业技术示范点为依托，随着双边经贸合作的深入，逐步扩大在东道国的农业示范区面积，并将原本属于示范性质的种植点转为商贸性质的农业区，如中国一些国有农业企业在非洲国家进行的投资；三是中国一些国有粮食企业对外进行的全方位农业投资，涉及粮食生产、仓储及运输等产业链整体建设，其中的代表是中粮集团与非洲一些国家在战略合作协议下的长期投资活动。要准确清楚地认识中国粮食企业在“走出去”中所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就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粮食产业“走出去”存在的不足，在结合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政治风险分析。

1.中国粮食产业“走出去”存在的不足

相对于其他跨国粮商，中国粮食企业的“走出去”活动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起步时间相对较晚。相对于跨国粮商早已开始的全球布局，中国的粮食企业“走出去”活动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缓慢起步。而且在非洲等地区的许多粮食项目投资在初期并非是纯粹经济性驱动带来的投资，而是双边政治经济合作的产物。与外国签订长期租用土地进行生产活动的“走出去”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

（2）投资水平相对较低。中国粮食企业的海外投资多集中于粮食生产这一产业链环节，很少依照产业链整体布局的要求进行各环节整体建设，对产业链中下游的运输、仓储、销售等环节重视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多数粮食企业在经济实力上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一些粮食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缺乏整体性投资规划，投资视野狭隘的问题。

（3）处于产业投资的初步阶段。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所进行的粮食生产多数将收获的粮食在东道国国内或区域性市场内销售，很少将生产出来的粮食返销国内或进入世界市场销售。究其原因，中国粮食企业的“走出去”由于规模有限，不享有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其他环节建设相对滞后，导致不能实现返销国内与大规模大范围进入世界市场。同时，各投资项目之间在投资规划时就缺乏相关的联动性，各企业项目之间不能共享资源、合作发展。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的粮食产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

（4）“走出去”的投资区域相对集中。这里所说的集中主要是指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所选择东道国在政治、经济状况上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而非指东道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中国粮食企业所选择的东道国基本上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要建设基础设施并建立起完善的粮食产业链需要相当长的投资周期。而中国企业却难以进入一些已经在粮食产业方面有所开发的东道国。

2.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政治环境

从政治环境作用面大小的角度，我们将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划分为宏观政治环境与微观政治环境。在此，笔者首先定义宏观政治环境与微观政治环境各自所指向的范围与内容。宏观政治环境是指涵盖一国范围的政治制度、体制、方针政策、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等作用于母国与东道国全国范围的各类政治因素的总体。微观经济环境则侧重于企业所在投资地的地方政府运作效率、清廉程度、法规贯彻程度等只作用于母国或东道国国内某一地区的各类投资因素的总体。宏观政治环境是微观政治环境形成的指导，微观政治环境则是宏观政治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互影响。

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作为评价世界各国政治风险的重要指标，为企业管理者和学者提供了评价一国政治风险的切入点。ICRG每月在其网站上都公布一期当月依照单一指标所衡量的风险最小的十个国家（表6.6）和风险最大的十个国家（表6.7）的排名。尽管这些公布出来的排名所依据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但是我们依然能从中识别出一些重要的评价标准。

表6.6　国家政治风险最小的10个国家（2010年9月）

（续表）

资料来源：PRS Group网站。

表6.7　国家政治风险最大的10个国家（2010年9月）

资料来源：PRS Group网站。

如在2010年9月所公布的ICRG排名中，以截至当月该国外债总额占本国GDP比重为评价标准，分别列出了国家政治风险最大和最小的10个国家。

在表6.6中，既有富庶的文莱王国、西欧发达国家卢森堡，也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塞拉利昂和遭受一定国际经济制裁的伊朗等国，可见仅依据外债占GDP比重指标作为衡量国家政治风险的唯一指标所得到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不能完全反映一国的政治风险情况。

在风险最大的10个国家中，同样呈现出分布不均的现象，并没有某一种类型的经济体能够完全免疫于国家政治风险，表6.7中既有经济十分开放的冰岛，也有对外经贸交流十分匮乏的缅甸。而与风险最小的10个国家相比，政治风险最大的10个国家外债占GDP比重都超过100%，这一比例十分惊人。从图6.7中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现象。

