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投入科技的资金的使用

第六章　以增加科技投入的方式促进市场繁荣

广义的科技投入包括科学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科技教育培训的投入、科技服务与示范推广的投入。狭义的科技投入是专指科学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投入，通常不包括在广义的科技投入或狭义的科技投入之内，而是与科技投入并列的。这是从经济统计学的角度所进行的区分。

本章所讨论的科技投入要比上述广义的科技投入的范围更广一些。它把广义的科技投入(科学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科技教育培训的投入、科技服务与示范推广的投入)和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投入都包括在内。换言之，本章所讨论的科技投入实际上是指用于科学技术发展与技术改造、进步的各种投入的总和，即不限于从经济统计学的角度来进行区分，而是着重于从投资理论或国民经济运行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科技投入，才能更好地说明科学技术发展与技术改造、进步同长期市场繁荣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解决市场疲软问题的对策选择

一、市场疲软的结构性

最近一段时间内，我们虽然在压缩投资和控制消费需求增长方面取得了成效，物价上涨幅度明显降低，国际收支状况也有较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市场销售状况却并不理想，产成品积压，库存物资增多，资金紧张，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即使在工业产值增长率回升以后，库存品增多和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也并未扭转。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经济界的密切注意。要使当前的国民经济转入良性循环，必须克服市场疲软现象，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现实经济中出现的市场疲软主要是结构性的疲软。结构性的市场疲软反映于:

1.一些产品供不应求，另一些产品积压滞销;

2.有些产品在某些地区供不应求，而在另一些地区积压、滞销;

3.有些产品在某一质量档次上供不应求，而在另一质量档次上积压、滞销;

4.有些产品的某些花色品种供不应求，而另一些花色品种却积压、滞销。

从总体上考察，市场疲软仍然掩盖不了社会总供给不足的事实，不能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总供给过剩的状况。

结构性市场疲软的危害性不可低估。这些危害性是:

1.市场疲软必然引起经济的低增长率和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减少财政收入，加剧财政的困难;

2.市场疲软必然引起企业开工不足或造成一部分企业停产、关闭，这些都将加剧社会就业问题，造成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或加重财政负担;

3.企业亏损以及企业停产或开工不足，将影响职工收入，并增大职工家庭的抚养系数，还有可能使职工改变收入预期(如认为收入前景不佳，至少收入增长无把握)，修改购买意图，从而进一步加剧市场疲软现象;

4.由企业产品滞销引起的企业相互拖欠，使企业处境困难，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企业经济效益继续下降。

为此，从政府到经济界，都在为走出市场疲软的困境，促使市场由疲软转入繁荣寻找对策。应当承认，政府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克服市场疲软现象的措施，如降低银行利率、扩大商业部门收购、向流通环节投入启动资金等，虽能收到某种效果，然而，总的说来，它们所起的作用仍是有限的。不能对这些措施的作用估计过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疲软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上述这些对策主要是针对需求总量而制定的，用于调节需求总量的措施不可能在解决市场结构性疲软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下面分别论述一下上述几项措施的效应。

二、若干治理市场疲软的对策的分析

(一)降低银行利率

银行利率下降在减轻企业负担和缓和企业面临的困难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利率升降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这就是说，在市场商品紧俏时，提高存款利率可以把一部分居民收入转为储蓄;而在市场疲软时，虽然降低利率，但居民不一定会把已经存入银行的收入取出来购买商品。加之，居民一旦把货币存入银行作为养老保障金、子女教育费、疾病或紧急需要的备用金之后，就会有一个预期的收益额。利率降低后，储蓄存款的实际收益额减少了。这样，为了弥补实际收益额与预期收益额的差距，一部分居民还有可能再增加储蓄。可见，除非银行利率大幅度下降(而这是十分危险的)，否则，降低银行利率(微调)解决市场疲软的作用不可能很大。

