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被迫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化，中外经济联系不断加强，适应西方列强的需要，中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传统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延续

五口通商时期，虽然鸦片始终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物，不过随着西方工业品的输入，其在中国进口商品构成中的地位逐渐下降。1842年鸦片占进口贸易总额的55.2%、棉花占20%、棉制品占8.4%。到1867年，棉制品比重已上升至21.8%，在进口中居于第二位。鸦片虽仍居第一位，但其所占比重已降至46.15%。若不包括鸦片，棉纺织品(棉布和棉纱)则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物，如1853年英国输华商品中棉纺织品占80%以上。^[85]其次是棉花及毛纺织品等。除上述商品外，这一时期进口的商品还有所谓的“杂货类”，包括有食品、煤、药品、烟草、铁皮、铁条、铅块、玻璃器皿、肥皂、木材等。

从18世纪初开始，丝茶在出口贸易中已占据主导地位。五口通商后，外商蜂拥来华，同时各产茶区与新通商口岸的距离更近，运输时间比传统的广州港大大缩短。如福建武夷山茶叶过去运输到广州需时近一个月之久，运抵福州只需4天。江西茶叶原来运广州需2个月，而经浙江运上海仅要20余日，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茶叶出口量直线上升，1843年为13.3万担，1844年即增至52.87万担，1856年增至98万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被迫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九省总汇之通衢”汉口的开埠，两湖茶叶由此大量出口海外。上海、福州、汉口逐渐成为中国三大茶叶出口集散地。到1868年茶叶出口量达到144万担，1869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1.6%。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丝的出口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1868年丝茶两项合计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94%。

(二)19世纪70年代，进出口商品日益多元化

1.进口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如前所述，五口通商时期，中国进口商品主要是非法的鸦片、合法的棉纱及棉布，其他商品的数量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市场的被迫进一步开放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跃进步，进口商品种类日益增加。同时随着贸易的发展，海关统计的类目也更加详细。据海关贸易报告，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口岸进口商品种类有180种，到1894年增至580多种。除棉制品外，不少西方日用消费品输入到中国，如面粉、食糖、卷烟、肥皂、煤油、蜡烛、纸张、染料、火柴、洋针、洋钉、洋伞等。以致一位西方驻华领事在其《商务报告》中强调“贸易的重大发展必须在新品种中去寻求”。^[86]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燃料、机械、交通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开始出现，但最初进口规模很小，甚至直到1886年，海关贸易统计中对此都未列专项。“此后数年间，每年进口的机械价值估计近40万关两”，^[87]到1893年，进口商品中生活资料约占91.6%，生产资料仅占8.4%。且生产资料中又以棉花、金属、煤占较大比重，而中国国内有同类的进口替代品，因而这些物资的进口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微弱。

随着进口商品种类的多元化，尽管鸦片及棉纺织品在进口总额中虽仍占优势，但相对比重逐渐降低，参见表1-8。

表1-8　进口商品构成比重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95页。

随着西方工业制成品成本的不断降低，棉纺织品的价格不断下跌，到19世纪60年代进口棉布的价格已大大低于土布，从1872—1890年价格又下降了25.4%，不少城镇居民逐渐由购买土布转而购买洋布，棉布的进口从19世纪70年代前期年均19 381 000海关两，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的年均29 295 000海关两。与此同时，棉纱的进口增长更为迅猛，其价格从1872—1890年下降了1/4，而进口量则由5万担增至108.2万担，增幅高达2 064%。到1885年棉制品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达35.7%，从而超过鸦片(28.8%)成为最大宗的进口商品。^[88]

19世纪70年代后，新增进口商品种类众多，其中数额较大的有:糖、火柴及煤油等。其中糖年均进口额从1870—1874年间的848 000海关两，增加到1890—1894年间的4 447 000海关两，增幅高达404%;同期火柴则从163 000海关两上升到1 490 000海关两，增长了814%;煤油(时称火油、洋油)自1864年开始进口，当年进口量近11 000加仑，彼时主要消费者是在华的外国侨民。此后不少中国人也开始使用较国内传统的植物油便宜且亮度更高的煤油来照明，煤油进口逐渐增加，到1878年猛增至400万加仑，1885—1888年年均进口额1 735 000海关两，到1890—1894年增至5 548 000海关两，增幅亦高达220%^[89]。煤油迅速成为位居鸦片、棉纱、棉布之后的第四大进口商品，中国也进入了所谓的“洋油”时代。

此外未列名的杂品，主要是各种消费资料，品种繁多，五花八门，如药品、烟酒、针线、伞、灯、笔、牙刷、洗涤用品、化妆品、玩具及装饰品等等，这些商品不少是按照中国人消费习惯、仿制中国式样，故销路极好，史称“每来一物，华人无不争买，竟有日用之物，习为故常，非此不可者。”^[90]

