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化的基本机理与经济生态学发展理论

经济进化就是社会经济系统N增长的过程，式4-2表明，N增长既是社会经济系统功能结构的变迁过程(包括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发展等范畴，即T、φ(T)的变迁)，也是塑造社会经济系统的广义文化逻辑、制度范畴的变迁过程(So、μ(So)的变迁)。在社会经济系统功能结构变迁的演化过程中，既要有技术、产业“新物种”的涌现，又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变迁。So属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影响甚至主宰着系统的演化，“新物种”涌现和经济结构变迁必然受其制约，从而意味着相应的制度要求。为了适应N增长的要求，便需要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和对制度作适应性调整，甚至出现根本性的So变革或革命，这个过程便是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而一切的实现，都要基于人类对生存世界的认识深化，即知识的积累和突破，从而根据所发现的相应适应性要求，来调适自身行为、改进社会组织原则和塑造自身生存系统，推进N增长。

4．4．1经济进化的动力机制:竞争与协同

经济进化的过程，是个“新物种”不断涌现、多样性不断丰富、系统互动共生依存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仅仅作为技术“新物种”是不够的，只有转化成为产业“新物种”，才能带来社会经济系统功能结构的现实发展，也才具有经济学意义。新熊彼特学派的SP模型所讨论的新部门创生问题，也就是产业“新物种”的出现和结构变迁问题(杨虎涛，2010)［213］。这时，即使在自然科学意义上新创生部门所应用的Tmac早已存在，也可以说是一种应用上的“准Tmac”(层级要低些)。Saviotti和Pyka (2004)［214］还指出，部门内竞争强度越大，新部门创生速度越快，而部门间竞争强度越大则创生速度越慢。对此，可基于式4-6的逻辑作进一步分析:

1．竞争利于激励创新，从而推动“新物种”涌现

由于N约束，随着种群(部门)内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必然会逐步从报酬递增走向报酬递减，竞争压力与强度加剧，探索新的生存空间的激励提升，从而创新、创生加快。实际上，所谓种群(部门)内概念，本质是一种同质性存在，缺乏差异性(β≈1或β=1)。系统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分维分形，即更充分的劳动分工才能进一步扩大其N。竞争的生存压力就是创新动力，从而可能涌现“新物种”，带来差异化，即降低β。对于劳动分工，这种差异化提升不等于相互割裂，而是产生了更深刻的分工合作关系，本质是协同力的提升、竞争度的下降。

2．协同水平提升带来N增长的经济结构变迁，依存关系决定分享格局

参数β实际上同时表达着竞争、协同两种互补对立机制，只要存在互动关系，β下降也是协同水平的提升。式4-8揭示整体系统的稳态解x*=(N1+N2)/(1+β);又，系统的稳态解x*等于系统实际的N，即x*=N，那么种群(部门)间竞争强度β越小，则N越大，即产生外部经济、报酬递增等。这种增益，就是协同产生的非线性倍增。这个过程，也就是劳动分工发展、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本质是系统中互动共生依存关系的深化。但“外部经济”是个不严格的概念，增益不是简单归于“内部”或“外部”，而是各共生依存主体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分享，他们相互之间的依存度差异决定议价权或说竞争力的差异，决定着基本的分享格局。依附理论等不平等交换理论，则从国际分工角度说明了类似机理。

这也表明，仅有“新物种”涌现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转化为具体劳动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协同水平的提升，才能带来现实的N增长。一些创新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满足后一要求，迅速湮灭或在一定时期内被搁置，便不能带来N增长。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生态学和演化经济学存在一些观点差异:演化经济学将增长主要归因于创新，而经济生态学既强调创新和“新物种”涌现，又强调经济系统相应协同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认为二者有机结合才是增长源泉。