那么，能不能通过降低银行利率，增加银行给企业的贷款，帮助企业清理“三角债”，从而迂回地达到治理市场疲软的目标呢?看来，这也难以收效。甚至可以认为，企业之间已形成的债务链的解开不是采取某个局部性的措施就能收效的。降低银行利率，增加给企业贷款，通常被认为是“注水入泵”之类的措施。“注水入泵”是指这样一种做法，即在生产资料闲置，经济处于停滞状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给企业的贷款，使停滞的经济启动，从而能够达到较充分地利用生产资料，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的目的。然而在企业相互拖欠货款时，这类做法并不能解决市场疲软问题，至多只是相当于给债务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注一些润滑油而已。何况，银行为解开企业之间的债务链而投放的贷款，并不能保证不被企业挪作他用，结果贷款发放很多，债务链还是存在，企业依旧资金周转不灵。再说，如果银行不能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轻重缓急来分配贷款金额，那么即使企业利用所得到的贷款还债，但由于产业结构依然失调，结果是旧债刚清，新债又来，三角债照常困扰着企业。

(二)扩大商业部门收购

扩大商业部门收购对于解决工厂眼前的困难当然有些好处，但商业部门只是中间环节，而不是最终消费者。如果商品真的有销路，商业部门自己会设法多进货，用不着政府下命令给商业部门。

商业部门扩大收购是需要银行提供资金的。姑且不论银行是否有那样多的资金来帮助商业部门收购各种积压、滞销的产品。即使银行可以大量贷款给商业部门，如果商品依然销路不旺，商业部门收购后，无非是把工厂库存变为商业库存。何况，商业企业的库存太多，利息负担重，也会亏本，同样使国家受到损失。因此，扩大商业部门收购，如果从增加国家商业部门对某些商品的必要的储备额方面来看，当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指望由此就能克服市场疲软，则并不是真正有效的对策。

(三)投入启动资金

从原则上说，这种做法的确是有根据的，因为资金投入以后，就能逐渐带动经济的正常运转。问题是，资金投入到哪些环节，哪些领域，才能收到较好的成效?怎样才能使资金的投入不至于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我们看来，以下两种看法都不正确:

第一种看法是，资金应当大量投入基本建设，以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来带动经济运转。我们对这种看法感到疑虑。当然，基本建设需要投资，否则经济增长将缺乏后劲。但要知道，在目前的投资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下，在地方和企业都缺乏利益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尤其是在某些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如动力、能源等)仍然紧张的情况下，基本建设的大量投资不仅有可能造成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而且也会造成基建投资由于“瓶颈”约束而迟迟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生产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从而产生资源浪费等现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尽管从表面上看，经济增长了，但却又会带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所以资金投入基本建设的数额只能适度，而不能指靠扩大基建规模来解决市场疲软问题。

那么，能不能实现如下的意图，即一方面把大量资金投入基本建设以启动市场，另一方面运用银行利率的杠杆来制约企业，迫使企业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呢?看来，这也是不现实的。要知道，从经济体制上看，由于企业至今依旧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和企业缺乏自我约束的机制，因此利率杠杆对投资的约束力不大，企业在基本建设中并不受利率杠杆的制约，结果依然有可能造成基本建设投资失控和基本建设投资效益低下的情况。

第二种看法是，资金投入的重点应当是流通环节。不错，投入流通环节的资金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前面在分析三角债和商业部门收购问题时已经说明了这些。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市场疲软是现象，深层次的原因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只要产品结构不协调和产业结构不协调，只要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为消费者所需要，那么把再多的资金投入流通环节，还是有可能继续造成产品的积压、库存的增加。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以资金投入生产领域为主，投入流通领域为辅。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难以克服市场疲软，反而会造成资金浪费，使资金更为紧张。

