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安全管理的理论根源

第四章　交互式安全管理的理论根源

一、交互性：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纽带

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系统交互性。事实上，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朴素的系统思想，即“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对于这句话，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的潜台词实际上就是“系统交互性使得系统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如果不存在交互性，系统整体性也会消失，只能是整体等于其部分之和。尽管系统思想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而复杂性科学研究作为系统科学发展新阶段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多年来，系统研究者一般认为系统具有的常见属性是整体性、集合性、相关性、阶层性、目的性，并且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Bertalanffy把整体性看做是系统最重要也是最显著的特征，但都没有提及系统的交互性。关于系统的定义，系统论研究领域也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一个相对普适的系统定义是“系统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的许多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到，系统构成要素间的交互作用突现了系统的属性，决定了系统的功能，即系统属性和功能来源于系统交互性。

系统交互性是指系统任一构成要素与其他构成要素间至少应该存在一种交互作用的性质，也就是说用有向图表示的系统结构是连通的，这才能保证Bertalanffy所说的系统最重要、最显著的属性为整体性。当系统研究演进到复杂性科学研究阶段，我们有理由对前人关于系统属性的表述，特别是在阐述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属性方面，进行必要的补充，即系统除了具有以上五个属性之外，还至少有两个重要属性——系统复杂性和系统交互性。过去，我们在讨论系统的性质时，总是强调系统整体性是最重要的属性，而没有提及系统交互性。整体性除了表明它是系统的一个重要性质外，并没有能够提供其他任何有用的信息，无法让我们对系统的其他属性，如复杂性、和谐性等属性进行统一。由此可见，系统交互性是系统最基础的属性。

系统交互性的界定使得我们可以将社会技术系统内外部纷繁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依据交互性质的差异划分为基本交互关系、规范交互关系及文化交互关系这三类最基础的关系，以及由这三类关系合成的一类关系——混合交互关系（见表4-1和图4-1）。后文中关于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核心理论体系的数理描述中，我们还要重点讨论这三类基本交互关系及外部环境间的接口类型（见表4-2）的确定和设计，这将从根本上关系到系统整体和谐性的实现机制，并决定了一个具体的复杂社会技术系统能否实现本质安全。此外，系统交互性的界定也直接导致了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逻辑体系的确立。

图4-1　社会技术系统内外部交互关系及接口类型

表4-1 各类交互关系所表示的具体内容

在管理实践中，对于法约尔给出的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和管理六类活动，无论是对一般管理领域所讨论的活动，还是安全管理领域所涉及的活动，这些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中任何一类活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同其他活动存在一定的交互性（互动性），这样就建立起组织内外部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组织结构。任何一种活动的执行或完成都会或多或少涉及人与物、物与物，或者人、物与环境间的互动，这些互动的过程必将会牵涉到关系建立、关系传导、信息传递、关系变化、关系强度演变等。因此，企业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处理和协调（即配置）组织内外部存在的各类关系。在企业活动中，可以说互动性（或交互性）无所不在，互动过程实际上就是关系建立、演化及调控的过程，关系配置就成了管理活动的最主要内容。交互式安全管理的理论根源就是试图通过组织内外部关系的合理配置和调控以协调和引导组织行为，从而实现组织的各类安全目标。

表4-2　四类交互关系间的接口类型

二、复杂性：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新视角

我国学者关于组织管理复杂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思危作为我国组织管理复杂性研究的倡导人和发起人之一，曾经对复杂性科学作过如下界定，认为复杂性科学是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科学。但在实际研究中，特别是当前人们对复杂性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前，按照这个定义会将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围拓展得太大，囊括很多与复杂性不相关的研究内容，混淆研究主题，给研究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不利于复杂性科学范式的早日确立。因此，为了便于实际研究需要，我们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范畴进行了必要的界定，认为复杂性科学是一种层次更高的整体性科学，是研究复杂系统及其复杂性的科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知识体系间的交叉融合，其研究对象包括物理系统、技术系统、生物系统及社会技术系统，主要研究方向涉及管理复杂性、系统复杂性、技术复杂性、生命复杂性、社会复杂性、经济复杂性。并且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系统复杂性也是复杂系统存续与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人类由于受到其所处年代的科技水平和认识水平限制，对这种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的认识过程。

国内对系统和谐及复杂性进行整合研究以形成系统化的组织管理复杂性理论和方法体系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已经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但是过去的研究往往是将复杂性、系统和谐及安全性割裂开来研究的，试图透视各自的成因机制及实现方式，而没有意识到系统交互性这只“有形的手”却可以将它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无所不在的交互性并配合着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使得现实世界变得如此异彩纷呈。现实中存在的系统，其复杂性是什么？复杂性来源于何处？系统和谐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复杂性、和谐性及交互性与系统安全性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基本回答了这些问题，只不过线条还有些粗犷，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尽管复杂性科学还很年轻，其研究范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但国内外学者仍然在这个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且卓有成效的研究。虽然这项研究才刚刚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统一将会得出一些令人惊奇的结果。

