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润空气的努力

当然，如果仅仅如此：他能够缔造一家杰出的公司，能够让跟随自己的员工都得偿所愿，成为公司的主人，能够通过护佑这家公司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暗礁；柳传志仍然是一个极优秀的商人，但却不是众人敬仰的柳传志。当我问他，如果在一个正常与成熟的社会中能够重新做选择，他是否还愿意再成为一名商人时，67岁的柳传志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确切地说，他是对我称他为商人不满。

“商人和企业家这两个词语本身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没有仔细去考虑。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区别”，柳传志说：“我的观点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如果你非要把我们全部称为商人，我就按商人的方式回答你。咱先把定义定好。这个思想统一吗？”说完之后，他得意地看了看周围的下属。

“商人本身，叫起来可能就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人称之为商人更合适。但是赋予企业家‘家’的称呼以后，大家就会感觉到，企业家实际上还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在里面。”柳传志解释他所认为的商人与企业家的区别。

“商人本身，叫起来可能就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人称之为商人更合适。但是赋予企业家‘家’的称呼以后，大家就会感觉到，企业家实际上还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在里面。”柳传志解释他所认为的商人与企业家的区别。尽管我一再向他解释，“商人”，正如作家、演员与记者一样，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他仍然认为，“这个词语，即使是中性，也是把利放在第一位”；“赚了钱，自个儿在那儿偷着乐，那就更具有商人色彩。你要是问我愿不愿意再接着做那个，我说我并不愿意。你要说我愿不愿意再做民营企业家，我说我愿意。”

显然，即使是柳传志，即使我们认为已经无需再担心自己在中国商业世界中的地位的柳传志，也仍然对“商人”这个“身份”或者“称呼”有所不满。长久以来的轻商文化让世人本能地对商人会产生不信任感。尽管一位典型资本主义的商人倒会争辩说，其实商业本身必须建立在诚信和契约的基础上。这种阴影无处不在。反商业的力量和惯性实在太大。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圣土美国，人们也仍然记得肯尼迪总统那愤怒的低吼：“我父亲早就告诉我所有的商人都是不可信任的混蛋，现在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了。”当然，说这话的老肯尼迪本人就是一位臭名昭著的股票操作者。当奥马哈的圣人沃仑·巴菲特解释他为何决定出版自己的传记时，他说：“人们都相信巴尔扎克所说的，每一笔巨大的财富背后都是同样巨大的罪恶。而我想要告诉人们事实并不总是如此。”

商人保护自己的方法是超越商人，他们带头摒弃那些唯利是图的会被基督驱逐出庙堂的小商贩。

商业保护自己的方法是超越商业，于是学者发明了“企业公民”这个说法；与之相对的是，商人保护自己的方法是超越商人，他们带头摒弃那些唯利是图的会被基督驱逐出庙堂的小商贩。亨利·福特是商人吗？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激烈的卫道士，所有有酗酒和赌博习惯的工人都无缘为福特汽车工作，这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体面工作和丰衣足食的机会——当然，后来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用标准制造的T型车把美国放到了四个轮子上，把这个国家拖入了现代。安德鲁·卡内基呢？在他把钢铁公司出售给老皮尔庞特·摩根，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后，他成为一个慷慨的慈善家和徒劳的和平斗士。正是他说出了那句话：“在巨富中死去乃是一种耻辱。”但是，人们记住他主要是他用钢铁帮助了一个全国性铁路网络铺设，以及摩天大楼和城市的建成。

柳传志若有所思：“我从来没有说，对一般的商人要求你去读很多历史书。读这些书干吗呢？它们不仅仅是教会你经商，而且教会你在一个企业里面，在整个从事企业的过程中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才有意义。”当他后来将视线转移到投资之上后，他开始将自己对商人和企业家的不同理解作为对投资对象的要求。“弘毅投资大吨位的企业，实际上我对这个的要求是，希望投完了我退出来后，被投的企业还依然能够是一个好企业，应该是像巴菲特所投的企业。企业家要有很高的追求，有很宽的胸怀，能容得住人，有学习能力。要是风险投资的话，只要被投资企业有合法的挣钱方式，上市之后我们能够退出来就可以，风险投资不可能保人一辈子。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做得很好很大，但是要以我们能退出为主，这种要求在德的方面，在责任方面和企业系统设计方面就会降低一些。”