图6.7　国家政治风险最小和最大的国家（截至2010年9月各国外债总额占本国GDP比重，%）

（五）以“互利共赢”规避与化解政治风险

1.提出“互利共赢”的背景

政治风险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特点，伴随着企业“走出去”的整个发展过程。政治风险虽然是一种系统风险，但其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完全相同，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与国别性色彩，差别不平等待遇是国别政治风险的主要表现之一。

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有可能为中国企业带来一些政治风险。中国现在处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中国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增大，中国对世界和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显现。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目的、性质等都怀有疑虑，恐惧又一个“殖民”大国的兴起。一些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利益既得者担忧中国崛起会削弱它们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机表示怀疑甚至直接阻挠中国企业正当的投资行为。还有一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所怀疑，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遭遇比其他国家企业更多的审查与限制，这些因素都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行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其目的都是削弱中国粮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此，摆在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规避与防范来自世界粮食市场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将政治风险的预警与抵御常态化，实现“走出去”的全程“防险”、“控险”。对于规避“走出去”所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国内外学者总结出了几种重要的方式与策略（表6.8），其中包括：①母国政府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②母国与东道国及第三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③改变中国海外投资主体的股权结构，适当降低国有股权比例；④控制投资中的关键技术与关键环节，如品牌与销售市场等；⑤尽量在东道国当地筹集资本；⑥与东道国企业建立合营公司进行投资；⑦建立政府公关部门与机制；⑧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特许协定以保障企业利益；⑨借助母国政府向东道国施加压力等。

表6.8　丁氏渐逝需求模型中的影响因素（Ting，1988；张建，2004）

2.“互利共赢”在规避粮食产业“走出去”政治风险中的应用

中国粮食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政治风险的防范与规避应在“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展开。企业国际化中所遇到政治风险的诱因来源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而言，中国粮食企业只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遵循“互利共赢”原则，在“互利共赢”原则的指导下制订具体的风险防范与规避措施，注重维护东道国利益与世界粮食市场的稳定，中国粮食企业所遭遇的政治风险就有望降低。笔者提出以下防范与规避粮食产业“走出去”政治风险的策略与途径。

（1）中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沟通

双边政府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是母国企业能够进入东道国并开展投资、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两国政府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母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先决条件。鉴于目前中国粮食产业中具有实力进行粮食产业链国际化延伸与“走出去”的企业多为国有大型粮食企业，政府的支持与影响在投资活动中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政府外交在外交上的努力还在于与东道国建设长效稳定的经济合作机制。粮食产业投资具有基础性与长期性特点，粮食生产、运输、加工等环节的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期较长，还需扩大投资与完善流通网络。长期基础性投资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为收回投资与获得利润的保障，政府之间可以通过签订外交或经贸协议来保障中国粮食企业在中长期能够获得国民待遇以及享受相应优惠。同时，若中国粮食企业的海外粮食生产还需要考虑辅助国内粮食安全，东道国对中国粮食企业投资的态度与是否允许粮食出口，都将影响“走出去”辅助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成效。在此问题上，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粮食产业合作方面的双边协议，预先保障特殊政治情况下中国粮食企业在东道国的利益。政府之间的外交合作能够为粮食企业“走出去”提供基础性保护，也能在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中国粮食企业的海外利益。

（2）与东道国建立企业和项目合营机制

以日本为例，日本粮食产业对外投资就以合营方式为主，协议一般确定日本企业以农资、技术等入股合营企业，而东道国政府或企业则以长期、稳定的土地供给作为合作基础，其中东道国政府或企业为合营机构第一大股东，而日本企业则是相对少数股权的拥有者。与东道国合营农场以及其他粮食产业投资项目已经成为日本农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采取这一形式的原因在于采用独资、输出本国劳动力、出口本国农资等生产、运输“一条龙”的投资方式有利于投资国企业控制成本与锁定收益，但却不能让东道国实现利益“共享”，如东道国国民不能直接享受到外商投资带来经济福利，输出劳动力也使东道国的移民问题凸显，容易造成母国移民与东道国国民之间的矛盾，而一旦这些矛盾有所显现，又容易在东道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驱使下被逐步扩大，最终导致东道国对外来粮食产业投资的抗拒。可见在应对政治风险时，粮食企业需要注重长期投资给东道国政府与国民带来的感受，应当让东道国相关部门与国民参与到投资活动中，实现投资利益的“互利共赢”。合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东道国分享投资收益。