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了组织管理复杂性的哲学命题，指出组织系统复杂性具有二重性，系统交互性是复杂性的基础，是客观复杂性的来源，如果在辨识系统过程中，由于系统构成要素的交互作用突现的系统整体性属性超越了人脑的认知极限，这时主观复杂性就开始突现。上述有关组织管理复杂的哲学命题并没有使得管理复杂性研究步入可操作层面，直到席酉民教授在他的名著《和谐管理理论》中提出管理复杂性主要源于因果律失效，并做了系统的论述，才使得管理复杂性进入可操作层面。在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中，我们对组织管理复杂性来源问题作了必要的补充，并对因果律失效作了重新诠释。我们从系统结构敏感性入手，认为组织管理复杂性有三个重要来源：

第一，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在组织结构中，组织宏观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使得显性组织结构只是结构复杂性的载体；组织微观结构具有多变性，构成要素不断变化，构成要素间关系也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多变性，这样组织的隐性结构就成了结构复杂性的主要来源。

第二，组织管理的复杂性。即由于结构敏感性及管理问题的情境依赖性的存在导致的因果律失效。

第三，认知复杂性。人的有限理性及认知有限性，使得复杂性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科技的进步而变化。

正是系统交互性这条纽带将系统复杂性、和谐性及安全性统一于具有整体性质的系统内，使得我们可以将复杂性、和谐性及安全性统一起来，形成全新的安全管理理论——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根据该理论，对于不同复杂程度的系统，其复杂性将会影响到系统和谐实现方式及事故控制模式，并最终影响到系统安全性。在现有的组织管理复杂性研究成果中，还没有理论系统化地阐释交互性、复杂性、和谐性及安全性的内在关系，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是针对高危复杂系统首次对这四种性质进行统一的理论，使得该理论具有崭新的理论视角。

三、和谐性：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基石

为了应对国内发展和国际环境变化的需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历史性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因此，目前关于和谐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学术意义，在新的形势下和谐理论研究将具有更加重大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意义。和谐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必将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加科学和合理。

系统安全应该是和谐的前提，但系统安全性的实现基础却是系统和谐的实现，这种看似矛盾的阐述主导了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有关系统安全性和谐调控思想。席酉民教授提出系统“和谐”思想已近20载。起初，席教授将系统的和谐性定义为，“描述系统构成、组织管理、内部环境、系统成员精神状态等方面，内部和其间关系匹配程度以及系统内外适应程度的标量函数，其值越大，系统各种关系的匹配程度和内外适应程度越高”。近来，席教授又提出了基于“和谐主题的辨识、围绕和谐主题的和则、谐则及其耦合”的和谐管理理论，并对“和谐”进行了创新性的界定，将和谐管理理论推进到实用性研究阶段。从席教授在早期著作《和谐管理理论》中提出的和谐思想到近期对“和谐”的诠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20年来“和谐”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和谐理论的研究也处于不停的演变和发展之中，已经从最初关于社会经济系统和谐机理的研究及如何降低负效应跨越为“围绕和谐主题的双规则问题解决学”。现在关于系统和谐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管理理论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多次提到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亚信会议时又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亚洲的设想。因此，和谐理论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学术意义，也将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意义。

系统的和谐性究竟是什么？席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已经给出非常精准的界定，这里我们不再赘述，但笔者还是想对系统和谐性从一个更为直观的角度给出一个相对通俗的解释（也可以说是基于席教授的社会经济系统负效应的普遍性），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亚里士多德魔咒般的格言——“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也就是说一个和谐系统一定满足“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同样只要满足“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则该系统就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和谐性，和谐系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同理可得，系统不和谐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整体小于或等于其部分之和”。

为什么和谐系统满足“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现代系统论创始人Bertalanffy根据对生物体基本特征的直观理解，创造性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系统是一个复杂实体，最典型的属性是整体性，其整体性正是由于构成要素间存在的交互作用所突现的。因此，系统和谐性事实上就是存在于系统内外的交互作用的和谐性，不和谐必然会导致“整体小于或等于其部分之和”。