他同意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中，最大的责任还是让公司盈利，也就是赚钱。

他同意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中，最大的责任还是让公司盈利，也就是赚钱——在他的熟人和朋友中，经常被人谴责为没有社会责任的史玉柱曾经说过一句话：“企业不赚钱才是最大的不讲社会责任”，盈利和解决就业之后依法纳税。“即使是企业家也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纳税本身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提供就业机会也是对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当然，后面跟着一条，纳税之后还是希望政府把钱花好”，柳传志说。——在他的熟人和朋友中，经常被人谴责为没有社会责任的史玉柱曾经说过一句话：“企业不赚钱才是最大的不讲社会责任”，盈利和解决就业之后依法纳税。“即使是企业家也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纳税本身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提供就业机会也是对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当然，后面跟着一条，纳税之后还是希望政府把钱花好”，柳传志说。

他会为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辩护：“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时中国无比辉煌，张艺谋也成为那一年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但是这个辉煌，实际是由无数的企业家、无数的企业工作者领导的大量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堆起来的。没有这些钱，那些东西根本完不成。”因此，当他碰到的一名作家“很玩世不恭”，“说话对民营企业家完全不屑”时，他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于是对他也很不屑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能够到这种地步，还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太多人对他寄予厚望，其中就包括他总是提起的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光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周光召都是柳传志和联想的庇护者。到现在为止，已经退休的周光召也是柳传志愿意与之分享和请教的长者。“我经常看望的人是我们退休的周光召老院长。他很睿智，对联想的帮助很大。他太太去世了，女儿在美国。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我都很愿意跟他坐下来聊一聊，陪他坐一会儿，从他那儿汲取一些东西。同时，对他也是个安慰。”柳传志说。曾经的一次谈话中，周光召鼓励柳传志道，在20世纪的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之际，香港也像今天的大陆一样，“也是乱七八糟的，随地吐痰啊、不遵守秩序啊、排队加塞啊”，但是有一家公司扮演了驱动整个香港社会发生变革的榜样角色，“汇丰银行先给香港做了一个好样本，一个企业带动了整个香港社会。”

柳传志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中国太大了，不可能就一个企业去带动整个社会”。他经常感慨说，如果天气预报说，新加坡明天气温32度，我们就会很清楚，不会有任何疑问；可是如果天气预报说，中国明天气温32度，所有人都会大惑不解，到底是哪里32度，你说的是哈尔滨还是广州。因为中国太大了，经常是西边日出东边雨，就像思想史学者葛兆光曾经说过的那样：“当大家谈论中国的时候，我总是疑惑，你是在说哪一个中国。”“所以这就需要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努力”，他话锋一转，谈到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实际上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使命，不是说大家凑在一起，吃喝玩乐，只研究自己企业如何经营。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尽企业在社会上的一份责任。”

周光召的想法类似于一个年轻的学者肖知兴曾经提出过的“企业孤岛”理论。曾经在INSEAD商学院受教于管理大师亨利·明茨博格的肖知兴提出，如果一个公司能够在自己公司内部提倡一种文明、开放、民主、平等这些一个好社会需要提倡的品质，也许开始时这家公司只是整个社会中的一个孤岛；但是当每个公司都这样做时，由于公司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和最常见的组织形式，这些孤岛早晚会连成一片，从而让整个中国社会变成我们所期盼的好社会。

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要做出努力，“让这个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但是他坦承，“湿润空气更重要的责任是在政府”。

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对于柳传志而言过于理想化。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要做出努力，“让这个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但是他坦承，“湿润空气更重要的责任是在政府”。那些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新兴的商人与企业家群体寄予厚望的人，“应该重新思考主导中国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关系”，“企业家本身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事情。上层建筑其实是引导着和主导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柳传志说。