（3）政府牵头设立粮食生产合作示范区

粮食生产合作示范区是中国政府进行对外粮食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主要建立在非洲各国与一些亚洲国家。建立与运营粮食生产合作示范区是一项政府行为，带有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实现粮食增产并推广中国的粮食技术。粮食生产合作示范区建立的初衷虽然不是获得经济收益，但是其存在却能有效支持母国粮食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示范区如果取得成功，对存在粮食安全压力的东道国政府将产生很强的吸引力，有可能促进东道国政府对母国粮食企业投资政策限制的进一步放宽或提供更优厚的优惠政策，母国粮食企业就能够享受来自示范区的拉动效应，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能够减少很多阻力。另一方面，建立粮食生产示范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东道国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东道国从中获得的利益亦十分明显。

（4）企业或企业协会与东道国相关部门签订特许协定

特许协定是以条款形式固定下来、双方承诺在约定期限内履行相应义务与享有相应权利的协议。特许协定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作为特许协定关注的内容。考虑到粮食产业投资的特殊性，特许协定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以法律认可的形式固定中国粮食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中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能对东道国政府与相关机构形成约束，从而降低中国粮食企业遭遇政治风险的可能性。一些国家由于政治体制与法律建设不完善，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见性较差，对待外资的态度可能随着不同政府的上台而产生变化。在这些国家进行长期的粮食产业投资，需要长期相对稳定的法律法规来对东道国产生约束。特许协定是“互利共赢”原则指导下维护中国粮食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利益的一种政治策略，需要国家政府在政治领域给予一定支持与扶助。

（5）针对第三国风险完善区域性粮食产业链建设

为应对第三国风险，中国粮食企业应采取分散投资的投资方式。在某一经济或政治联系相对紧密的地区内数个国家分别进行投资，即“走出去”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而是在一段时期内向多个国家“走出去”，形成连锁投资效应。通过在联系相对紧密的国家进行分散投资，有利于减少地区内政治大环境波动对中国粮食企业投资项目的影响。一旦某一国发生政治不稳定事件，则能够通过这些国家间较为多样的连接渠道转移中国粮食企业资产，实现对政治风险的规避。但是对地区内多国的分散投资也有可能使来自一国的不利政治风险扩散到区域内其他国家，导致整个区域内中国粮食投资项目都受到影响。为了应对具有连锁效应的政治风险，中国粮食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不仅应完善区域内的粮食体系建设，还应该将粮食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进一步分散，形成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专业化，也可以将企业的主要市场设定为区域外某国或某地区，最终形成区域产业链格局，将粮食产业链建设为跨越多国、节点相对分散的产业链，使产业链上各国形成利益相互制约机制，以防范与规避“走出去”中的政治风险。

在充满阻力的环境下，指导中国粮食企业正确认识“走出去”过程中所应关注与重视的投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已有的研究对粮食企业海外投资的关注相对较少，以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为背景讨论粮食产业国际投资的研究更少。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以及中国粮食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较低的现状，我们对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分析只能在借鉴与结合现有国际投资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依据国内具体情况进行探索性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将对通过粮食企业“走出去”来辅助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将在中国粮食产业整体现状与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2007年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后所形成的新形势与产生的新问题，对影响中国粮食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各项投资因素进行分析。为此，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中国粮食产业“走出去”与粮食安全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来考察相关的影响因素，在SPSS软件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取出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对中国国家粮食安全的内在影响。

（一）主成分分析法的选择与应用

主成分分析的主要思想是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关联性的指标，运用某种数学方法将它们重新组合，最终得到一组新的相互间无关的指标来代替原有指标。最通常的处理方法就是通过原有指标之间的线性组合来得到新的综合指标，并以新线性组合指标（如F₁、F₂等）的方差大小来表达对原有指标所含意义的解释程度，即认为Var（F₁）越大，新综合指标F₁包含的信息越多，并以此类推至其他的综合指标，并且各综合指标间需满足相关系数（Cov（F_i， F_j）=0）为零的要求。

