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区上海

对上海自贸试验区而言，进一步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保持领先的压力一直存在。自贸试验区扩容之前，自贸试验区虽然唯上海自贸试验区一家，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同时也是“集万千压力于一身”，国家层面为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任由上海自贸试验区一家承担。自贸试验区扩容之后，虽然国家重任由四家自贸试验区分担，但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已经运行一年多的自贸试验区，旧压力尚未化解，又面临保持领先的新压力。

这样的新压力首先来自中央层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层面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任务全面展开。截至2015年8月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15次会议，推出了一系列全国范围实施的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国务院也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政府职能转变领域，强调简政放权，强调增长动力要从要素红利转变到制度红利、改革红利。在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方面，国家在杭州设立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在一些城市进行服务外包的试点和示范，2015年8月，商务部发文准许将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政策复制推广到自贸试验区。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方面，国家正通过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同时推进双边自贸区和多边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参与全球经贸格局的重构；中国和韩国、澳大利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都提出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TPP为代表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涉及的“21世纪经贸议题”；中美BIT和中欧BIT谈判正在推进；2015年1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在一些领域甚至提出了上海自贸区尚未试验的新内容；较2014年版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2015年4月发布的四个自贸试验区通用的负面清单又减少了17条。以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为目标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如果不加快速度、不加大力度，其为国家战略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目标和定位就会削弱。

新压力还来自新的三个自贸试验区。

首先是它们具有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三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在框架性制度层面，大规模、快速地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极大地缩短了自主探索时间。同时，可以集中优势，在优势领域寻求突破，甚至实现了个别领域的“弯道超车”。比如福建自贸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一照一码”和“三证合一”，福建自贸试验区已经发布的三批创新措施中，每一批都有全国首创的新举措；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在全国率先开发了电子证照卡系统，南沙片区在全国首创“进口提前申报、船边分流验放”、“出口提前申报、卡口分流验放”等举措。

同时，新设的三个自贸试验区都承担了多重国家重大战略，比如“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战略、深化粤港澳合作战略等，具有多重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

三个自贸试验区还在区域合作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实际的政策突破，具有CEPA、ECFA、中韩自贸协定等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先行先试的便利，可以更为灵活地选择更具优惠的政策，比如福建自贸试验区在扩大对台服务贸易开放方面享有独特的政策，广东自贸试验区在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也享有特殊的政策。

所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保持领先，继续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面临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