3．经济进化、N增长是竞争与协同机制的共同作用结果，二者都不可或缺

种群共存的条件是β＜N2/N1＜1/β，又N=x*=(N1+N2)/ (1+β)，可以推导出必然有N1＜N，N2＜N。这意味着，“新物种”涌现、产业的多样性等，可以实现经济系统总N的增长，这正是所谓迂回生产、经济结构变迁等的抽象内涵。由此可见，竞争、协同两种互补对立机制是不可割裂的一体两面，经济进化只有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

更进一步地说，这种互补对立机制也不宜割裂地描述。每一个经济组织或部门，都是不同层级的经济全子，内含次级组元，其本身又是更高层级全子的组成部分。彼此经济联系就是全子丛聚，每个经济全子基于维护自我存在的自理力要求，在N约束下必然相互竞争，同时又必须与其他经济全子保持有效联系即协同力。在竞争、协同互补对立机制的复杂作用下，经济全子出现的一种创造性显化即超越力呈现，并以丛聚方式即层级体系方式涌现，涌现的全子超越并包含其前身，出现新构成与新特征，新部门创生、N增长。如果经济全子内部组元之间竞争过度，则内部难以有效协同，从而损害该经济全子的自理力，作为整体的竞争力也会下降，不利于其创新。因此，“部门内竞争强度越大，新部门创生速度越快”(杨虎涛，2010)［213］的表述可能有歧义，或许是说，经济全子的生存环境竞争强度越大，越有可能促使其创新，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至于“部门间竞争强度越大则创生速度越慢”，似乎是指全子组元竞争过度、协同不足又会制约新组元涌现。可见，所谓“部门间”“部门内”主要是全子作为组元或整体的视角转换问题，实质是竞争、协同两种机制的对立互补作用，而一旦切割地描述则可能引起某些歧义。

4．4．2经济系统结构变迁的一般过程

社会经济系统N代谢增长的技术变迁小波过程，也就是其经济结构变迁过程。“技术新物种”涌现，带来图4-1所示的技术变迁，新产业(种群2)逐步发展并且超越传统产业(种群1)，系统的N(即∑x)相应增长。

经济结构变迁也称经济转型，首先是第二产业(工业)超越第一产业(农业)，再进一步发展到第三产业(服务业)成为主导。这个过程是新种群、新特征的涌现、发展和超越，但不是完全替代，而必须整合包容原有深度，否则会成为一种病态，如出现“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另一方面，涌现的Tmac及NH空间，需依托Tmic发展才能得到具体应用和实现，这个拉马克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创新驱动”，由此推动结构变迁。如图4-1所示，种群2有个快速增长并超越种群1的阶段，这便是经济结构变迁的转型升级期。

发达国家的转型升级，就体现为上述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拥有最先进技术，如果N增速减缓甚至停滞，则意味着既有Tmac条件下的Tmic发展已近乎极致，即出现了NH紧约束，那么长期萧条就可能难以避免，刺激增长反而可能导致危机(见“5．3．2”的讨论)。这时，就只能靠Tmac涌现或So变革带来NH发展，从而开启新一轮的结构变迁、N增长进程——这也正是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技术进步尤其Tmac有其客观节奏和间断性，难以强求。当然，危机有可能倒逼So变迁。

4．4．3后发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特殊机理

1．后发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特殊条件与复杂的代谢竞争格局

后发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比较低，由于Tmac范畴的知识往往有较强共享性，所以其较低的技术水平主要表现在Tmic范畴。也就是说，相对于发达国家，其实际的N比较低，这也意味着有更大的NH潜力空间。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从而可能为后发国家所模仿、借鉴，节约技术创新成本，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后发优势”(林毅夫，2003，2005)［49-50］。由于存在更大NH空间和后发优势等重要条件，理应有利于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追赶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然而纵观世界经济格局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现实情况，却远非一帆风顺。