由于本问卷中涉及变量数量较多，81个变量在为我们提供较为全面的观测信息的同时，也将变量间所具有的联系复杂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①难以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若具有关联性则不利于我们阐释变量对粮食企业“走出去”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②难以确定一个标准来认识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因为任何强加于此的标准都将在部分解释变量间相互关联的同时，丢失其他可能的解释能力。在这一情况下，我们选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简化所需要考虑的变量个数将对后续分析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因为：①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互不相关的新综合变量将简化分析步骤与过程；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综合变量相互间意义互不影响，对我们理清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能够产生积极意义；③主成分分析法最后得到的综合评价得分可以作为判断变量影响力的有力依据。

而为了完整地在中国粮食产业“走出去”影响因素模型中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在SPSS中，我们需要应用表6.9中的分析方法与基本的模型参数。

表6.9　因子分析所采用的具体方法

（二）问卷概况与设定基础

《中国粮食产业“走出去”与粮食安全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要求被调查者判断①中国粮食企业自身条件，②东道国政治环境因素，③东道国经济环境因素，④东道国社会、文化、交通现状以及⑤东道国农业生产条件共五点因素在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活动中的重要程度，并以其各自所占比重（%）表示。第二部分则对第一部分中所列举的五点基础因素进行扩展，分别在每一基础因素之下提出了扩展后的具体的影响因子，共计81个子问题（下文中称为变量）。我们采用李克特量表（1代表不值得关注，5代表不可或缺，其他类推）来收集被调查者对这些变量的意见。

本问卷的核心内容是将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上述的五点基础因素，并通过对这五点基础因素的扩展变量从更细微的层面认识它们各自的重要程度，使第二部分中的变量与第一部分中的基础因素形成呼应。将海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上述五点基础因素的原因，主要基于对一般性海外投资理论与粮食产业属性两者相结合的考虑。传统海外投资理论多从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的投资活动出发，所提出的观点与得到的结论对粮食产业等农业部门并不具有完全的适应性。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例，该理论中提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是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结合粮食产业实际，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三大优势都能够找到其所对应的关键内容。但是粮食产业国际投资需要重点关注的政治风险与自然条件等因素却并不能被单纯地划分到折衷理论某一优势的领域中。这些难以划分的影响因素实际上是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影响力的结合体，具有两个或三个优势复合影响的性质。因此，我们并不完全依照传统国际投资理论的框架设计问卷结构，而是将具有复合性质的内容合并为有关的基础影响因素，从而有利于对调查所获得的样本数据在理论意义上作出区分，并突出重点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

（三）问卷调查对象概况

本问卷调查范围包括中国国内经济学领域众多专家、学者，参与调查的科研院校及相关单位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农业问题研究机构，具有较广的覆盖面与较强的权威性。我们共计发放196份问卷，收回196份问卷，回收率为100%。其中172份为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87.8%，符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的要求。

问卷的被调查者全部为农业经济学或国际经济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涉及的专业学科主要包括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农产品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五大领域（图6.8），其中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和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两个专业领域的学者人数合计达到被调查者总人数的70%。这表明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专家和学者相当熟悉本项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他们的判断具有较高可信度。同时，涉农专业与国际经济专业学者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8%与52%，体现了一般性国际投资理论研究者与涉农专业研究者在比例上的平衡，这使得我们所获得的数据样本既体现出农业投资的特殊性，同时也不失国际投资研究的一般性。

除研究领域与本节研究内容高度相关之外，在高等院校任职的被调查者比例占全部被调查者的比例也达到了70%（图6.9），他们的理论素养同样能够保证调查数据的可信度。

图6.8　被调查者研究方向统计

图6.9　被调查者职称统计

（四）样本数据信度分析

我们通过信度检验来确定本问卷内容是否可靠与稳定，这一过程借助SPSS软件完成，得到Cronbach's α系数作为问卷信度水平的代表（表6.10）。根据Cronbach's α信度估计的一般要求对本问卷中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分别进行信度分析，即分别估算各部分的Cronbach's α系数。这是因为如果对全部问卷题目进行统一的信度分析，有可能降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减弱问卷对实际情况的解释能力。

