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经济与大国区域经济发展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曾于20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完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部著作使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了“威尔士奖”的领奖台，也使张培刚教授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988年张培刚教授针对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的悲观论调，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长文，倡导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其中提出了“多元经济与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1992年，张培刚教授又主编了《新发展经济学》一书。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重点，并系统地阐述了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元论”。

2.3.1　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

张培刚教授指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具有非常显著和更加特殊的表现形式。大国内部的各区域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地貌形态的差异和资源分布的不均匀，使得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具有各种天然不同的经济发展前提条件和潜在优势，进而影响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育程度。一般来说，沿海地区最有可能率先感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并先行建立起现代工业，它又有可能通过集聚效应而得到加速发展，通过扩散效应而不规则地向内地扩展。结果就出现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同时并存的独特现象。这就是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的一个典型特点，即时间上的继起性表现为空间上的并存性。^[7]

所谓时间上的继起性，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必然经历一个依次由低到高的逐步演进的历史过程，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在时序上是连续的。所谓空间上的并存性，指的是由于发展中大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过程，造就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先进和落后的巨大差异，使原本应该相继替代、依次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在不同区域内。

例如中国，自然地貌是东低西高形态，从东部和南部沿海岸地带的冲积平原，地势逐步向西蜿蜒上升，直至海拔3 000～5 000米的青藏高原。然而，由于历史、地理、交通、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反向的东高西低梯度形态，中国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先进，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落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在横断面上自西向东的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悬殊差别，正好部分地反映了纵向历史线索上自奴隶制（甚至还要追溯到原始公社时期）、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包括殖民地型），乃至社会主义制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一些各不相同的特征。^[8]

2.3.2　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元论

张培刚教授在指出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不足后，提出了多元经济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差异，继而，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概念和二元空间结构理论，二者都是一种高度的理论抽象和概括，这种抽象的分析，很难反映发展中大国现实生活中的多层次发展水平，多种类型社会经济形态并存的不平衡性，以及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复杂的、交叉的、动态的、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因此，用“区域发展差异的多元性”比简单地用“二元性”更符合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实际。

区域发展差异多元性，其具体表现为三点：

第一，在发展中大国，介于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过渡性地区，它们或多或少兼有两者的特征，表现为多元。

第二，无论是同属现代工业集中的发达地区，还是同属传统产业占主导的不发达地区，其发展程度仍存在着本质差异。如同属传统经济范畴的，同时存在着封建经营、奴隶经营、原始公社制经营的差异，表现为多元性。

第三，发展中大国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发达地区发生急剧变化，而且不发达地区也会发生急剧变化，如在不发达地区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一批现代工业小区和现代工业城镇，形成一批新兴区域，成为不发达地区的发达区域，而且有的具有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和技术的后发优势，甚至可能超过原先的发达地区，呈现出发展动态的多元性。

总之，在一个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和社会经济情况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尤其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步阶段，完全有可能出现多层次发展水平和多类型社会经济形态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的多元表现形式。这种复杂交叉的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是“二元”一词所不能简单概括的。

2.3.3　大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多元经济大国区域经济如何发展，张培刚教授在分析了新古典均衡增长理论及缪尔达尔等非均衡增长理论的利弊后，提出了“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必须兼顾”的重要理论。^[9]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其工业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阶段，而区域间水平差距和结构差异的缩小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区域间的经济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是个对立统一关系。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而二元经济又必然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过渡。换句话讲，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增长又是必然走向均衡的。^[10]

据此，张培刚教授提出了多元经济大国区域发展战略选择。

（1）须根据区位特征确立地区发展战略。

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确立，要充分考虑地区地理位置、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区位条件，以及区域生产要素流动状况和区间贸易状况。以上区位因素与劳动力迁移、资本流动、技术知识扩散、区域间贸易等因素，都将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无论研究和制定何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决不能笼统地“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因各地的背景和条件不同而应有差别。

（2）地区发展差距不应过大。

张培刚教授分析了梯度推移理论后指出：梯度推移理论及其倾斜发展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启发作用，许多国家采取这样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采取梯度开发战略是必要的，但长期采取倾斜政策，会导致地区间差距过大。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带动作用，不是自动实现的，必须有明确的政策措施的引导。地区间差距过大，不仅使发达地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不能使先进的东部（包括部分偏南部分）地区和落后的西部（包括部分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别日益悬殊和扩大，甚至使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或阻碍落后地区的起飞进程。

（3）“牛肚子理论”。

“牛肚子理论”源于张培刚教授的一段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中，张培刚教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一天在湖田边放牛，一头在田边吃草的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淖，张培刚和另一位教师连忙抓住牛鼻子和牛的头部，使劲往上提、往上拉，牛身却丝毫未动。后来又来了十几个人帮忙提、拉牛的头部，仍然无济于事，而且牛身还呈继续下沉之势。最后，搬来了几根粗木棍，垫起了牛肚子中部和臀部，然后抓住牛的鼻子和头部，大家一齐用力，终于把大牯牛提拉上来，脱身于泥沼，恢复了活力。触类旁通，为了表现中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在大国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张培刚形象地称之为“牛肚子理论”，并且强调指出，当前先发展东南部沿海地区，还有其必要，但如果中部不能相应地及时崛起，大西北和大西南不能同时着手开发，则全国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协调发展，仍是不可能的。

（4）区域发展必须消除经济割据。

经济割据是指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所形成的经济贸易保护现象：各个地区凭借自己拥有的某些权力，为了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而不惜阻塞商品正常流通，阻止外来商品交换，最终阻碍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这种经济割据现象违背比较效益原则，否定专业化的优越性和规模经济，加剧地区生产结构趋同化，强化行政对经济干预，阻碍市场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大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条件下，往往会产生地区经济“割据”现象。

这种经济割据现象，一方面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又会加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发展中大国要彻底消除地区经济割据，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5）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正确认识政府作用。

张培刚教授说，正如赫希曼所言，当一国区域发展差异明显扩大，影响到宏观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乃至国家政治稳定时，就会出现一种强大的力量，将这种分化运动推向转折点。^[11]应该说，市场机制具有一定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但是市场机制不会自动缩小地区差距，市场竞争会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地区发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区则更加落后。

由于回波效应会大大超过扩散效应，扩散效应的发挥则取决于不发达地区自身条件，所以，政府必须运用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配置资源，并采取相应措施，扶持落后地区产业发展，避免地区间收入差距过大，使各区域发展差距相对缩小。但是，这种行政干预和计划调节，不能完全排斥市场作用，违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则，即使实现了所谓的区域均衡增长，也是以牺牲宏观经济效益和支付巨大机会成本为代价的低水平发展。

张培刚还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想实现工业化起步或经济起飞，必须注重解决两大带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加紧充实基础设施；二是抑制人口过快增长。同时，还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以及文化、教育、科技等有关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