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设“一带一路”开启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张　鑫（同济大学）

实践经验表明，顺利推进不同阶段的改革开放，需要找到合适的突破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曾依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农村经济改革，以放开搞活国有企业为抓手推动了城市经济改革，以建立经济特区为起点促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历史时期，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确立了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这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必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现实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格局，是确立开启全面改革开放新格局有效突破口的前提条件。

从全球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严重失衡的境地，潜在增长水平和能力受到很大的伤害。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了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渡过难关，纷纷从本国利益出发制定经济复苏计划和政策，导致各种保护主义抬头，合作与协调意愿下降。其结果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国际贸易增长速度首次出现低于全球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面，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比2007年下降了一半。相比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虽然开始在国际经济中崭露头角，但受制于国际资本大规模的流出、国际原材料与能源价格动荡、自身经济的脆弱等国内外环境，经济发展与稳定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趋势下，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仅需要新的增长动力，更需要打破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探索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为此，欧盟早在2003年至2004年就推出了“欧洲邻国政策”和联合行动计划，2009年3月又出台了旨在加强与六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合作的“东方伙伴”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加速欧盟和伙伴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一体化，支持伙伴国的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美国基于扭转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继续保持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等目的，分别在2009年11月和2013年6月开始主导启动了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和建立欧美统一市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结合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美式BIT（2012范本）的谈判，试图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重构亚太和全球贸易版图。美国还在2011年明确提出了“新丝绸之路倡议”，旨在建立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并向中东地区延伸的国际经济交通网络。在2012年提出建设“印太经济走廊”的构想，试图建立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至东南亚互联互通网络，推进相关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只是这些战略因落实措施不足影响了其效果。俄罗斯则从2007年开始加快了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在2014年5月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力争从2015年到2025年前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一直致力于融入并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合作。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非常务实地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探索国际合作与共赢的新模式。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进行演讲时，第一次提出以创新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就是希望借此促进欧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合作。在随后的10月3日，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又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2014年召开的APEC会议期间，习主席对建设“一带一路”的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欢迎和公开支持，表明这一战略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社会对区域合作，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原有的掠夺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战略转型期。一方面，中国在装备制造、基础设施、电力设备等领域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切合了当下沿线各国的需求，具有“走出去”的巨大潜能。中国现阶段除常规制造与建造已经具有很强的优势与国际竞争力外，诸如高铁技术整合运用、某些重型机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造领域等更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还积累了非常充裕的国民储蓄和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正好可以满足亚洲地区持续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弥补现存国际金融机构因自身缺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的支持不力。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趋势性变化。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快改革开放来适应。在新常态下，为继续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继续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并把建设“一带一路”提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要“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表明我国已经找到了“新常态”下全面推进改革开的放突破口。

二、“一带一路”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一直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这种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对外开放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实现全球配置资源，借助外力冲破原有体制和既得利益障碍的最有效途径。可以说，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所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实行对内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

在对外开放上，我国以设立“经济特区”为起点，采取了由南到北，由东部沿海地区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层层推进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得益于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政策优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快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个经济圈，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高地。

在对内开放上，我国不断加强东中西互动与合作，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1999年国家又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自2007年以来，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开始持续超过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2013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达到了20%，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37%。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因此得到显著地增强，人均收入也得到迅速地提高。

但由于受特殊条件和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等限制，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脆弱、交通闭塞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能力都与东部地区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西部地区占全国71%的国土面积和28%的总人口，经济总量还不到全国的20%。201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仅为最高值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为此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认识西部地区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通过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来促进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和稳定。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在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具体来说，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现实下，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国际合作共赢模式的新举措，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创新。

一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理念上，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探索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的新模式。“一带一路”涵盖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合作共赢，追求共同发展，倡导平等对话，尊重道路选择；既欢迎沿线国家自愿平等地参与，也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发展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一带一路”建设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平台，打破领土纠纷、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差异等各种合作障碍，让沿线任何有合作意愿的国家自愿平等地参与，共商、共建、共享经济发展之路，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由美国主导，以拯救欧洲经济为名，行对外经济扩张，巩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之实的“马歇尔计划”存在本质区别，也不同于当代具有明显遏俄色彩的欧洲“东方伙伴关系”计划。

