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1中的组合（4）是比较典型比较常见的渐进改革情况。但是，正如我刚刚说到的，同是渐进改革，它们可能包含着非常具体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渐进的方式。这个问题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不同的渐进方式特别是中国的渐进之路，那我们就无法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早期没能够成功地从渐进改革中走出来。一般认为，前苏联在80年代末期以前（特别是1985—1991）确实走过一条比中国更为渐进的改革道路，但苏联在1991年以后放弃了这条改革之路，其原因被认为是这条渐进之路走不通（Aslund，1994）。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不同的渐进改革方式做一些比较分析，看看渐进改革失败的原因可否用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自身加以解释。那么首先什么是中国的改革方式呢？
在定义和解释中国的改革方式问题上，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把中国的渐进改革定义成“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如樊纲，1993；林毅夫等，1994a，b；盛洪，1992；苗壮，1992，Naughton，1994b等）。所谓“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一般的解释是，继续维持传统国有经济按照原有的方式运转，同时在它的周围试图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或新体制来寻找新的生长点，以此来支持整个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改革整个经济体制（吴敬琏，1994；樊纲，1994）。这种意义的增量改革相当于经济学上讲到的“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林毅夫等，1994b）。但是，也有人认为，增量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含义是可以仔细区分的（盛洪，1996）。这当然涉及定义的问题，按照盛洪的定义，增量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区别是，增量改革是指在体制内即原来计划体制内的改革方式，比如国有企业在完成了对政府承担的计划指标以后，其超出部分可以不按计划而按市场进行生产和交换，而体制外改革则是指在传统计划体制之外允许并鼓励其他经济活动（如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自由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其结果往往是形成体制上的“双轨制”。在我看来，这种区分是很有意思的，后面我们将再次涉及这种区分。但多数人是把“体制外”视为原有计划体制的“增量”的，因此“体制外”改革与“增量”改革可能就是指同一个东西。不管怎么说，体制外也好，增量也好，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经验事实，中国的渐进改革具有“二元主义”的特征。
但是，严格地说，正如我们在第2章的2.2-1节提到的那样，渐进的改革方式都会不可避免地在过渡初期形成一个“二元结构”。其中最基本最直接的“二元结构”往往首先是“两部门结构”，即形成传统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并存的格局，尽管在不同的改革中经济，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彼此所占的份额会有所不同。我们上面提到的“增量改革”和“体制外改革”，特别是“体制外改革”的含义，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两部门结构”。也有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把“两部门结构”称为“体制双轨”，并认为它是中国改革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双轨制”（樊纲，1994，第9页）。对于这一点，我们值得做些分析。我们已经说过，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并存几乎是所有实行过渐进改革方式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特征。因此，从逻辑上说，至少“两部门结构”不足以刻画中国经济改革中渐进方式的独特性。很多经济学家用“体制双轨”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迄今取得的成就，但往往并没有说明中国的改革后经济是怎样从体制外获得增长的，借用诺顿的话（Naughton，1994b），中国的经济是何以能逐步“从计划外增长”的。恰恰相反，经济改革初期形成的“两部门结构”，作为“局部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却被另一些经济学家当作局部改革的“陷阱”，并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解释前苏联的渐进改革（1985—1989）的失败（Murphy，et al.，1992）。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5章专门讨论。那么为什么有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坚持认为，“体制外改革”或“体制双轨”代表着中国改革方式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呢？这恐怕与他们观察到的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在改革中的迅速发展，以及对中国改革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事实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发现，在原有国有部门之外大力发展非国有部门，或在旧体制的边际上发展新体制看上去确实是中国改革后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因而人们很自然地把中国的改革高度概括为“体制外改革”或体制上的“双轨过渡”。[15]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局部的改革方式其实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将过渡中的经济演化成这种“两部门结构”，因此，在解释中国改革方式问题上，已有的“体制外改革”或“体制双轨”的这种“两部门理论”就显得有逻辑上的问题了。如果“两部门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局部改革的成功之逻辑，那么，这个理论也应该能帮助我们理解前苏联在局部改革时期（1985—1989）的经济衰退，但他们显然不能。有意思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倒是用“两部门”理论解释了前苏联局部改革的失败，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这个理论的逻辑还能够同样地解释中国局部改革的成功（Murphy et al.，1992）。[16]也许我们可以推论说，虽然渐进式改革都可能将过渡中的经济演进成一种“两部门结构”，但是，两部门的比例是不同的，而仅仅这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17]可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两部门理论”里求助于两部门的比例来说明问题仍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对自己理论的挑战和瓦解。如果在“两部门理论”中引入两部门的比例这一因素，那么中国能成功地进行渐进改革，主要的原因就只能归结为非国有部门的份额相对的大，而这又必然与中国改革前的初始条件（即“起点”）有关系，这就把问题归结到了后来有人提出的“起点说”。[18]如果“起点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再把中国的改革路径用“体制外改革”或“体制上的双轨过渡”等改革方式来解释了，因为按照“起点说”，重要的不再是改革的方式，而是改革的起点。[19]至于改革方式与改革起点在解释中国改革的绩效问题上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专题研究。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至少在逻辑上，“体制外改革”的这种理论是有问题的，它并没有真正捕捉住中国改革方式的最重要的特征，或许“双轨”过渡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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