表6.10　问卷信度检验的Cronbach's α系数

表6.10显示出Cronbach's α系数多位于0.8以上。根据统计学家Cuieford（1965）与Nunnally（1967）分别提出的不同标准，本问卷都能够通过Cronbach's α信度估计检验，故本问卷内容较为可靠与稳定，所获数据是进行问卷分析的良好素材。

（五）模型应用

1.方差分解并提取主成分

在主成分分析法的运用过程中，我们采用经典的线性组合方法，在SPSS软件上对标准化后的问卷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初始特征值、提取求和的平方载荷。由于所涉及的变量内容较多，相关系数矩阵内容庞大，故在此我们将其略去，仅对其进行陈述性描述，初始特征值和提取求和的平方载荷则如表6.11所示。

表6.11　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表6.11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对方差解释能力的总和仅为59.544%，这意味着由因子分析方法得到的五个因子只能够对问卷因素中约60%的内容做出解释（表6.12），这一比例相对偏低，不利于判断与提取出变量的主成分。因此，我们需要以主成分的经济学含义为判断标准来提取出关键的主成分因素。

相关系数矩阵描述了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联系的紧密程度，这种联系纯粹是从统计学角度得到的结果，因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实际上是由样本得分的聚集程度得到的。这种方法得到的相关系数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在哪些变量之间存在近似的变动趋势，但这种分类并不具有严格的经济学含义，对采用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合理解释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在相关因素矩阵中，我们看到各变量间的相关性不高，大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4之下，仅有A₁与A₂之间、A₁₂与A₁₃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4，分别为0.432与0.42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主成分分析中所提取出的关键因子所能代表的变量含义将会相对分散，各关键因子所代表的信息重叠性相对较小，可能需要考虑较多因子才能够达到较高的方差解释能力。

以上推论在表6.11中得到了验证。

表6.12　因子对变量解释能力

2.主成分的提取与命名

在主成分分析法中，提取主成分数量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是选取对应特征值大于1的前几个主成分；二是选取出来的主成分的方差累积贡献率大于85%。特征值大于1这一原则是对单一主成分解释能力的约束，如果特征值小于1，我们可以认为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一个原变量的平均解释力度大，而特征值大于1则表明该主成分具有比因素得分平均水平更强的解释能力。第二个原则中提出的所选取的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需达到85%，表明提取出的主成分能够反映不少于原来总体样本85%的信息，这意味着这些主成分能够基本反映原有数据的整体情况。除此之外，在以上两个条件不能够被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以上两个原则的影响，选择其中一个更具可行性的原则来提取所需主成分。

在表6.11和6.12中，我们看到，中国粮食企业自身条件这一部分中的前5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且这5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59.544%，小于85%（图6.10）。这一结果并不能同时满足主成分分析的两个原则。在此情况下，我们有三种选择：一是坚持主成分特征值应大于1的原则，选取前5个主成分进入下一步分析；二是坚持主成分累积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前11个主成分；三是从主成分的经济解释能力出发，在以上两个标准中有所侧重，提取出具有良好经济学解释能力的主成分。

图6.10　前5个变量方差占总方差比例图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第三种方法来确定应提取的主成分个数。从表6.11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增加一个主成分进入分析就能够增加约5%的累积贡献率，要达到累积贡献率为85%，需要提取前11个主成分。这一数量过于庞大，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将原有变量数量简化的目的。同时，通过对增加主成分后所得到的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的分析，我们发现增加的主成分在经济解释能力上相对较弱，新增加的主成分没有十分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同时还削弱了原有5个主成分对某些变量的解释能力。因此，我们将依照SPSS软件所默认遵守的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来提取前5个主成分作为原有16个变量含义的代表并对其进行解释。解释内容如下：

第一个主成分对原有的16个因子的解释能力较为平均，含义相对模糊，对其中10个原有变量的解释能力都超过50%，对解释变量A₉的解释能力则超过60%。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将以该主成分对变量A₉的解释能力作为主要依据，并兼顾对部分其他超过50%解释能力变量的内容。依照这一规则，我们将第一个主成分命名为“中国粮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及市场势力”。

