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策不利于人们提高收入

网易财经:除了垄断企业，还有户籍制度、土地垄断的问题等等，这些因素对于人们的收入分配有什么样的影响?

盛洪:户籍制度当然是有影响啦，因为户籍制度它会形成明显的地域歧视，比如北京的户口要比外地的户口更值钱，是吧?它导致的是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吧?不仅是北京，我听说在深圳也这样。这种差距不是一点点。除了工资以外，还有本地的这种公共服务，是吧?你要在本地区上幼儿园，去上小学，享受其他公共服务，也不能像本地公民那样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所以这都是影响收入分配。

土地问题就更严重了，尤其是城市周边的土地。按照《宪法》，它是归农村集体所有的，但是《土地管理法》规定，建设用地要用国有土地，农村集体的土地要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必须要经过政府征用，这是一个被推导出来的规定，它是一个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呢，在中国被视为法律。

就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政府征用地过程，即所谓的城市化过程，就是一个收入分配极不合理的再分配过程。

网易财经:我们知道天则所是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请问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不是也阻碍了人们收入的改善?

盛洪:18亿亩耕地红线，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中国的粮食供给不够，或者不够稳定，是因为土地供给太少，这首先就是一个错误。现在讲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一个没有很仔细的研究、分析和论证的数字。后来据说，国土资源部搞了一次所谓航拍，发现我们实际的耕地比18亿要多得多，所以这个数据本身就是很荒诞的，坚守也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

当然，到底是18亿还是20亿亩，我觉得都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在于，用18亿亩耕地红线，来推导出一系列的结果。保护耕地的结果是首先得出一个剥夺农民权利的决定来，就是农民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土地用于什么样的用途。那么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如果要把这个农村土地改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就必须要经过政府征用。

农民如果不能够决定这个土地的用途，他就没有权利向别人谈判，他手中的土地本身就贬值了;第二它赋予了政府这样的权利，使得政府能够大规模的去征地。我们的初衷是要保护耕地。结果呢?依据18亿亩耕地红线，剥夺农民权利，使得农民不能跟政府平等谈判，不能获得更多补偿，因为政府能够用更低的价格来征用土地。于是价格越低，征用的土地越多。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这个土地是按2万一亩去征的，这个数字在很多地方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数字，甚至还不算很低，和用20万去征一亩地，肯定2万一亩会征的更多，20万一亩会征的更少。假如让农民能自己决定这个土地是用于农业还是转为城市建设，他可以直接跟开发商去谈，那么土地价格绝对不会这么低。如此一来，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的数量就会减少。

《土地管理法》的一个基本理论，以及它的所有逻辑都是为了保护耕地。因为保护耕地，所以它要剥夺农民的权利，不许农民改变用途;因为要保护耕地，所以它要求所有的耕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要由政府征用。《土地管理法》就是这个逻辑，但是这个逻辑是不对的。要保护耕地，其实未必是要剥夺农民的权利，保护耕地未必是要城市政府直接征地。

网易财经:网上有一种声音，他们说天则所是接受了外国基金的资助来做18亿亩耕地红线调查和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天则所提出的声音是损害中国利益的，您怎样看这样的批评?

盛洪:天则所做各种研究，有方方面面的资金来源，其中包括国外基金会、中国政府部门，也包括一些企业。但是天则所作为一个负责的研究机构，首先要做到的是中立。所以这些基金会，包括跟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的时候，都有一个中立条款，就说我们的研究不受委托方的影响。我们是要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结果，我们是要为整个社会负责。所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对中国负责的。我想我们的研究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我们欢迎各种各样的批评。

反过来说，福特基金会的问题。福特基金会它早就进入中国了，而且它在中国资助最多的研究机构是体制内研究机构，它是挂靠在中国社科院下面的。多少年来，它的绝大多数的资助资金是给中国社科院各个研究所的。所以如果有些人认为，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基金，研究成果一定是卖国的，或者是对中国不利的，那你就赶快去梳理一下所有这些福特基金会支持的这些项目，我觉得这才是公正的。

网易财经: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政府干预的因素在阻碍着人们的收入提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又寄希望于政府通过税收，通过提供更多福利来改善他们的状况，您觉得这种愿望能够实现吗?

盛洪:我们现在的国企，尤其是央企，他们的收入是平均收入的5到10倍，那么通过税收去怎么改进呢?是吧?实际上我们首先做的事情，是政府要消除它对国企的这种优惠政策，取消他们的垄断权，这样我觉得才更公平一些。

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一些累进税制也好啊，然后对穷人给一定的补贴也好啊，才能谈得上。但是即使这样做也还是要慎重。关注收入分配，我们首先还是要强调减少政府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