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新经济结构学”

20世纪70年代，林毅夫北大硕士毕业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2008年，林毅夫成为第九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向被看作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林毅夫之前的八任，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师级学者。

在世界银行任职的4年里，林毅夫走访了世界银行188个成员国中的60个，去过14次非洲。任职期间，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林毅夫反思了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试图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林毅夫在《经济学将东移》中写道：“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验，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理论框架是对他以往关于比较优势、自然禀赋等观点的系统总结，与以往发展经济学相比更强调现实基础。

林毅夫：我曾经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积累了太多外汇储备，用外汇储备去买美国国债，压低了利率。利率过低导致房地产泡沫，从而导致了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但后来我仔细研究以后，发现真正的原因是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因此增加了很多贷款，压低了利率，造成房地产泡沫。尤其在2001年以后，发生了互联网泡沫破灭，为了避免萧条，美国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存款利率从6.5%一下子降低到1%。在这么低的存款利率下，加之有那么多的头寸，于是造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房地产泡沫出现以后，一般家庭就有了很大的财富，他们被允许套现消费，结果大大提高了美国家庭的负债。过度消费的结果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可以让这种贸易赤字维持很长时间。

我认为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美国国内政策失误造成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危机影响的不只是美国，而是全世界。

怎么应对这次危机呢？我在《从西潮到东风》里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苏计划。如果能够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则这些投资短期内能够创造需求，创造就业，给发达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长期来看还可以提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原来进行的全球复苏计划的投资就可以得到偿还。现在，经济理论我们已经想清楚了，只是要在国际上取得共识还需要一段时间。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主要根据“二战”以来，少数几个真正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而来。比如东亚经验，首先要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在“二战”以后维持了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其次，就是中国，借助改革开放，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至于越南、柬埔寨，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来讲也快很多。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去找准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他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就会非常低，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可能比发达国家快。在这个过程中，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必须具有一个有效市场。可是经济发展过程又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所以应该让政府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协调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断完善发展。如果拥有一个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去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应该有可能维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然后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变成高收入国家。

这个理论更适用于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有朝一日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大概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我的学生，或是我学生的学生那一代。

谈到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有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对中国的未来是悲观的，比如克鲁格曼。当然，经济理论都是“盲人摸象”，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了解经济现象，这种了解并不是全面的。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与我们有这么大的分歧，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不能太相信权威，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还要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