“中国本身的问题，比如说你想要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一个企业，你捐多少钱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政府来解决，特别像在中国这样的大政府的情况下……因此，人民和你们，应该对党、对国家、对政府抱有更大的希望。”他以一名深谙中国现实者的老练口吻总结道。这个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密码似乎都集中于此。

但是他不能不为这些问题忧心忡忡。“不注意湿润社会空气的话，这个社会会出大问题。如果社会出大问题，当然第一责任是政府和政治家。但是企业和企业家也有责任。现在如果一定要把贫富差距的责任全放在企业家身上，让他们来解决，他们解决不了。”不过，也不能“解决”他们这些先富者。他承认，要是让全民投票，全国老百姓一定会投票同意把所有高尔夫球场一律改成廉租房——高尔夫，这可是他目前最爱的运动，但是“如果为了把贫富差距拉匀而把拉动社会进步的火车头给摁住，那么出的麻烦会更大。因此，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两方面都要予以注意。”

解决这些问题，最佳的方式是有智慧的政府和政治家“用什么样的机制和什么样的文化去引导创造财富的人，让他们产生的财富能够跟最穷困的人群和最穷困的地区挂上钩。”正像他在联想所做的那样，创造出机制和文化，让公司的利益和公司员工的利益联系起来；也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在早年的联想让“七十二家房客”住进了新房，随后又苦心孤诣地“拐大弯”，完成了联想的员工持股计划；最后，他又真正让包括杨元庆和郭为在内的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佼佼者成为各自公司真正的主人。

他否认自己在商业之外有任何雄心，当然，除非“我要是再年轻20岁，我就想把高尔夫球打好一些”也算得上一种雄心的话。

他以他一贯擅长使用的易于理解的口语化方式来表达这个国家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左一步右一步，迈的步子怎么样能够更均衡一些。迈左腿的过程中，就要考虑到，不能因为这一步迈得太大了，给下一步带来麻烦。这些事儿呢，是可以有系统设计的”；“经济上的发展能够使国家很强大，但是在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一点相应的改革，不然的话，光一头重，实际上到后来也很脆弱。”

与此同时他会声明这只是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思考，或者只是一个对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都很关心的观察者的思考。他否认自己在商业之外有任何雄心，当然，除非“我要是再年轻20岁，我就想把高尔夫球打好一些”也算得上一种雄心的话。“我政治上的雄心一点也没有”，柳传志主动提及。尽管无论是记者、作家还是其他商人都纷纷称赞他“有政治智慧”。“我只是对政治有了解，很关心，但是只是用以指导我们企业怎么更好的安全运作。”他解释道。

他已经声明过，即使再有机会做一次职业生涯的选择，他也会乐于做一名民营企业家。这是他的经历带给他的认识。“我经历过中国解放后的整个历程。经过这些以后我心里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一定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是我能够控制得了的事情。我决不要做我控制不了的事情！做一个政府官员或者别的什么，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所不能控制的。这种情况就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痛苦。而我不愿意承担这种痛苦。”

“事想通透了以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所谓的忧国忧民能够忧到什么程度，能够解决到哪一步。如果这部分的问题你做不到，也不是那么好解决，你还拼命去忧，然后再去做超出个人能力的事情，那就是找倒霉，就会活得不愉快。”柳传志说。他知道自己所做的湿润空气的努力能够做到何种程度，既有效又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这些额外的努力包括联想建立的“见义勇为”基金，对教育的捐助，以及柳传志本人不断提倡“湿润社会空气”的言论。“我当然希望国家能够很好的发展，希望国家不要发生任何暴力的事情，一直平稳前进。这是我们的追求，但是你能做到哪一步，心里头要很清楚。”就像刚刚创业时他对自己的同事们说“得知道你自个儿是谁一样”，今天他不断地说要把事情“想通透”，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尽“社会责任”上。“我一直成天想，想通透以后，我发现自己最好的职业就是民营企业家。”他称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