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技术系统，该理论的基础主要是系统和谐理论。由于不同类型的系统，系统和谐性的含义是不同的，系统和谐的实现路径也是不同的。技术系统通常是由相互作用的物质要素（不包括人、生物）构成的整体，如汽车、电视机、计算机等，元素间的交互作用是单向的、单一的、线性的，系统的和谐可以根据自然科学知识通过系统优化设计来实现，系统可以达到最大和谐性，该最大和谐性通常是指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达到最优化。社会技术系统是由其构成要素（个人、物、信息、文化）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见图4-2）。它具有自组织性，构成部分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大部分构成要素是一种智能体，智能体间的交互作用是双向的、多重的、非线性的。与技术系统相比，社会技术系统更加庞大和复杂，它的和谐是通过智能体的容错性、自组织性，以及政策、法律及文化所形成的和谐交互机制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将个人、物、信息及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而不是人、物、能及信息，因为“能”事实上是人、物、信息及文化通过交互作用生成的，不可以算作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按照前一种定义，社会技术系统可以分为物质层、行为层及文化层三个层次，存在于这三个层次中的交互作用分别为基本交互、规范交互和文化交互，信息是人、物及文化间的润滑剂。对于社会技术系统的物质层中的问题或任务总可以通过“优化设计”来解决，但对于存在于行为层和文化层的问题或任务则必须通过“优化设计”和“人的能动作用”双规则的互动耦合有效解决。系统的不同层次遵循不同的交互机制，系统和谐正是通过不同层次的交互作用共同形成的。

图4-2　社会技术系统的构成

对于实际存在的社会技术系统，系统和谐并不意味着“系统组成最优”，通常只是达到有限度的优化。尽管在系统论中提及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又会反过来影响结构，但对于最优结构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最优功能，最优功能必须要有最优结构与之相对应并没有明确阐述。假如最优功能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最优结构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对于社会技术系统，最优结构又是什么？最优功能又是什么？由于社会技术系统的动态自组织性和不可重复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对于这样的系统一定要判断它的最优功能和最优结构不仅非常困难，而且不切合实际。按照席教授对于系统和谐性的定义，和谐系统的各种关系是匹配的和内外适应的，那么匹配性又是什么？又该如何度量？是不是理想和谐状态就必须要求系统的要素应具备最优状态？如果是，又该如何证明？尽管席教授定义了系统和谐性、系统和谐程度及系统不和谐程度，从这些定义中我们还是无从知道什么是和谐系统。是不是当DH（x）< 0.5时，系统就是不和谐的？或者当DH（x）> 0.5时，系统就是和谐的？如果系统和谐程度体现在系统各要素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那么系统和谐的实现机制应该是系统的交互机制。

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在席教授和谐理论研究基础上，期望通过系统和谐来实现系统安全。针对技术系统与社会技术系统的不同特性及和谐实现路径的本质差异性，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和谐实现的交互机制，并构建了社会技术系统的和谐交互机制数学模型，给出了判定系统和谐的充分必要条件及判断系统实现和谐的条件，得出系统和谐并不一定表示系统中元素间的交互作用都是完全匹配的重要结论。这些有关和谐的思想、思路及研究结论构成了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基础。

四、关系配置：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实施手段

为了更进一步探索交互式安全管理的理论根源，这里我们回到经济学研究中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大多数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尽管不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与经济学定义相比照，管理学定义更加泛化，难以进行有效统一，但一般都会涉及战略、决策、行为及目标等问题，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组织内外部关系的调节与控制。因此，可以据此提炼出其核心思想，即管理学主要是研究组织内部及外部关系的如何合理配置以引导和协调组织行为实现组织的各种目标。由此可见，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所特别提到的关系配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和配置。在管理实践中，互动关系是组织存在和实施组织管理的基础及前提条件，由于互动的存在才使得管理者与管理对象存在并相对区分，进一步通过关系配置形成组织，并以组织为载体来发掘组织和人的价值，实现组织目标。

图4-3　基于互动关系的组织及组织管理

基于互动关系的管理思想，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在应对复杂系统失效问题时，认为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系统的和谐性，系统失效正是起源于其内外部交互作用关系配置的不和谐性，并通过系统结构敏感性的作用，逐渐发展、演化为事故。因此，交互式安全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关系配置，以达到系统和谐，从而实现系统安全目标。正如我国著名管理学家、和谐管理理论创始人席酉民教授所言：“（系统）安全性主要起源于人物互动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除了提升人的理性认知外，出路就在于互动机制，以人的不确定性（能动性）应对客观（系统）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系统的）不确定性，以提升互动秩序，也即安全性。”

本章小结

本章对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理论根源进行了阐述。尽管笔者在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就已经创造了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这个名词，并对交互式安全管理的理念做了初步阐述，但在其后的研究中，该项研究一直难以形成有效突破，无法形成一个完全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种研究状态一直持续到对该理论的根源有所突破后才有所改变。

系统交互性是系统复杂性及和谐性的基础，也是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的突破口。由“系统交互性”这条交互式安全管理的理论纽带入手，逐步将“系统复杂性、系统和谐性及系统复杂性”等属性与复杂系统安全性统一起来，并运用“关系配置”替代经济研究中的“资源配置”来实现对复杂系统失效的和谐调控，不仅对一般管理研究思路进行变革，也对安全管理理论进行了必要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