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银行制功能的衰竭

二、主银行制功能的衰竭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主银行制赖以生存的诸多特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主银行制开始走向衰竭。从日本银企之间形成的特殊联姻关系出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借款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经过经济高增长期的快速发展，彻底告别了设备投资资金不足，投资、技术可选择性狭小的制约。一方面，大企业可以自由发行债券和股票，内部留成急速增加，在长期资金方面几乎完全脱离了对银行的依赖。另一方面，大部分日本大企业开始进入自担风险开发新产品和自主选定事业领域^[13]的时代。因此，大企业对银行贷款依存度的下降以及银企关系的疏远，说明主银行和大企业分道扬镳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由于家庭经济回避风险的行为特点依然如故，作为银行资金主要来源的家庭储蓄流向银行、人寿保险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仅要为运用这些资金大动脑筋，更有甚者不惜铤而走险采取扩大冒险经营的举措。

第二，产业振兴型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丧失以后，代替产业振兴，日本政府出台了以重点开发尖端技术为目标的新的产业政策。然而，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支持超大型集成电路开发为内容的技术开发振兴政策以失败而告终，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高增长期曾发挥过重要指导作用的产业政策的效力与作用。

第三，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当局实施的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事前指导机制遭到抨击，弱化政府作用的倾向日趋明显。一方面，自1985年起因政府机构瘦身开始压缩公务员编制，隶属于公务员序列的大藏省检查官也成为裁员对象，而检查官绝对数量的减少，削弱了金融当局的检查力度。另一方面，在金融自由化推进的过程中，银行下设分支机构数量猛增，面对不断膨胀的金融机构，日本金融当局的监督工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均大打折扣。大藏省向银行派驻领导的监督措施与银行经营指标之间也随之出现背离。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曝光的银行下属营业所职员合伙协助犯罪团伙“开空头支票”、利用虚设存款行骗、向“总会屋”^[14]提供财物、与暴力团保持亲密关系等银行违规事件^[15]，无不充分说明日本政府监督的退出与银行经营者和银行职员道德水准退化的潜在联系。

第四，银行收益率的低迷使银行部门逐渐滑向比较劣势产业。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即使银行收益率步入复苏轨道，扩大风险经营的诱因依然存在。实际上，在80年代后半期，银行收益率曾出现过恢复的端倪，而这一外在性恢复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银行实行了高风险、高周转率的融资手段^[16]，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住友银行。住友银行为提高利润，曾提出“使出全身解数，不惜失败”的口号。住友银行为追求高风险收入不惜铤而走险的经营方式在泡沫经济时期曾盛传一时。

第五，银行对经营陷入困境的企业的经营者实施纪律约束越来越举步维艰^[17]。而建立主银行关系与附加利率之间的联系也几乎丧失殆尽^[18]。总之，随着投资、技术选择余地的扩大，大企业试图摆脱主银行的审查和监督的倾向日益增强。加之泡沫经济时期，因股票、土地的账外利润上升，利用股价暴涨将超量资本发行形成的边际利润作为内部留成，使企业对自身抗风险能力过度自信，上马了一些低收益的投资项目^[19]。如此游离于有效监督之外、天马行空的现象，说明在日本大企业和银行中法人治理架空的状况已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