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政策

Harriss（1982）就指出,供给派学者们对重要原则的一致并不代表他们对所有方面都持共同意见；即便对政策的方向观点一致,而其实际效果多大依旧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反映了供给学派存在着内部分歧。

尹伯成和华桂宏（1995）认为美国的供给理论分为“新”的“极端（正统）供给理论派”和“老”的“温和（保守）供给理论派”。其中拉弗（Laffer）、孟德尔（Mundell）、万尼斯基（Waniski）、罗伯茨（Roberts）和吉尔德（Gilder）等人,被视为正统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德斯坦（Feldstein）、伊文斯（Evans）等原凯恩斯主义者转来的供给派学者则被视为温和派。所谓新旧的划分,来自Feldstein（1986）对“新”“老”供给理论的综述,尤其关注了经济复苏的步调和增长及1981年减税的效果。他认为1981年减税的确起到了效果,而其中“老”供给理论的政策设计很重要,所谓“新”供给派学者的内容却毫无实质。

新老两派的争端主要体现在对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和对政策效果的论断上。譬如旧供给派的Keleher（1982）一方面针对此前的供给理论,提出了需要对减税的收入弹性等弹性系数进行经验估计,另一方面也对凯恩斯主义的主流计量经济学技术进行了批判——这体现的是“老”供给理论派别对凯恩斯主义的折中态度。

此外,新派对其政策的效果往往过于极端,而所谓老派的学者则要务实不少。Evans（1983）就曾提出供给理论的四个“迷思”:（1）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施行后利率会立刻下降；（2）双紧政策（货币、财政）能带来平衡且低通胀的增长；（3）降低间接税率能立刻提高投资水平；（4）里根的经济计划能带来1984年财政收支平衡。他认为这四个“迷思”都是对供给政策的误解,是无法实现的——而四个“迷思”恰恰是拉弗、罗伯茨等人常常鼓吹的观点。而Alexander（1989）利用非市场性最优惠（贷款）利率和预期通胀率,实证证明了里根政府的经济计划对利率没有影响,即Evans的第一个“迷思”的观点。而1984年里根政府的财年收支状况也证明了预算赤字的确是较此前扩大了。

针对供给理论的“内讧”,Helliwell（1986）对新古典和凯恩斯产出理论进行了研究,着重从生产者选择最优雇佣投入的角度切入。他利用加拿大、美国和其余主要工业国的数据,使用非结构VAR模型,拒绝了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和偏好高度要素利用模型的一些假设。基于这些对比分析,他总结了Feldstein的观点,认为“新”“老”供给学派的区分,在于“老”派认为产出取决于劳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认为短期变量更加重要；而“新”派认为降低税率会提升刺激和产出从而抵免部分税收,从而关注长期的刺激效应,因而热衷于鼓吹长期政策。结构模型的分析表明长期更具有重要性。就Helliwell的研究来看,尽管老派在政策上更务实,但毕竟脱不了凯恩斯主义的思维框架,而新派对长期政策的强调对于真正发挥供给侧管理政策的效果似乎更重要。但在本研究看来,新派也存在理论前提过于极端和理想化等内在缺陷,因此老派的确在政策实践中更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