三、启动资金投入科技开发领域的作用

当前，启动资金究竟应当主要投入哪个领域?我们认为，应当主要投入科技开发领域，尤其是与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部门密切有关的科技开发领域。把加速科技开发，发展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同解决市场疲软问题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既增加有效需求，又增加有效供给，从而能够使经济走出市场疲软困境的途径。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1.当前的市场疲软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质量低下，式样陈旧，花色品种单调有关。广大消费者并不是由于家庭消费品存量已经饱和而不愿购买消费品，他们之所以不愿购买，部分原因是商品本身在质量和花色品种上不符合要求。于是他们被迫推迟购买，甚至转换消费支出的投向。这也是一种“持币待购”或“存款待购”现象，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反映，1990年第一季度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58000件，其中质量问题就占2/3以上。如果把启动资金投入生产领域中的科技开发，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推出新产品，改革现有产品，这样就可以打开销路，增加销售量，并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2.对外贸易是解决市场结构性疲软的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假定国内既有短缺商品，又有滞销、积压的商品，二者又无法替代使用，那么，通过出口和进口，有助于缓和市场的结构性疲软。而且，从国际市场的状况来考察，扩大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的潜力相当大。1989年，我国出口仅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1.7%，甚至低于香港(2.4%)和台湾(2.1%)等地区。但问题在于，国内库存较多的、积压的商品怎样才能开拓国外市场，增加对外的销售量呢?这里，除了有汇率因素的作用外，不可否认，加速和依靠科技开发将是扩大出口额的重要因素。当前，限制我国商品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高精尖、深加工的产品很少，而且产品质量不高，品种单一。因此，投入科技开发的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开发高技术、深加工的出口产品，用于提高现有产品质量和推出出口商品的新品种。如果科技开发工作取得成效，出口商品档次提高了，质量改进了，外销量可以扩大，国内的市场疲软状况也可以得到缓和，同时还能增加外汇收入，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

3.在强调产品质量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价格因素在商品销售中的作用。考虑到我国城乡居民的现实收入水平，应当承认，不少消费品价格偏高也是市场销路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某些消费品的价格之所以居高不下，则又与生产资料价格偏高有关。因此，把资金投入生产领域，用于科技开发，必将有助于降低物耗，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商品销售价格就有可能下降。这对于增加商品销售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都是有利的。

4.科技开发事业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有多方面的投入产出联系。比如说，科技开发需要有一定的设备，而设备的制造又可带动一系列部门的生产。因此，加速科技开发，必将通过各种投入产出联系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5.经济增长过程同时也是新旧部门比例变动的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如果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使得新产业部门有较大的发展，使得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在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不仅可以摆脱目前市场疲软的困境，而且会使我们的经济走上新的台阶，呈现新的局面。

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清楚地了解加速科技开发的意义。同时还应当说明一点，这就是:增加科技开发的资金投入是可以避免新一轮通货膨胀的。

近年来我国技术改造与进步的实践充分说明，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坚持走内涵挖潜的技术进步道路。增加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投资，可以用较少的资金投入，收到增加产值、增加利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和扩大销售的效果，而且投入产出周期较短。因此，把资金主要投入生产领域内的科技进步，走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的道路，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使资金投入成为有效的资金投入，而且由于这种资金投入所带动的经济发展是同新产品的提供、新市场的开拓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将促进货币的回笼，不会因资金投入量的增加而发生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换言之，通过科技开发而带动的经济发展，将是一条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途径。

第二节　把科技开发与解决市场疲软问题结合起来

一、重视投入科技的资金的使用

明确了加速科技开发与解决市场疲软问题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要研究的将是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投入科技开发的资金不被挪作他用;二是如何提高投入科技开发的资金的经济效益，以便尽可能有效地解决市场疲软问题。

要防止投入科技开发的资金被挪作他用，固然需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和一系列监督、检查的措施，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设法使投入科技开发的资金所能获取的利润大于挪作他用所可能带来的好处。为此，既要规定对于科技开发投资挪作他用的处罚(高税负、高利率、罚款、甚至没收由此所得的收益)，又要规定科技开发投资的各种优惠(如减免税收，利率优惠等)。

