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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约束问题

时间:2022-06-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以上我们依次讨论了关于人的行为的四个基本假设。因此,不考虑环境因素,就无法正确理解行为假设与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于是,我们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可限定在明显地与某种行为倾向一起影响经济体制的、具体的环境因素特性这样一个范围内。应该说,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为研究有关的环境因素特性假设提供了丰富知识。

以上我们依次讨论了关于人的行为的四个基本假设。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更多的假设,但对所要考察的问题来说,上述假设无疑是基本的和重要的,能够大致满足对问题研究的需要。现在应当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上述基本行为假设与经济体制之间有什么关系?具体地说,这些行为假设对经济体制提出了哪些功能要求?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还需要讨论一下环境因素问题。行为假设是对人的主观特征的描述。然而,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不仅要相互之间打交道,而且要与人以外的环境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状况、资本存量、技术水平、国家的规模和位置等。人的行为倾向对经济体制的影响总是在人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网络中实现的。因此,不考虑环境因素,就无法正确理解行为假设与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

重要的是,哪些环境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考虑。对此,显然不存在简单的答案。首先,如果说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环境因素都纳入考虑范围,只能选择其中一些因素的话,就有一个选择标准问题。显然我们应当选择那些与人的行为倾向结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体制的环境因素。其次,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我们选择出来的因素虽然处于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但过于抽象,同样不能满足分析问题的需要。最后,我们考虑环境因素的重点是它们的有关特性。这些特性为环境因素所固有,因而是完全客观的。

于是,我们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可限定在明显地与某种行为倾向一起影响经济体制的、具体的环境因素特性这样一个范围内。应该说,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为研究有关的环境因素特性假设提供了丰富知识。

1.资源的稀缺性。它是指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论人们如何努力,所能获取的资源总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把资源与人们的需要联系起来对理解稀缺性至为重要。如果不存在需要,也就不会有资源多少的问题,甚至不会有资源这个概念。如果资源都像空气那样充裕,那么不论人们的需要如何增长,稀缺性的绳索也不会捆到人们身上。不过,即使是空气这样通常被认为是无限供给的东西,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空气严重污染的场合,也会变为稀缺物品,其标志是新鲜空气作为商品出售。在进入太空的宇宙飞船内,空气价格之高可能令人震惊——假如宇宙飞船内有一个空气交易市场的话。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节约才成为必要,才产生了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也才有了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派别都把资源稀缺性作为最基本的假设,尽管有的派别作出这种假设的方式较为隐晦,例如他们不用稀缺这个词,而代之以其他表述。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间进行配置的科学的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2.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经常与比较利益、生产可能性边界、替代性等概念一起出现。它是指把一定的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生产另一种产品的价值。这个规定暗含的假定是,某种资源被配置于不同用途所产生的价值是不同的。这一点在理解资源配置问题时不能忽视。可以设想,倘若某种资源是稀缺的,但不论用于生产何种产品其价值都完全相同,那么,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重要性就消失了,剩下的充其量是部分如何生产的问题,整个经济世界也就会比现在简单得多。反之,如果承认了机会成本概念,资源配置问题就复杂化了,而且复杂程度趋于增加。机会成本的分布是多种形态的。在经济分析中,机会成本递增、递减和不变能导致不同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3.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这个概念是威廉姆森首先使用的。其基本含义是:有些投资一旦形成某种特定资产就难以转向其他用途,即使能够再配置也要以重大经济价值损失为代价。资产专用性与“沉淀成本”的概念相似,但前者主要是从协约关系的角度提出的。与资产专用性对应的概念是资产通用性,它可被表达为资产专用性接近和等于零。专用性资产本身也可以随其专用程度的不同而区分为中等强度和高强度的专用性资产。资产专用性是一个外延较广的概念,包括地理区位的专用性(site specificity)、人力资产的专用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物理资产专用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和名牌商标资产专用性(brand asset specificity)。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资产专用性对交易的性质和体制形式的选择是一个关键性因素[13]

4.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当所有生产要素都增加时,收益的增加幅度更大。所以规模经济也被称为“规模的收益递增”。导致规模经济的原因通常认为是规模扩大后企业内部分工更加精细,管理人员相对减少,可以购买大型的先进设备,可以充分利用副产品,可以减少生产、购销费用,等等。人们容易将规模经济与大规模生产相联系,这多少有些误解。确切地说,能够最大限度达到规模经济的是适度规模。如果厂商规模过大,若干不经济的因素将抵消经济性因素而有余,使收益减少。不同行业的适度规模是不同的。在有些行业,适度规模是指大规模,而在另外一些行业,中等规模和小规模也符合适度规模的含义。即使在同一行业内,按照施蒂格勒的看法,最佳规模(即适度规模)也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领域。施蒂格勒运用他首创的“生存技术”(survivor technique)来确定厂商的最佳规模,即凡在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他考察美国制造业后发现,同一行业中的不同规模都是最佳的。这是因为,如果诸厂商都使用完全相同的资源,那只有一种产出规模是经济的。但在现实经济中,诸厂商拥有的资源质量不同,使用不同资源的厂商若规模相同,则效率会不同,而相同的效率可以在不同规模中达到,所以相异的规模可能同样是经济的。规模经济的实现除了与由既定技术条件决定的生产成本有关外,更重要地取决于许多难以观察并精确计量的因素,如企业家对付他在实际经营中碰到的紧张的劳工关系、日新月异的创新、政府管制、不稳定的国外市场之类问题的能力,等等[14]

5.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我们在前面已有所讨论。这里要强调的是环境因素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与人的关系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区别。环境因素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起源于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如果说复杂性是一种虽有把握难度但尚可得知的状态,它既可以出现在过去和现在,也可以出现在将来,不确定性则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范围,它只与将来相联系。不过,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经常是叠加的。例如生产一种大型喷气客机,事先人们就知道飞机的设计与制造过程是异常复杂的。至于生产过程中何时可能发生何种技术、管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问题,以及飞机试飞过程中可能发生哪些故障,却不得而知。与复杂性相比,不确定性对人类智力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通过概率表达某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改进了人们对付不确定性的能力,但依然不能解决事件何时以何种形式发生的问题。有理由相信,人类经济活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趋于增加的。与此同时,人类为对付复杂和不确定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济体制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回顾一下前面对有限理性与体制组织间关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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