依照评价第一个主成分的规则，我们同样对其他4个提取出的主成分予以命名，如表6.13所示（我们将第一个主成分简写为CM1，并类推至其他主成分）。

表6.13　主成分命名表

3.主成分综合得分

运用公式T=CM/SQR（λ）计算特征向量，其中T代表特征变量，λ为各因子的特征值。并将得到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得出主成分得分值F₁至F₅。最后，我们应用如下公式，计算综合得分F：

得到问卷中原有16个变量的最终综合得分F，见表6.14。

表6.14　综合得分表

（续表）

（六）变量重要性分析

1.认识变量重要性

以表6.14为基础，依据主成分分析法综合得分普遍的判别方法，我们将综合得分F＞1的变量定义为对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影响力相对较强的因素，将综合得分-1＜F＜1的变量定义为对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影响力相对中等的因素，而综合得分F＜-1则代表变量对“走出去”影响力相对较弱。以此为评价标准，我们在五个部分中能够分别找出对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关键性变量。而对影响力较小的变量，我们将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将它们舍去而不予考虑。我们通过表6.15来表述综合得分F＞1的变量。

表6.15　综合得分大于1的变量

表6.15中的16个变量是问卷原有的79个变量经过主成分分析后所得到的主成分综合得分F＞1的变量，它们对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行为的影响大于其他变量。我们认为这些变量是粮食企业在进行“走出去”规划以及实施“走出去”具体步骤时所最需要关注的重点因素。而单纯通过统计方法分析这些变量对“走出去”的影响，实际上还可能遭遇不能够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的问题，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会对这16个变量的经济学含义及其在国际粮食产业投资中的重要性作出分析，并考察其对实际投资活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2.关键变量经济学分析

（1）在中国粮食企业自身条件部分中，我们看到主成分综合得分F＞1的变量都与中国粮食企业对进入国际粮食市场的“渴望”有关。其中A₆与A₈这两个变量是从企业管理与市场延伸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A₁₂则从成本角度对此作出了解释。

①企业是否制定有进入国际粮食市场的规划与是否有在国际市场上延伸产业链的需要实际上关注的是粮食企业战略管理层面需求。从战略管理的角度而言，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要制定合理与可行的战略规划，并将规划付诸实践，以上两点因素实际上就是规划与实践的结合。当前世界粮食寡头发展的主流战略都集中于增强企业对全球粮食产业链的控制能力，使企业成为国际粮食产业链的领导者与提供者。对于中国粮食企业而言，“走出去”战略需要合乎自身条件并同时需要与世界粮食市场接轨，借鉴粮食寡头的发展战略是其中一条捷径。中国粮食企业需要在“走出去”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海外投资规划，并以建设完整而灵活的国际粮食产业链为主要目标，从根本上确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关键优势。

②降低成本是促使企业开展新投资的重要动因之一。变量A₁₂（企业在海外种粮与在国内种粮的成本差异）正表明了成本因素在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对于希望进入世界粮食市场的企业而言，降低其生产与服务的整体成本将有助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对于以市场经济主体身份进入世界市场的中国粮食企业而言，应重视对海外投资成本的预算与控制，加强企业在生产成本方面的竞争力。

（2）东道国政治环境因素是战略投资中所需要关注的重点。由于现有的大多数投资理论都是从第二、第三产业或东道国宏观经济情况出发，本研究从粮食生产领域对东道国政治环境因素进行解释，符合粮食企业“走出去”的实际要求并能起到针对性的指导作用。通过主成分分析，我们认为东道国发生国内冲突（B₅、B₆）以及与外国关系（B₁₃、B₁₉）是对粮食企业“走出去”成败与否的关键性变量。

①东道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平稳与否对外来投资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是决定外国企业能否获得投资收益、回收投资成本的关键性因素。和谐的东道国投资环境是吸引外国企业投资的良好平台，对于粮食企业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粮食产业投资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其投资的长期性与基础性；二是粮食产业投资必须利用不可移动的投资品——土地。投资的长期性与基础性是指粮食投资具有相对于其他行业较长的投资周期，需要企业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对东道国进行不间断投资，这种长期投资由于具有政治性战略意义，因此备受东道国政府重视，这使粮食产业投资成为最容易遭受国有化风险的投资行为之一。同时，由于粮食产业投资所利用的土地不可移动，且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在遭遇各类风险时粮食企业难以通过转移资产的方式规避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粮食企业更为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来保障其投资的基本利益。对于存在民主冲突与恐怖主义的国家，粮食企业“走出去”风险将会大大增加，企业管理者需要特别关注这两点关键性因素。