进口洋货的大量输入，对中国相应的手工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对此，郑观应曾说过，“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之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弃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同时他分析原因说:“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91]对此，19世纪后期，来自各通商口岸各国领事及海关贸易报告中也多有反映，如1878—1880年英国驻琼州领事报告说:由于洋布价格低廉，琼州人正在停止家庭织布业而购买洋布。^[92]1887年芝罘海关报告说:由于洋纱进口的激增，山东的“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顿了”。^[93]1882—1891年琼州海关报告称:随着洋纱的大量进口，文昌县的土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歇了。^[94]这种状况非常普遍，故1893年薜福成曾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出……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而国之织妇和女东手坐困者，奚通千百万人。”^[95]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2.大宗传统出口商品国际地位的衰落及出口商品的多元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当西方工业品在中国销路越来越好的同时，中国的大宗传统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却日趋衰落。同时，一些原料性农副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也趋于多元化。

自18世纪以来，茶叶长期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同时中国也几乎是世界茶叶的唯一供给国，在国际市场上居于独占地位。^[96]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占世界茶叶贸易份额的95%以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量继续增加，1859年达83.2万担，1871年增至167.8万担，为1859年的2倍。到1873年中国茶叶出口尚占世界茶叶贸易额的92%。^[97]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来自印度、锡兰及日本茶叶的激烈竞争，导致茶叶价格下跌。此后，虽然在1886年以前中国茶叶出口量继续增加，该年出口茶叶达到鸦片战后的顶峰，为221.7万担，但中国茶叶价格下跌，致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也逐年下降。随后特别是在世界最大的茶叶市场——英国红茶市场上，^[98]中国所占份额急速缩减，到1889年仅占31%。在美国的绿茶市场上，中国受到日本的排挤，到1890年市场份额也仅剩50%左右。唯一增长的是俄国的砖茶市场。到1893年中国茶叶仅占国际茶叶市场份额的49%。此后出口的绝对额也下降了，1894年中国出口茶叶仅有100多万担。茶叶价格更是惨跌，如在茶叶产区的收购价，据载:“茶价往昔售三十余两至四十两一担者，今只售十六、十七两至十八两，其粗货竟有售至四、五两一担者。”^[99]其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从1887年起让位于丝及丝制品。

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国茶叶生产及加工技术落后。印度、锡兰的茶叶主要由英国的大种植园主实行规模经营，其资本雄厚，又具有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通过多年的科学试验，对茶叶品种不断进行改良择优并选择最适宜的土壤进行科学栽培，加以科学管理，使印度茶叶质量逐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显著。此外印度茶叶采用机械化加工，生产成本较低。1872年英国人杰克逊(Willium Jackson)发明了揉茶机，1884年又有了烘茶机、1887—1889年制成了碎茶机、拣茶机、包装机。这些制茶机器被迅速广泛地运用到印度的茶业生产中，使印度茶业价格只相当于中国茶叶的一半。而中国茶叶生产是分散的小农经营，资金微薄，手工加工既无财力也无能力进行品种的科学改良，国际竞争力自然受到削弱。当年的报刊曾评论说:“印度对中国的优势，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手工业者的优势。在印度，小茶园不能与大茶园竞争，而且迅速地为后者吞没或兼并。控制着伦敦市场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而在湖北山边有着二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他们竞争的。”^[100]

第二，中国茶叶生产缺乏政府支持，茶叶的出口贸易受外商控制。印度殖民政府对英国人茶叶生产的支持由来已久。早在1834年即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后的第二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从中国引种茶树及制茶方法问题。印度生产茶叶可免除各种国内税及出口税、中间环节较少，且在运输上给予很多便利;而中国的封建政府对茶叶生产及出口没有任何扶持性政策。而外国洋行控制中国茶叶出口，其所关心的只是尽量压低中国茶叶的收购价以赚取茶叶的国内外差价，他们不向中国生产者反馈国际市场信息，不帮助其改良品种，只是一味低价收购。印度茶叶生产者直接经营茶叶贸易，了解国际市场的动态，熟悉外国消费者的嗜好，且免除出口税。

第三，国内市场经营主体分散，中间环节过多导致交易费用过度上升。据研究，中国茶叶出口在离岸前，从茶农到出口商之间，至少要经过五道转手(详见图1-2所示)，每转手一次都提高一次运销成本。^[101]层层加价的结果使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价格优势。

图1-2　茶叶流通环节图示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第四，中国茶叶种植的盲目扩大。鸦片战后初期，迅速涌入的外商大量购买茶叶，使茶价大幅上扬，刺激了中国茶叶的生产，导致茶农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史称“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之从前不啻倍徙”。以致武夷等老茶区“满山遍野，愈种愈多”。^[102]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下，生产规模的扩大，使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同时库存过多，不得不降价以刺激外销。突出表现在对俄国砖茶的出口上，20年间每担砖茶的价格由11.11海关两下降为8.27海关两，降幅达25.6%。同期俄国砖茶进口增长了约3.6倍，中国未能从中获得应得的利益。上述诸多因素导致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质量及价格竞争中均逐渐处于劣势。

