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创新与体制创新的试验场

1．开放意识的启蒙

思想解放在实践中务实的步伐，除了在农村改革的崎岖小路上艰辛地跋涉外，中央高层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感知甚少，萌生了要重视学习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想法。于是，首先派了几个高层代表团出国探个究竟，其中，被称为三路“侦察兵”的三个团尤其发挥了开放意识启蒙的作用。他们是:

谷牧

(1)1978年4月，受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委派的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贸易考察团对香港和澳门作了实地调查研究。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家门口先迈步动手，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港澳地区首次进行的大型考察活动。这两个一无耕地、二无原料资源的弹丸之地，仅凭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能如此繁荣发达，考察团成员无不感到震撼，痛惜我们由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折腾，错失了发展的良机，今后一定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2)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任副团长的党的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考察。此前，华国锋主席已率中共代表团访南，恢复了两党友好关系。李、于率领的这个代表团主要从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理论内容和实践状况。顺访了当时关系比较友好的罗马尼亚。于光远回国后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亲自召集了包括有关涉南的中联部、外交部、外贸部、社科院、几所主要大学的相关人员开会，他倡议成立一个“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专门研究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的任务是组织翻译南斯拉夫有代表性的经济著作，组织研讨活动，撰写研究、评介南斯拉夫自治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于光远在会上宣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元铮兼任研究会的总干事，指定我担任副总干事，实际主持研究会的工作。

(3)197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派分管经济工作的谷牧副总理亲自率领一个包括6位省部级干部的20人代表团赴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西欧5国考察。这是1949年以来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前，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专门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指示他们出去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要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好的管理方法。从1978年5月2日—6月6日，代表团走访了上述5国的1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农场、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等，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巨大差距。代表团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在收集大量新信息的基础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需要对外开放的意识。代表团回国后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集体总结，然后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汇报了一整天。

6月30日，政治局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谷牧汇报，出席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聂荣臻等。谷牧着重汇报了三点内容:第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经济确有很大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这些国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第二，这些国家大多对华友好，它们的商品、资金、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第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选择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这次汇报会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晚上11点多。听取汇报的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说，谷牧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邓小平又找谷牧单独听取汇报，并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找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

这时，一股出国考察的热潮兴起。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1978年1月—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有529批，共3 213人。

这年(1978年)的7月到9月，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出国考察团提供的大量新鲜信息使与会者既感到震撼，又受到启迪。大家总结了前30年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了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讨论了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出口贸易以及如何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国务院务虚会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经多次讨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由此被郑重确立。这也有力地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

2．广东率先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

正当中国开始寻找进入世界的途径时，1979年1月，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走到墙壁上悬挂的大比例中国地图前，凝视着毗邻香港、澳门的东南沿海地区，思考良久，拿定主意，在摘报上作了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有了邓小平这个批示，广东省领导受到鼓舞，立即分析广东的省情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里，要插一段往事的插曲。早在1956年，广东省有关领导就提出过利用香港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动议。当时，东南亚许多华侨实业家想寻找资本输出的最佳地点，经济独立、市场国际化的香港成为他们的最好选择。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开始大批量、快速地涌入香港，金融巨头们开始以极低的利息发行贷款。当时的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立即向广东省委、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汇报。陶铸也敏锐地觉察到这对内地吸引资金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是极好的机会。恰好此时毛泽东来到广东，陶铸找来饶彰风、黄施民一起郑重地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在国内办工厂，发展工业。”毛泽东当时可能觉得没有把握，未置可否，但最后还是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广东省委很快写好了报告报送给毛泽东、党中央。但是，从第二年春天起，国内就连绵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折腾。一次利用外资的历史机遇就这样擦肩而过;而香港在这期间经济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和世界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我们大陆失去了二、三十年多么宝贵的时间!

1979年，新的历史机遇被邓小平和广东省牢牢地抓住了。1月6日，广东省与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了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具体设想。1月31日，李先念与谷牧约请交通部长彭德清和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面商。袁庚谈了把香港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设想。李先念非常赞成，说:“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袁庚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请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李先念当即拿来宝安县的地图仔细审视，指着深圳西南角的南头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但袁庚只要了半岛嘴上蛇口的两平方公里的地方，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胆量“一口吞下”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李先念又征求谷牧的意见，谷牧说:“你批个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李先念就在报告上批了:“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谷牧遂于2月2日召集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商议。谷牧说:“现在议一议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厂的问题。在这里办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了地方行政按国内办以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他还说:“根据小平同志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听了交通部的汇报以后作了批示。”谷牧宣读了李先念的批示后，让袁庚在会上介绍有关情况。

袁庚

袁庚是香港招商局这个百年老企业的第29代“掌门人”。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招商局的分支机构。中国招商局是我国设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由李鸿章请旨创办，成立于1872年3月，宗旨是“招天下商，通五洲航”，当时称“轮船招商局”，开了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先河，打破了外国航运业对中国江海航运的垄断。招商局还先后投资开滦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钢铁煤炭公司等。1949年5月，成为新中国的国营企业。1950年，香港招商局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就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袁庚于1978年10月奉调香港招商局任职，此前，他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萌生了在沿海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的想法。他为交通部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面向海外，冲破束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等想法。这个请示呈上三天后，1978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五位主要领导人都圈阅并批准了他的报告。此后，袁庚和他任职的香港招商局就担负起了开辟中国对外开放道路的历史使命。