关于科技投资的经济效益，的确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要知道，我国的科技投资总量是有限的，即使能增加科技投资，但限于国力，也不会增加得太多。因此，必须合理使用科技投资，提高科技投资的经济效益。那么，究竟怎样提高科技投资的经济效益呢?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一是靠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二是靠新技术、新设备，并保证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供应，以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三是靠加强管理，即合理组织每个单位的人力和物力，使之有效结合，提高效率，但更重要的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提高科技投资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一是宏观决策的正确;二是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如果宏观决策错了，或出现偏差，科技投入再多，经济效益也不可能提高。宏观决策包括的主要内容是:选择重点科技攻关的领域，确定主题，制定阶段性目标，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合理结构等等。再就改革科技体制而言，应当用科技立法来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并巩固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果。科技体制改革将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宏观环境，同时也为科技方面的宏观决策的正确性提供保证，即能够使得决策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上进行。

当前，要使得投入科技开发的资金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应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增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科技投资，并保证科技投资得到有效的利用。为了提高这些科技投资的经济效益，建议加强这些科技投入的可行性研究，对近期和中长期的经济效益进行测算，然后有选择地重点投资。考虑到在目前财政状况之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可能大量增加科技投资，而只能适当增加科技投资，因此，对于来自财政的科技投资，更应当重点使用，而不应采取撒胡椒面的方式。

第二，科技投资的另一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从较长时期考虑，可以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中国科学技术投资银行”，专门从事科技开发的贷款工作。而在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应该举办科技开发的专项贷款，扩大信贷规模;对于风险较大的项目另设风险投资项目贷款，以促进科技开发。在科技开发、风险投资项目的贷款方面，可以按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程度的优惠。同时，银行系统中应增加科技方面的专门人才，或聘请兼职的科技专家，对科技贷款的使用进行评估和检查，提高科技投资的经济效益。

第三，通过企业的联合、兼并、参股，促进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的联营，组成生产和科技开发合一的企业集团。^[1]这种企业集团可以是松散型的、半紧密型的，如果条件成熟，也可以是紧密型的，也就是资产一体化的。但不管采取哪一种类型，只要建立了生产和科技开发合一的企业集团，投入的科技开发资金总可以得到较有效的利用。这些企业集团，一方面，由于同商品市场有密切的联系，了解市场的动向和商品的行情，从而在新产品开发和新市场开拓上有主动性、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本身有一定的科技开发能力，能够使科技研究成果较快地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并迅速取得经济效益。因此，银行对这样一些企业集团贷款，可以使贷款发挥较大的作用。

第四，在投入科技开发领域的各种资金中，不应忽视企业自身的科技投资的重要性。企业是科技开发、技术改造和进步的投资主体之一。但企业要成为这样的投资主体，必须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企业经济效益越高，企业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越大。关键是调动企业自身科技投资的积极性和建立促使企业自身不断增加科技投资的机制。从数量上规定企业应以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投入科技研究与开发，当然要比不规定这样的比例好一些，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或者企业对此不感兴趣，缺乏积极性，那么这样的比例仍然无法付诸实施。因此，这个问题唯有通过深化企业改革才能解决。比如说，在完善企业承包责任制时，不仅应当规定技术改造和更新的指标并认真考核，而且要使得企业在由于自身科技投资而创造的利润中获得较大的比例，使得企业感到增加自身科技投资是有实惠的。而对于高技术企业，则更应当加强扶持和引导，鼓励它们不断增加自身的科技投资，并使它们能得到更大的实惠。此外，还应注意到，如果企业经济效益为既定，那么企业税费负担越轻，企业就越有能力增加发展基金，用于科技开发、技术改造和进步。为此，必须切实解决企业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特别要切实制止来自各个方面的对企业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使企业增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五，扶植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民办科技企业是指由科技人员按照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成立的，从事科技开发、技工贸、技农贸一体化经营的企业。从资金结构方面看，绝大多数民办科技企业是公有制的;从人员结构方面看，科技人员大约占到从业人员的一半左右。它们目前已成为扩散科技成果，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推动技术进步的一支生力军。民办科技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具有适合于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企业运行机制，它面对市场，反应灵活，按照市场的信息进行投入与产出;它在分配方面打破了大锅饭，采取与效益挂钩的分配方式，从而使效率不断提高;它既能自我约束，又能自我积累与发展。因此，民办科技企业是有广阔前途的。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民办科技企业也大有潜力，它能利用自己在科技上的优势，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外汇收入，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