英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茶叶消费市场，1889年进口印度和锡兰的茶叶量为12 239.9万磅，来自中国的茶叶则降至9 250万磅，已落后于前者24%。1894年，在英国市场上印度、锡兰的茶叶已占绝对优势，出口量为18 663.2万磅，中国所占份额进一步降低，出口量仅5 437.2万磅。^[103]在绿茶消费大国——美国市场上，中国遇到了来自日本的竞争。由于同样原因，自1874年开始，日本绿茶对美国出口量就超过了中国。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彻底动摇了，到1893年中国茶叶占世界茶叶贸易量已不到一半了。^[104]

另一项大宗出口商品——生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也有较快增加。如上所述，1859年中国出口丝达5.43万担，从70年代前期到90年代前期年均出口量逐步增加，70年代初约为61 848担，1891增加到78 752担，增长了27%。中国生丝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法国，其次是英国和意大利。19世纪后期，从上海港运出的生丝一半以上被运往法国里昂。

随着生丝贸易的加速发展，中国蚕丝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而中国绝大部分缫丝业是和养蚕业紧密联系的蚕农家庭副业，缫丝具有时间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由于蚕农家庭人力不足，以致自行缫丝进行得过分匆促草率造成质量下降。

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生丝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日本的竞争。日本明治政府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缫丝技术，推进缫丝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日本企业通过科学试验，选育优良蚕种加上新式机器缫丝，使日本生丝不仅质量好、产量高，而且成本低，比中国手工缫丝在品质和价格上均有显著优势。中国广东、武昌、上海等地商人先后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开办现代化缫丝厂，而中国最大的生丝产区江浙仍以蚕农手工缫丝为主。从1875—1895年，日本生丝产量增长了335%，而同期中国生丝增幅仅23%。中国丝绸大国地位岌岌可危，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也开始动摇了。

在日丝的排挤下，一方面，中国生丝出口规模受到了抑制，中国生丝出口额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下跌37.5%;另一方面，出口价格降低。从1860—1894年生丝出口值落后于出口量增长16个百分点。^[105]而与此同时，日本生丝出口量从10 255担增至44076担，增加了329.8%，出口值也由1 291 000镑增至4 075 000镑，增幅为215.6%。^[106]尽管中国所占份额仍然最大，但其相对比重已大大下降了，详见表1-9。

表1-9　甲午战争前生丝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汪敬虞，“从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变迁看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6页。

与茶叶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原因相类似，日丝对华丝竞争优势的取得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落后的手工业的胜利。与日本在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机器缫丝业相反，中国的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异常艰难。如广东等地出现的机器缫丝业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反而遭到当地守旧势力的阻挠。据记载，甲午战前广东各地多次发生手工丝织业与机器缫丝业的冲突。如1875年一些手工丝织业者围攻丝厂，破坏丝厂的正常生产。1881年裕昌厚丝厂竟被一些手工丝织业者捣毁，丝厂工人被杀。事后，当地政府竟以平民不得私自购置机器设厂生产为由查封了各地丝厂。其后，虽然听任丝厂开设，但从未从政策上对机器缫丝业进行扶持。致使中国的机械化缫丝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生丝在国际竞争中面临失败的命运也就成为必然。

洋行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中间环节过多，造成交易费用高昂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生丝的国际竞争力。生丝的流通环节详见图1-3。

图1-3　生丝流通图示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页。

中国丝茶国际地位的衰落，致使这类商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也大大降低了。据统计，19世纪70年代前期丝茶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高达89.6%，而到90年代前期则降至42.8%。

随着世界交通运输革命的发生，除丝茶以外，中国其他一些农副矿产品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成为新的出口商品品种。如地处西北大草原的宁夏石嘴山畜牧业发达，19世纪70年代以前，羊毛等产品的商品化率很低，当地居民通常将其与泥土混在一起沤为肥料。英商发现这一商机后，即在石嘴山设立高林洋行，低价收购羊毛，运往天津出口。其他洋行也接踵而至，羊毛由此成为中国近代重要出口商品。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愈益显示出在更多商品上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手工制品和资源密集型农产品被西方商人带入国际市场，如地毯、毛皮、蛋类、肠衣、猪鬃、花边、抽纱、草帽、草帽缏、发网等，这些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的农副产品的出口贸易得以发展起来。据统计，19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大约有80余种，到1894年增至200余种。其中在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占有一定位置的有:糖、烟草、牛皮、驼毛、草帽缏、豆类、棉花、麻类、羊毛及植物油等农副产品，不过这些商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且无论任何一项的数量都不大，其对国际市场的影响都极其微弱，参见表1-10。

表1-10　出口商品构成

资料来源: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大宗传统出口商品贸易的下降、杂项商品出口的增加，表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开始跌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