二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方式，实现了由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与发展带动内地的开放与发展，由借江出海，借路出境向设立自由贸易区，主动承建国内外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打造一条发端于中国各省市，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部分区域的、世界上跨度最长、覆盖约44亿人口的经济大走廊，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创造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沿线各国共同繁荣的新局面。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个焦点。面对周边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安全态势，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一带一路”有助于亚洲及其他地区相关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有利于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与升级，最终形成陆海统筹、东西联动、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内容上，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历史使命，探索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亚、非、欧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对东西方文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我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尤其是西部地区向西开放战略，实现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以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由单向引进资金和技术转变为输出、输入双向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推动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往来，增进友谊创造物质基础和便利条件，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续写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这种互联互通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

四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具体实施上，充分发挥金融的先导作用，通过主导建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贷款、提供担保等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将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转化为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的股权和债权股权，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积极谋划甚至逐步主导全球范围金融资产跨国配置。亚洲许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资金短缺。据世界银行测算，亚洲每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为8 000亿美元，缺口达到4 000亿。中国国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多，加上“中国建造”对外承包工程建设管理经验丰富，通过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接双方供求，可以帮助沿线国家超越储蓄与贸易“双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促进中国部分产业转移同时，为沿线承接转移国家创造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发挥比较优势提供现实机遇。这是共赢互利之举，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的合作发展契机，因而得到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就签署了22项经贸合作协议，总金额达300亿美元；2014年12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签订了140亿美元大单，推进两国在能源、基建、金融等各领域合作；2015年4月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时，带去了价值4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中国率先出资400亿美元于上年底注册成立的“丝路基金”“首单”就花落巴基斯坦水电项目，实现了基础设施跨境投资项目模式的探索和创新。

继2014年7月中国牵头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后，由中国出资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将于2015年底开始运营。加上已成立的“丝路基金”，中国打造的“一带一路”建设融资平台和导向资金，将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和良好的直接投资体系和环境。这对打破传统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一家独大、提高资源整合能力、改善金融效率、创新金融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一带一路”与自贸试验区对接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求推进简政放权步伐，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出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来，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由于自贸试验区建设最根本的目的是探索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途径和新模式，倒逼政府对其职能和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形成可推广的经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如果将“一带一路”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接起来，就能以扩大开放促推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与机制，使自贸试验区成为新形势下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标杆和引擎。

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内外广大的区域，需要以一些核心区域和重要节点作为战略支撑来推进落实。目前，“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涉及18个省（市、区），包括西北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西南的广西、云南、西藏，东南的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内陆的重庆市。其中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西安、兰州、西宁、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为内陆节点城市。福建则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为沿海节点城市。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以这些核心区域和重要节点为战略支撑。这些核心区域和重要节点就落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上。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进行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我国提出要努力把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平台、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创新发展的新动力；要建立健全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体制与机制，不断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吸引和聚集更多企业、项目与产业；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梳理清楚政府职权，并且明晰权责主体，确保权力清单真实准确完整。这些也正是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任务。

当前国际经济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发展趋势是实现全面的贸易自由化，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如，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是：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从实体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变；从关税壁垒向监管壁垒转变；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转变；从边境措施转向境内措施；从经济标准向价值标准转变。又如，TPP和TiSA谈判包含了国企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标准、电子商务、金融领域开放等很多议题。国际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赋予我国改革开放许多新的议题，自贸试验区建设则是深化和加快改革开放力度的最有效途径。自贸试验区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发展和开放的关系等方面的大胆试验，不仅符合我国多领域的改革目标，也是深化和加快改革开放力度的最有效途径。

具体来说，自贸区试验与改革的内容包括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以货物状态分类监管为核心的贸易监管体制改革，开放金融、航运、商贸、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创新金融监管新机制，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等等。这些改革有利于简政放权，用政府的减法换取市场的加法，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边界，给市场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激发市场的创新创造活力，最终打造一个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解决我们现行体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确立了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贸试验区，这四个自贸试验区都可以纳入“一带一路”范围内。这些自贸试验区尤其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行政管理简化等方面先行先试积累起来的经验，完全可以在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重庆、新疆（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宁夏（中国—海合会自贸区）、江苏（中哈连云港自由贸易区）等中东西部地区省份将陆续获准建立的第三批、第四批自贸试验区中复制和推广。这样，以国内各地积极寻求对接“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步伐，以点带面，由线到片，逐步实现国家层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

张鑫：《“一带一路”根本不同于马歇尔计划》，《人民日报》2015年3月18日。

张鑫：《“一带一路”：助推亚洲迈向命运共同体》，《文汇报》2015年3月26日。

王勇：《将“一带一路”与自贸区战略无缝对接》，《上海证券报》2015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