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使得国际贸易规模大幅度萎缩，物价下跌，故在国际经济危机初期，随着银价大跌中国汇率相应贬值，出现了对中国出口贸易相对有利的局面。但好景不长，为争夺国际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贸易战，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提高关税壁垒，中国出口遭到重创。如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宗货物生丝，原来美国进口实行零关税，但从1930年开始征收从价税，并由25%逐步上升到45%，致使华丝输美数量由1929年的5.09万公担降至1932年的1.28万公担，跌落了75%。在欧洲市场，中国生丝遭遇日本生丝排挤，出口萎缩。中国缫丝业急剧衰落，1930年，上海有丝厂111家，到1934年仅剩下35家，关闭停工者达68.5%。[3]
中国并非产银国，但长期使用银两作为货币本位，所需白银大量依靠进口，因此银价的升降由国际市场供求决定。自19世纪后期开始国际市场上银价不断下跌，使中国遭受了诸多损失，但同时中国也获得了一定的出口扩大的利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陡然上涨，1919年纽约银价升至每盎司1.121美元，达到最高峰。此后逐渐回落，1921年到达低点，并开始出现调整性下降。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世界银价跌幅甚巨，一度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使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
从1931年开始，世界不少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各国货币相继贬值，银元由此相对升值。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制，美元贬值，同时美国抛出白银政策，该政策一是通过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国际白银协定维持白银的较高价格;二是颁布《白银购买法案》(Silver Purchase Act)，宣布将通过购买白银即将白银作为美国货币准备金的一部分维持白银的较高价位;三是宣布了白银国有令。
美国白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人为抬高了世界银价，意味着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刺激国内各部门的生产，从而推动国内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银价的上涨，提高了实行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从而有利于美国向这些国家倾销其过剩商品。且银价的上涨意味着银本位制国家的货币升值，从而抑制其出口，因而美国的白银政策是其又一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从1933年3月到1934年2月，美元贬值了39.2%，银价相应上升了64.5%。
美国白银政策等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近代经济造成了剧烈的冲击。特别是美国白银政策的实施导致世界银价飞涨，引发了中国的金融风潮。据统计，1935年4月26日的伦敦银价，比1931年时上涨了3倍;而纽约同一天的银价则比1931年高出3.3倍。[4]这个价格远远高于当时中国白银的价格，于是各国在华银行纷纷收购中国白银运往国外以赚取暴利，从而造成所有持有纸币证券者纷纷向银行钱庄挤兑现银出口，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934年6月，上海库存白银约6亿元，到年底流出2.6亿元，占存银的43.3%，以致上海的工厂企业出现“难以脱货求现”的危机。[5]挤兑现银和白银外流造成金融恐慌，中国国内通货紧缩，银行信贷资金骤然减少，制序大幅上升。1934年钱庄收取的利息从6%迅速上升到16%，而在西方银行集中的上海几乎是无论付出多大利息也借不到钱。[6]在1935年，全国银行倒闭或停业者达20家，其中，上海占12家。全国钱庄更是纷纷倒闭，仅上海倒闭的钱庄就有10多家重。[7]因此，金融恐慌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表现得最为严重。上海银行总经理资耀华描绘当时的情形说:“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国，几十家银行和上百家钱庄倒闭，其他勉强生存的银行、钱庄，有的钞票挤兑应接不暇，有的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以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时上海各大银行的总行都纷纷急电外埠各地分行，命令尽量将现金汇往上海支援总行，先巩固总行基础，否则总行一垮，分行当然不能存在了。因此，各地分行只要有点余力即尽量汇往上海支援总行。”[8]由于金融风潮的加剧，上海的民族工商企业受到严重打击，损失惨重。1935年，上海的面粉厂停工超过半数，31家华资纱厂停工8家，33家丝厂停工达28家。[9]由此可见，白银购买法案是典型的美国对世界经济不负责任的行为，它极大地损害了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的货币秩序。[10]
银价上涨、白银外流、货币升值直接打击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金融恐慌、经济秩序的混乱、生产衰退使发展对外贸易的社会经济基础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实行币制改革，由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纸币作为“法币”，所有白银限期兑换为法币。法币发行后，中国市场银根紧缩的局面改变，利率下降，中国经济逐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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