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概念形成的历史条件

根据上述理论，这里还可以对“边际革命”发生的客观历史条件作出一个新的解释，以便更好地理解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范畴的理论意义。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页）正如抽象劳动概念只有在社会分工充分发展、劳动的具体形式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最终形成一样，抽象使用价值的范畴，也只有在物质多样性、使用价值多样性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以前和资本主义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不丰富，人们的生产只是满足有限种类的基本消费需要，而且生产的发展长期停滞、缓慢，往往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新的消费对象产生，从而消费选择的问题、最大化满足的问题虽然暗含地存在，但并不构成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人们通常只是按照习惯消费而已，不同使用价值对他们的关系是固定的，以传统、习惯的形式出现的（这正是制度学派批判边际效用学派的根据，但韦伯等人正确地指出过这个问题上的历史发展进程）。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当生产力大大发展起来，一般人的消费已超出了基本生存的需要，而且新的消费对象以很快的速度不断出现，物质丰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选择的问题，对各种使用价值进行统一度量、比较的问题才真正提到人们的面前，因为人们现在确实面临着“可要可不要”的问题，面临着将一种原有的使用价值与新出现的许多使用价值进行比较、选择的问题。只有在这时，抽象使用价值的概念才可能产生。由此可见，在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历史背景下，19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双重革命”，一方面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条件产生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范畴，从而使价值理论得以完成；另一方面以物质产品丰富为条件，形成了抽象使用价值—效用范畴，从而使使用价值理论（尽管人们当时以为它是价值理论）得以完成，绝不是偶然的，它充分表现了人的思维活动对现实状况的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