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官”送命

2012年9月中旬以来，各地泛滥的“爱国运动”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让俞敏洪忧心忡忡。“野蛮救不了中国”，他在微博上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以爱国名义打砸抢烧，义和团当初打砸抢烧、袭击洋人，也没有把中国救回来。我们需要自强、自尊、自爱，让国家不仅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真正强大起来。”

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政府行事方式、贫富差距，以及十八大后新政治周期下中国的命运，是俞敏洪当下焦心的问题。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12年执行理事长，他在伦敦对全世界大声疾呼：“一个超越一切限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的存在，将会严重损害普通人的利益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

同王石一样，他也在读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长篇著作《罗马人的故事》，可他越读问号越多：罗马人怎么一开始就形成了民主共和制度？历史上，为什么东西方只隔一条幼发拉底河，就将民主法治与独裁专制分隔两边？全世界民主社会已经为中国做了两百多年榜样，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和老百姓始终都没准备好？钓鱼岛事件映射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火焰，又会将中国引向何方？

“一旦暴民、暴官形成激荡，就会是革命状态。到那一天我哪边都不会参与。两个极端之下，作为处在夹缝中的企业阶层，一定是两边都想送你的命。你想要真理的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参与。我不愿为暴官送命，也不愿为暴民送命。我不愿意卷进一个没有理性的社会，成为牺牲品。”

最让俞敏洪揪心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缺少一个自我调整的机制。“任何一个阶层都没有，加上执政党现在确实比较强势，于是又陷入两难境地：不强势，说不定会乱；过于强势，又容易积累更多的社会怨恨。我最不希望看到，当最后想调整的时候，失去了机会。”

看未来，俞敏洪保持谨慎乐观，前提是“官员不贪、商人不奸、百姓有尊严”。

“我现在特别希望党和政府能够把真理和理性牢牢地掌握在手中，那样的话，我愿意参与建设性的发展。”对于新一代执政者，俞敏洪认为他们年轻，经历过文革苦难，又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知道老百姓心目中诉求的社会形态是什么样，有机会理性、和平地推动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

“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民营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民营企业”过，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自然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可以自由表达的商业市场。”

问：中国民营企业家至今没有真正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最缺什么？

俞敏洪：缺的是一个平等对待的空间。就像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民营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民营企业”过，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自然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可以自由表达的商业市场。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不成熟、不自律，俞敏洪也是毫不客气：“现在中国稍大一点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在寻求国家制度和资源的庇护，而且很多民营企业家还在宣扬自己和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合作的好处，这是出卖民企力量的一种行为。如果连大民企都不能坚持走纯粹的市场化道路，那未来中国真的就很危险了。”他在正和岛2012年两会沙龙上强烈呼吁“民企要远离权力”，“任何时候都不要跟国家资源，尤其是国家权力资源沾边，必须以身作则，在中国力挺公平、透明、平等的商业交易行为。只有做到这一点，未来中国改革才可能通过民企力量推动。”

有段时间，俞敏洪说话尺度很大，朋友们提醒他说话不要太“冒”。一位体制内官员就曾打电话抗议：“俞老师，下次说话不能这么绝对，你说‘哪个政府领导敢说自己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开公司的’？我家族里就真没有啊。”“那句话肯定是错误的”，俞敏洪反思，自己的性格确实有时候一激动就会说错话，“可真是急啊，当然，现在变得柔和多了，我要把自己调整到大智若愚的状态”。

卡夫卡说：“倘若没有每个人都理解，因而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真理，那么每种秩序都只是粗野的暴力，都是迟早要在真理需求的压力下四分五裂的笼子。”俞敏洪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同样需要全社会的启蒙和自觉。

“新东方对中国有没有文化价值？目前我持否定态度。但我心中依然抱有希望，再挣扎十年、二十年，就是说当连续四十年的留学生回来，改变了中国的现状，并且其中有人站出来说，我的起步来自于新东方，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了。”

问：新东方给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俞敏洪：我希望新东方成为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企业和教育机构。文化价值谈何容易？有文化价值的教育机构，数得过来的。孔子的杏坛，诗书礼乐，老头子在那儿编编书，给弟子讲课，即使儒家不是统治阶级工具，依然会有文化影响力，因为那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乃滚滚红尘中的立身之本。老子创造了一套人生解脱之道。后代像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等，并没有突破儒学的范围，反而被朱元璋利用，把中国人的精神扼杀掉了。以本民族奴役本民族，才有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现代，北大、清华，包括西南联大都产生了一批真正有灵魂、有思想、有创意的人物，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改变，沿着那条路走先去不变的话，中国今天的文化功底不知比现状升华多少呢！

新东方对中国有没有文化价值？目前我持否定态度。但我心中依然抱有希望，再挣扎十年、二十年，就是说当连续四十年的留学生回来，改变了中国的现状，并且其中有人站出来说，我的起步来自于新东方，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了，至少中国的进步跟新东方能挂上一点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