袁庚在会上发言时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高仅次于东京银座。1平方英尺要1．5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港元以上。劳动力工资也很高。我们经过多方面研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吸收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如果这样做，香港任何财团都无法和我们竞争。交通部与广东省已经商定了具体方案，但进出口交税的问题要中央定才行。”这时，谷牧一语道破:“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袁庚进一步介绍了搞工业区和办工厂的具体想法，明确提出:“这个工业区的建设不用财政部一分钱，只要求财政部免税10到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经思索后说:“其他没有什么意见。关于纳税问题，不按国内办法，而按香港办法。在香港你们怎么交税的，在蛇口就怎么交税。”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说:“关于海关进出口税问题可以给予优惠。具体怎么办，我回去和海关商量一下。”这些看上去是些具体的实务问题，但在当时还是史无前例的重大突破。尽管在交通部和招商局内部都有些不同的声音，但蛇口工业区就此诞生了。它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源地。

蛇口开发前后对比

蛇口当时只是一片只有海水没有淡水、长野草不长稻草的荒滩，对在蛇口办工业开发区的设想当时有人讥笑为“典型的理想主义”。然而，事实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建立蛇口工业区的工作进展非常之快，当年7月20日即投入正式运作。两年后，香港总督麦里浩造访蛇口时，惊讶“蛇口的速度香港赶不上”。袁庚这位1939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从1979年开发蛇口工业区到1992年离休，在他任内，香港招商局的总资产由人民币1．3亿元增长为200多亿元。他主持下的蛇口工业区创造了不要国家拨款、完全由企业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搞开发建设的“蛇口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许多新事物、新观念的发祥地。发端于蛇口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新观念很快就风行全国。

与蛇口工业区筹划的同时，广东省又在考虑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和华侨众多两大优势，建设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问题。他们给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写了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发展对外贸易，巩固祖国南大门。报告还建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加工区，以使广东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1979年4月，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广东省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作了关于上述提议的汇报。广东省的提议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但会上也有分歧和争论。当时有位副总理对此就大不以为然，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 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像洪水猛兽那样涌进来。

当习仲勋专门就此事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对广东的创新想法表示赞同和支持。广东省当时只是讲想办一个“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那时中央没有钱，叫他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现在，要把办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试验场，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会议期间，邓小平正式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省的要求。与会的许多负责干部也认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是一项可行的措施。会议最终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会议还确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授予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79年6月23日，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会上讲话时说，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自主权大一些。也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搞成特区就可能发展快一些。我派谷牧同志去那里，专门做了些调查研究，听取了省领导和各方面的意见，回来后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即以中共广东省委的名义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的报告》)。5月，受中央委托，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包括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十几位负责干部，前往广东、福建调查，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与广东的领导和经济专家讨论、修改广东省的报告。经反复研究，大家理出了一个基本思路，即: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粤、闽两省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6月6日和9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的报告》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分别呈送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并确定由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此项工作。自此，“出口特区”的筹办工作正式开始。9月，谷牧前往四地考察筹办情况。他要求特区一是搞立法;二是搞几个样板。这里能赚钱，有吸引力，对港澳能起稳定作用。港澳加上广东经济繁荣有什么不好?来料加工、合资办厂、独资办厂，许多办法都可以参考港澳的经验，你们可以大显身手。

一年多以后，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告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市设置经济特区。一年多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批准的是“出口特区”，这个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的文件讲的是“经济特区”，两字之改，反映了思想更加解放，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这个仅2 000多字的《条例》，从研究起草、征求海内外人士意见，到省人大审议、国务院讨论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前后整整用了一年时间。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批准了《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通过立法的程序正式诞生了。

1984年5月，中国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3．“特区”经历“秋风萧瑟”，终于“柳暗花明”

经济特区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不同的意见。1981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陪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深圳、珠海考察。赵紫阳问袁庚:“你在这里，有没有人问你‘姓社’还是‘姓资’?”袁庚回答:“没有人问我‘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两个党内理论家对我说，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全国都这样搞行吗?”赵紫阳对任仲夷说:“我在北京，老是有人问我，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我也老是在想这个问题，仲夷同志，你说说看。”任仲夷说:“依我看，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是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说，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特区。”赵紫阳赞同他的看法。不久，副总理薄一波到广东考察，也表示同意任仲夷的上述见解。薄一波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领导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对资本家，我们越使他们有利可图，反过来我们的利益也就更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要更加提高一点。”任仲夷指出，建设特区不单是为国家挣几个外汇，更重要的是先走一步，取得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还提到，为了加强对特区的领导，省委决定把深圳同广州一样对待。薄一波也表示赞同。