后发国家的经济结构能否实现上述转型升级的变迁过程，则还涉及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等复杂问题。从图4-1可见，转型结果是传统产业(种群1)最终所占份额远远小于新产业(种群2)，那么从事不同产业经济活动的人群或经济体，就可能面对不同利益格局。因此，从全球看，转型变迁又转化成各经济体之间的一种竞争，各经济体成为竞争种群。种群竞争模型揭示，竞争种群长期发展的结果主要取决于Ni和竞争关系参数β:如果N1＜N2则稳态解x*1＜x*2;当β= 1时(种群使用资源同质)，仅一个种群能生存，资源利用水平最低，总N最小(N=x*=(N1+N2)/(1+β))。发展经济学强调比较优势，从经济生态学来看这就是差异化生存，从而降低β，实现共生并提高总N。

于是出现这样的代谢竞争格局:第一，各经济体要想在竞争中获得更好结果，就应该尽量做大自身的Ni。第二，要做大自身Ni，就应积极推进自身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尽力使自身产业结构中的“种群2”有更高比重。第三，整个经济系统要求差异化生存，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经济体去从事一些相对不利的产业(种群1)，否则全球N会下降;而且，此类产业大多是物质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如严重受损会影响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第四，理想化的变迁结果是，“种群1(后发国家及产业)”的生产率大幅提升即实现升级，不再依赖所谓“比较优势”，从而在交换中获得比较平等、合理的回报。第五，如果出现理想化变迁结果，那么意味着不再有明显的“高附加值”“低附加值”差别，这又会动了先发国家的“奶酪”。所以，先发国家往往倾向维护既有格局，这会影响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如技术壁垒、资本掠夺、游戏规则限制以及经济思想误导等。后发国家成功转型升级的不多，仅少数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一些经验，但一般性意义有限，因为这里还涉及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等原因。

2．经济生态学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认为:后发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要完成必要的技术与资本积累，而经济主权是必要前提，并且在不同阶段适用不同发展策略。该结论既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也与赖纳特演化发展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理论有所区别，但也融入了其合理成分。

基本理由如下:①在经济追赶的初期，可以借力比较优势，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以进行原始积累。②核心技术很难转让获得，主要需靠自己，同时转型升级离不开财力支撑，没有必要的资本积累不能实现该进程。③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有一定能力就要努力抓技术积累，要避免长期固守所谓比较优势而导致低端锁定，成为经济附庸。④实现这些积累，首先要有经济主权、金融主权，在此基础上培育自身产业，积累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⑤在必要情况下，可以进行产业扶持、承受微观层面的较低经济效益等，甚至可以是市场保护、进口替代，以解决相关产业、产品的有无问题和培育基本的竞争力，降低对外依存度，从整体上获得宏观层面的更高效益。⑥由于需要高积累，本国的消费需求往往相对不足，这就有可能破坏再生产理论中的两部类协调关系，从而抑制经济持续增长，故需借助外部市场，即出口导向;并且，加强国际经贸合作，是在更广的地域空间和领域实现协同，利于提高全球的N。⑦基于产业保护目的市场封闭等，只能是阶段性的，要根据自身产业发展水平逐步放开市场。⑧随着转型升级逐步实现，自身消费能力随劳动收入提高而增长，则可以更多靠自身市场支撑增长;在此过程中，实际劳动收入的提升至为关键，这又反过来要求必须实现相应的产业升级。⑨实现上述内容，离不开一个有为政府。综上可见，一切应该是据其经济生态而进行相应动态调整的过程，而不存在什么包治百病、一成不变的定法。

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总体而言较好地体现了以上要求，并具有一些特有的经济生态历史和条件。前30年建立起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一个强力政府和大量国有资源，巨大人口规模和低收入水平决定了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在此条件下的渐进改革和自主开放，释放出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许多经济学家(陈平，2010［18］，2010［19］;史正富，2013［215］;林毅夫，2012［216］，2015［217］)讨论中国经验时，大都肯定政府作用、渐进双轨制发展战略等，认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成功发展模式，但也提到贫富差距大、腐败、环境问题、道德水平下滑等代价。按本书CAAS模型的机理，这些成就和问题的根源，最终都要归于广义文化逻辑，出路在于So的激浊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