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中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政府从社会的混乱和经济的窘困出发，充实国民福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专门设一章来谈这个问题，题为“政府在计划中的作用”。该计划认为：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政府除了要动用财政和金融手段来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和缩小经济波动幅度以外，还要“正确估计我国经济所具有的潜在的增长力，积极培养这种增长因素，排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该计划提出，政府的作用在于以下四个方面：（1）充实社会资本；（2）发展教育、振兴科技；（3）充实社会保障、提高社会福利；（4）引导民间企业[23]。这四个方面条条都与民生相关，事事涉及国民福利。
从理论渊源上说，主导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理论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混合。一方面，日本政府强调政府创造有效需求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崇尚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实行小政府、轻赋税、高储蓄政策。其理论依据是新古典学派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观点，即税收增加会降低资本和劳动的收益，引起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减少。
从表5可见，1955—1975年间，日本的税负水平基本保持在20%以下，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同处于经济勃兴之中的联邦德国。
表5 主要西方国家税负比较[24]
低税负的结果也是明显的，表6是对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储蓄率的比较。从中可见，1950—1984年间日本国内储蓄占GNP的比例一直高于30%，不但远远超过日本战前的水平，也超过包括瑞典、挪威等高福利国家在内的西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这当然和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节俭传统有关，但国家的“轻徭薄赋”政策无疑是高储蓄率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
表6 西方主要国家储蓄的比较[25]
（续表）
除了尽可能把税负控制在低水平以外，大规模的减税也是提高国民收入的主要手段。这是日本高速增长期财政政策最显著的特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大量税收，为保持低税负，日本政府把自然增收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减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日本减免税金总额达8383亿日元，相当于1955年的税收总额。如表7所示，进入60年代，减免税力度进一步加强，每年减免税额都在1000亿日元以上，1966年度的减免税额高达3640亿日元[26]。减免的重点是个人所得税，适当兼顾法人所得税。
表7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减免税结构[27] 单位：亿日元
（续表）
注：“－”表示增税。
另据桥本寿朗等日本学者的研究，从1955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个人所得税自然增收32298亿日元，其中有11190亿日元被用于减税，减税的手段主要包括提高起征点、减低税率、增加家属扣除额度等[28]。
除了减税之外，日本政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从图4可以看出，普通百姓的收入与其从政府财政的受益率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而其中非转移支付的支出又明显高于转移支出。换言之，收入越低的阶层从国家财政得到的补助和扶持越高。1972年，收入低于100万日元的阶层的财政受益率高达近100%，而收入超过200万日元的阶层的财政受益率则直线下降为不到50%；随着收入的增加，其财政受益率进一步递减。
图4 不同收入阶层的财政受益率（1972）[29]
由于减免税收和不同收入阶层的均衡财政效应，日本普通工薪阶层的现金收入直线上升。1950年日本的人均GNP仅为40643日元，1955年上升为81797日元，1957年一举突破十万日元，到1975年已飙升至561743日元。制造业的工资指数也节节攀升，1950年为49.7，1965年即上升到100，1970年进一步上涨到152.4，比1950年翻了两番[30]。
与此同步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将1934—1936年的平均消费水平计为100，则1954年和1950年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水平已分别恢复到战前水平，1960年上升到137.4和153.9，1970年进一步提升至220.6和310.9[31]。全国平均恩格尔系数从1955年的46.9%下降到1970年的34.1%。这段时间内，日本出现了两次名为“3C”或“三件神器”的家电消费热潮。第一次是在1957—1965年，表现为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普及。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在非农户家庭的普及率由1960年的41%、10%和8%分别上升到十年之后的92%、93%和75%[32]。第二次是1966—1975年出现的“新3C”，即彩电、汽车和空调的普及。1975年，日本的彩电普及率超过90%，汽车登记拥有量达1480万辆，平均每两户家庭拥有一辆汽车。在非农户中，乘用车和轻型客货两用车的合计普及率在1961年仅为2.8%，1970年大幅上升至32.1%，1979年更是达到60.1%[33]。
社会保障政策是收入分配的另一个侧面。如果说控制税负、减免税收是着眼于经济建设参与者的话，那么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则是对弱势群体的关照。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已经取得巨大成效，但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一是国内生活福利设施严重滞后于同期发达国家；二是过度的工业化产生了诸多公害。在此情况下，人们开始反思和公开质疑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从表8可以看出，自1965年佐藤内阁的“中期经济计划”开始，日本政府逐渐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单纯的增长导向向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转变，充实国民福利、建设福利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中长期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充分考虑人与自然之间、城乡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之间的协调关系。
表8 20世纪60—70年代的主要经济计划[34]
（续表）
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在《儿童福利法》、《身体障碍者福利法》、《社会保障法》、《精神薄弱者福利法》、《老人福利法》、《母子福利法》等“福利六法”的基础上，日本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已基本成形。在上述经济计划的指导下，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福利政策。由于日本已经在1961年实现了“全民保险”、“全民年金”，70年代的福利政策主要是放宽加入各种社会保险的条件，提高对参保者的给付标准。具体包括：1971年，建立普遍的儿童津贴制度；1973年1月，修改《老人福利法》，由政府支付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实现“老人医疗免费化”；1973年10月，又修改健康保险制度，把对参保者家属的医疗费支付比例从50%提高到70%，政府掌管健康保险的20%，费用由国库支出；1973年12月，修改《厚生年金法》，把厚生年金（加入对象为民间企业中的工资收入者）的每月给付额从1965年的2万日元提高到5万日元，同时要求国民年金（即基础年金，加入对象为全体日本国民）对夫妇二人的给付额也相应提高到5万日元。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影响，政府还规定年金给付额与物价挂钩，当物价波动幅度超过5%时，年金给付额就自动调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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