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众所周知，劳动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不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而且还会因失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首先研究个人所得税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仅从经济学角度去阐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及其征收方式对劳动供给所产生的作用，而不对这些作用进行是非评价。期望通过本部分内容读者可以了解个人所得税如何影响人们投入劳动力的决策。

（一）劳动供给函数与个人所得税

经济学家们认为，劳动者出于本性是不愿意劳动的，因为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疲劳、不舒适或者痛苦，这些便是劳动给劳动者带来的副作用。为了克服这种副作用，劳动雇佣者不得不付给劳动者工资。而劳动者就是在因劳动所获得工资和不劳动而得来的闲暇之间作出理性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劳动量的。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所有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包括劳动者自己——都具备完全信息，即不存在货币幻觉，那么，劳动供给就完全取决于实际工资，也就是说，劳动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函数，我们以w表示实际工资，以LS表示劳动力供给，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LS＝LS（w）。我们再假设这个经济体所有的个人所得税以比例税的形式征收^[1]，这个比例为t＞0，那么考虑个人所得税的劳动供给函数将被改写为LS＝LS［w（1－t）］。那么，个人所得税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劳动供给？从上述公式中我们看到，当w与LS正相关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亦然。

我们遵从经济学一般假设，认为一个个体的效用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通过劳动，以货币形式获得的工资；二是闲暇时精神上的愉悦。一个劳动者的所有时间要么用来工作，要么用来闲暇。选择工作会使收入增加，选择闲暇就必须放弃一定数额的收入。以下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图3-1

图3-2

在图3-1中，纵轴OB表示扣除物价水平的收入，横轴OA表示闲暇，AB线上每一个点代表劳动者的一种对收入和闲暇的选择。A点代表劳动者将所有的时间用作闲暇，那么其收入便为零；B点代表劳动者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收入达到最大，而闲暇是零^[2]。曲线U代表劳动者的效用无差异曲线。无差异曲线U1与约束线AB（即预算线）的切点E1便是收入与闲暇选择的一个均衡点。当这个劳动者所在的经济体开始按比例征收个人所得税，那么约束线就会从AB移动到AC，这是因为牺牲闲暇所获得的收入等比例地缩小了。那么，新的均衡点出现在另一条无差异曲线U2和新的约束线AC的切点E2上。但是如果这个劳动者与AC相切的无差异曲线是U2，那么切点就为E3（见图3-2）。从图中我们明显地看出，同样是征收了t%的比例税，因为效用曲线的不同，导致前者（见图3-1）新的效用曲线与新的预算线的切点落于原切点的右下方，收入效用大于替代效用，因而劳动供给减少了；后者（见图3-2）新的效用曲线与新的预算线的切点落于原切点的左下方，替代效用大于收入效用，因而劳动供给增加了。

（二）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是指由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使得劳动者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从w减少到w（1－t），为了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劳动者不得不增加劳动时间以增加收入，相应的就减少了闲暇。

替代效应，是指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使得闲暇变得相对便宜了。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获得更多闲暇所要减少的收入变少了，理性决策者会增加闲暇的时间。

可见，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效应使得劳动供给增加，而替代效应使得劳动供给减少。那么，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时候，征收个人所得税会增加劳动供给量；而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时候，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会减少劳动供给量。下面我们从模型中来看这两种效应是如何起作用的。

首先我们假设没有收入效应^[3]，只存在替代效应，也就是只有闲暇相对变得便宜了。在图3-1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到图3-3。在该图中，DF被称作补偿预算线，就是保证效用水平不变的预算线，但是其斜率不再像AB一样为w，而是因为闲暇价格的下降变为w（1－t），即收入对闲暇的替代率变小了。这时，均衡点出现在E3，其对应的劳动供给为L3，替代效应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为L1L3。

根据图3-3，我们继续分析收入效应。因为收入变化，新的约束线为AC，新的均衡点为E2，新的劳动供给为L2。那么，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劳动供给从L1变为L2，那么收入效应就是L3L2。

图3-3中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所以劳动供给减少了L1L2，在图3-4中，由于无差异曲线的不同，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劳动供给增加了L1L2。

图3-3

图3-4

（三）劳动供给弹性与个人所得税

劳动供给弹性是指收入变化1%^[4]，劳动供给量变化的百分比，用公式表达就是

这个系数越大，说明个人所得税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越大。当劳动供给弹性为0时，税后工资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没有任何影响，劳动者还是会提供同样的劳动；当劳动供给弹性为无穷时，一点个税的增减都会使劳动供给发生巨大变化。劳动供给曲线越平缓，劳动供给弹性越大；劳动供给曲线越陡峭，劳动供给弹性越小。

（四）我国实际情况

我国自1981年才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在之前十余年中，个税只是作为调节境外在华工作者收入的手段，缴税人数很少，对于劳动和供给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近年来，个人所得税的缴税人数逐渐增多，纳税人交纳的个人所得税额也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对于劳动和供给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加，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和学界的关注。

再者，我国劳动供给的真实状况十分复杂，而且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且高速发展的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只有有限的借鉴意义。所以，就我们已搜集到的文献来看，只有于洪^[5]和余显财^[6]两位学者对个人所得税和劳动供给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都是从实证角度来谈的。

于洪（2004）与学界大多数的观点一致。他指出，就总体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提高对被调查者劳动供给的影响不显著。因为我国人口众多，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的阶段，所以，劳动者对工作与闲暇的选择空间相对狭窄，替代效应很小。又因为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明显偏低，使得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十分显著。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替代效应远远小于收入效应。

于洪还指出，就企业性质而论，国有企业职工劳动供给弹性较小；就性别而论，男性的劳动供给弹性较小；就年龄而论，年龄越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弹性越小；就收入水平而言，月均工资处于3　000—5　000元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其劳动力供给较其他组别明显地缺乏弹性。

余显财（2006）和于洪的观点基本一致。此外，他还指出，劳动供给弹性的大小与学历差异、地区差异、婚姻状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对学历而言，税率的劳动供给弹性最大的是本科生，硕士以上者相对较稳定，而高中以下者则最为稳定；对地区而言，税率的劳动供给弹性以中部地区为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对婚姻状况而言，税率和免征额的劳动供给弹性均是离婚者最大，未婚者次之，已婚者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