钱俊瑞

许涤新

薛暮桥

1981年5月至6月，谷牧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除两省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及特区的负责干部外，会议还专门邀请了钱俊瑞、许涤新、薛暮桥、古念良等经济学家出席。会议统一了对经济特区的认识，形成了报送中央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系统地为特区建设提出了10条政策性意见。强调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四个经济特区内全面行使主权。它的“特”在于实行国家规定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与帝国主义强加于旧中国的“租界”有本质的区别。创办经济特区是为了吸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拓展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同时在实践中观察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习与提高参与国际交往的本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明确规定特区的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工业生产方面，外商企业(包括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占比例可以大于内地;特区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特区的行政管理机构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加强经济特区法制建设，制定经济特区的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对在特区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优惠和方便，企业所得税按15%征收;对往来特区的外籍人员、华侨和港澳同胞简化出入境手续;授予特区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属于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边防、公安、海关、金融、外汇等方面的业务，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专项管理办法，报国务院核准后实施;国家大力支持特区建设，建设特区所需资金由国家给予财政和信贷支持，允许将特区银行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作贷款;深圳、珠海两地的财政收入，1985年以前不上缴(期满后又延长了5年)，厦门、汕头两市上缴的财政收入，由两省人民政府核减;特区外汇收入单列，超过1978年基数的增收部分5年内不上缴(期满后又延长了5年)，用于特区建设;特区的对外贸易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自主经营，特区可接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委托代理国家外贸主管部门不统一经营的进出口业务，等等。7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发了这个纪要，将其作为经济特区建设的指导原则。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后来逐步形成经济特区的整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特区兴办之前，深圳等地曾是偷渡去香港的人员密集之地。特区成立后，偷渡基本绝迹了。但由于暴利之诱惑，又是国门初开，法规、管理跟不上，有漏洞可钻，以致走私活动猖獗。而这又给本来不赞成兴办特区的人有了新的反对理由。一时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是“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是“走私的主要通道”，等等，责难之声四起。一位到深圳特区参观的老干部手捧五星红旗，老泪纵横地说:“这里只剩下这面红旗还是红色的了!”还有人质疑说，早在1952年，国家就基本上处理了外资企业，为什么现在却要为外资提供地盘呢?还说，1956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什么现在却要引进外国资本来代替民族资本呢?真是责难者有之，痛心者有之，困惑者也有之。这给特区建设者们以沉重的压力。谷牧在1988年回忆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谷牧没有动摇。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央确立的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战略决策，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明令组织实施的大事。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对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存有戒心;加上我们党长期受“左”的影响，一些人对特区和开放有疑虑和非议，是可以理解的，在工作中也确实应该防止和克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但有些议论不符合实际，例如，产生旧中国租界的根本原因是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腐败无能，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那个吴道台。我个人不算什么，别人怎么议论都行。但我必须坚持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把特区工作推向前进^[2]。

这时，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特区性质问题也在进行研究，他们认为，特区占比重较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受到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限制和监督的，属于列宁所说的“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因此，不能将特区同过去的殖民地或租界相提并论。1918年，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不怕租出格罗兹尼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3]。

1982年初，中共中央在讨论解决广东、福建沿海走私活动猖獗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不能因为开展反走私、反腐蚀的斗争而动摇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强调要正确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办好特区。随后，广东省委在谷牧的支持下，组织专家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形成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总结了特区工作的进展与不足，论述了经济特区的性质，提出关于国家对特区管理的意见。10月底报送中央后，陈云立即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1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汇报提纲》。同时，又组织各有关方面就特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形成了《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再次明确指出:“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同时，中央明确特区工作“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此后，国务院成立了特区领导小组和特区办公室，加强了对特区工作的领导。这样，特区工作就渡过了责难与非议的危机，好似迎来了“柳暗花明”，走上了继续前行的正常轨道。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进程中，经济特区起了“体制与观念更新的试验场”和“先行一步”的示范作用。

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之后，分别为它们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和“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是对围绕着特区问题的争论作出的权威性总结。

邓小平视察珠海

4．“特区”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从1980年5月，中央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8月，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国家对特区各类企业的自用货物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对国外进口的商品实行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特区自产的商品在区内销售，也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1984年5月，国家又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给予外资企业与经济特区相类似的某些优惠待遇。1985年2月，国家又确定把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闽南的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列为经济开放地区。1988年4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这样，中国沿海地区就成为全方位开放基地。这些开放基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以下积极的良好作用:

第一，它们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区。据统计，1980—1990年，深圳等4个特区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超过300亿元。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间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已投产“三资”企业2 000多家。对外开放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强劲发展。沿海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年的外贸出口额近400亿美元，约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

第二，“特区”的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高速增长区。大开放推动了大外贸，带动了大发展。如深圳等最先确立的4个特区，1985年工业总产值只有55亿元，到1990年就达到495亿元，5年增长8倍多，平均每年增速高达50%。

第三，“特区”发挥了内引外联的功能，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枢纽。它们一方面可以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又可以逐步向内地转移，推动内地的发展与振兴。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们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试验场，为全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探索和积累了经验。今后将继续作为以制度创新获得竞争优势的示范。

【注释】

[1]彭森、陈立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课题研究报告印刷本)上册，第61页、第82页、第86页。

[2]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3]赵士刚主编:《共和国经济风云》(下)，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