③由于中国粮食企业的“走出去”实际上能够对保障中国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有利影响，这种投资具有政治性与经济性融合的特征。因此，中国粮食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必须将如何辅助保障中国国内粮食安全作为投资规划的重要内容。对此，中国粮食企业应选择与中国具有良好外交关系的投资东道国，选择这样的国家进行粮食投资，能够降低投资中所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在非常时期仍能实现正常的经济往来。同时，粮食企业还需要考虑到东道国与他国在农业方面发生争端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出于保障政治性运输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国粮食企业进入其他海外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3）在东道国经济环境因素中，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发程度以及该国国内粮食相关产业发展水平，是中国粮食企业在“走出去”中关键性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从宏观经济与行业角度提示了粮食企业应从何角度判定东道国的经济状况。

①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农业市场开放程度从宏观经济角度揭示了对粮食海外投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东道国保障粮食产业投资的重要支持性指标，对于来东道国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能够有助于其降低对于粮食生产、运输、加工环节中基础性设施的投资，减少投资成本。而农业市场的开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道国粮食市场的竞争程度，进而影响中国粮食企业在该国的投资收益，这一变量显示出很强的指向性但同时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市场开放程度高有利于中国粮食企业进入，但同时因此而产生的较为激烈的竞争又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对于市场开放程度低的国家而言，中国粮食企业获得准入将相对困难，但若能获得准入，在东道国市场的市场势力也会相对较大。

②东道国粮食市场的竞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盈利能力。从世界粮食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寡头垄断是其一大特点，以ABCD四大粮商为主要代表的粮食寡头势力在世界粮食市场中占有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在已经较为成熟的已开发市场如巴西、澳大利亚等地，国际粮食业寡头掌握了较大的市场势力，而在开发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粮食企业投资与获利难度却又相对更大。因此，综合评判投资目的地的市场竞争现状对于中国粮食企业海外投资能否取得成功能够产生重要影响。

（4）交通线安全以及东道国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东道国社会、文化环境中最为需要关注的变量。交通线是否安全将对保障“走出去”的经济收益以及辅助保障中国国家粮食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对于将投资东道国作为基地，继而希望向其周边国家及地区扩展市场的中国粮食企业而言，交通线运输安全直接保障了企业能够获得合理收益。而从中国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而言，交通线安全是实现海外粮食基地辅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在以粮食产业链为主导的现代粮食产业投资中，重视交通线、重视运输能力建设会对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都产生积极影响。

东道国国民对于外资的态度是许多海外投资理论中都涉及的内容，本章以问卷内容为分析主体的研究同样验证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意义。而对于中国粮食企业所可能肩负的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而言，东道国国民对粮食投资的态度是影响政治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

（5）在东道国农业生产条件中，土壤条件与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是主成分综合得分F大于1的变量。对于自然条件要求较高的粮食产业而言，土壤条件将直接影响所种植的作物品种与作物产量。但是，我们也认为土壤条件不足以代表所有的自然条件情况，单纯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来判断自然条件影响因素完全有可能产生一定偏差。同时，将各种自然影响因素分割成不同变量进行调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然条件因素的解释能力，这是我们通过主成分分析所得到的结论。

机械化水平成为综合得分较高的变量表明，当今世界粮食产业的机械化趋势对粮食产业投资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粮食产业链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粮食企业在国内受制于有限的耕地条件或气候条件，难以在国内开展大规模、集约化的机械化农业生产。从投资目的上看，在国外获得大规模机械化粮食生产的投资机会，对提升企业产业链管理能力和作物生产能力以及提高整个投资项目的效益都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认为东道国相对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因素是对国内粮食企业的有益补充，可有效实现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投资目的，也为中国粮食企业通过“走出去”提高自身实力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