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观及其启示

1.墨子重视农业生产的基本观点

第一，墨子高度重视生产，他最先认识到劳动是人的本质。墨子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七患》）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依靠物质生产才有物质生活，如果不进行物质生产就不能生存下去。墨子说：“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无宁忧”（《墨子·天志中》），因此提倡劳动致富论。对儒家鄙薄生产劳动的言行，墨子批判他们是“倍（背）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因而“陷于饥寒，危于冻馁”（《墨子·非儒下》），说他们好吃懒做，因而只能陷于饥寒交迫。这种批评，从反面强调了劳动生产是致富的根本。

第二，墨子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墨子·七患》）又说，五谷麻丝“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墨子·天志中》）。既然五谷丝麻是人民衣食之源，国家亦赖以奉养，因此统治者必须特别注重农事，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如果“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墨子·非命下》）。

第三，墨子还把农业看做关系国计民生、治乱安危的根本。他认识到，如果农业收成好，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就会安定，封建统治就能稳固，而“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墨子·非儒下》）。因此，农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治乱安危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大量开垦荒地，他说：“田不辟，少食”；又说：“安国之道，道（从）任地始。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墨子·号令》）土地能不能得到合理使用，能不能充分发挥效力，是农业生产能否发展的关键。其次，必须保证农民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劳动，如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墨子·非攻下》）。墨子认为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大，“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墨子·非攻中》），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战争。再次，必须增加农业劳动力，墨子分析了当时人口稀少的原因：一是“男女失时，故民少”（《墨子·辞过》），即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男女到了生育年龄不能成家的现象；二是战争和统治者过重的剥削，他说：“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墨子·节用上》）为此，他主张“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即男子二十当娶，女子十五当嫁。墨子同时谴责“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墨子·辞过》），必须反对诸侯大夫们蓄养妾媵的荒淫，做到“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墨子·辞过》）。

第四，墨子还进一步指出不得休息是劳动人民产生疾苦的原因，“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墨子·公孟》）。因而将休息的重要意义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和人民健康的高度。

2.墨子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观的启示

墨子的上述思想，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十分值得我们从多方面深思和借鉴。其一，发展是硬道理。墨子强调：“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这就是说，生产不发展，必然有民患国忧。只有发展了，才能解决其他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近代百余年的血的教训告诫我们，落后必然挨打，只有自身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才有话语权，自决权，才能独立自主不受制于人。^[3]其二，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落实国家政策，运用现代科技，发展农业生产。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当前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墨子的上述分析来理解，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4]

建国以来，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实践中也有过过失和存在发展观上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如下：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上，错误地坚持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体制模式，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力发展，窒息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在城乡关系、产业关系上，违背城乡统筹发展的科学规律，错误地推行城乡分治、重工轻农的“二元结构”发展政策，严重制约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在社会主义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上，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重积累，轻消费，导致农民福利的过度转移和丧失，影响了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心和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在领导体制和干部队伍建设上，一定程度违背“四化”和“四个尊重”方针，重人治，轻法治，重资历，轻知识和能力，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农业法制化和干部队伍“四化”进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违背系统发展和生态规律，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给农业可持续发展遗留下难以甚至不可修复的生态后果；在发展政策和措施上，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无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化，不切实际地夸大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进而导致重传统技术、轻现代农业科技和农业、农民教育的严重后果；在农村妇女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方面，违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对农村妇女和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制化建设重视不够，使他们过多地背负旧的传统伦理和日常生活的压力和痛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方面，比较普遍地缺乏制度结构和制度成本的概念，对政治体制的重视程度和改革力度不够，致使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和改革的深化。

从墨子的上述思想来看，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三农问题。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重点应围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提高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为重点，努力改善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的理性认识程度、领导能力、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