第六，提高折旧率。折旧基金用于重置固定资产。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固定资产的重置就应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但在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低折旧率。1983年以后，折旧率虽然略有提高，但目前国营企业平均折旧率依然只是稍高于5%，仍是相当低的折旧率。折旧率低，形成“吃老本”的状况，使得企业固定资产被掏空，使得企业设备老化，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无论对国有资产的维护还是对企业的技术进步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提高折旧率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此外，还必须注意到，我国现行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是按固定资产账面原值提取折旧基金，而用现行价值去补偿固定资产。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币汇率一再下调，固定资产重置价格与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严重背离。按固定资产账面原值提取的折旧基金远远补偿不了实物形态的固定资产，从而也导致企业固定资产被“掏空”。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提高折旧率的必要性。

当然，在现阶段提高折旧率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折旧率的提高，一方面给某些企业带来困难，另一方面也会影响财政收入。但折旧率又是非提高不可的。考虑到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

1.普遍小幅度地提高折旧率，如在现有折旧率基础上，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作小幅度提高。由于这是小幅度的提高，而且是普遍性的提高，企业与财政部门虽然都会有些困难，但困难并不大，它们应从大局着想，尽量克服这些困难。

2.对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实行差别折旧率，即在普遍小幅度地提高折旧率的基础上，再提高一些，使之接近于10%或略高于10%。估计这些企业是有承受能力的。

3.对高技术产业，逐步推行快速折旧法，争取实现7年左右提取完毕的折旧制度。目前可以先试点，总结经验后再推广。

此外，所有的企业都应进行固定资产的清产核资和重新估值，以便与折旧制度的改革配套。

以上措施如果能认真落实，科技开发的前景肯定是令人乐观的，对于市场疲软问题的解决也肯定有积极意义。当然，市场疲软现象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加速科技开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不可能是唯一的途径。而且，就以加速科技开发这一点来说，它也不单纯是增加些财政拨款或增加些银行贷款的问题，而首先是深化经济改革的问题。只有深化经济改革，企业才有可能建立自身不断增加科技投资的机制，生产单位与科研单位共同组成的企业集团才有可能成长、壮大，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的科技开发投入才能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高技术新技术的产业才能迅速发展起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才能实现，市场疲软问题也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说，把加速科技开发与解决市场疲软问题结合起来，并非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即前面所指出的深化经济改革的问题。

二、持续的市场繁荣有赖于科技开发投资的不断增加

在讨论科技开发的意义时，虽然我们注意到科技开发在解决当前的市场疲软方面的作用，但不应当局限于当前的市场疲软，而应当着眼于长期的市场繁荣。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市场繁荣要依靠最终需求的不断增长，只要最终需求始终保持旺盛，那么市场的繁荣就是有保证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也就得以实现。

为了科技开发事业的发展，必须首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科技成果是商品，承认提供科技成果的单位是商品生产者，承认提供科技成果的单位同使用科技成果的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交易双方的关系。这对于加速经济与技术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企业的现状来看，同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主要反映于:一方面，企业仍然不是有活力的科技成果提供者，它们的科技研究，开发力量有限，它们提供不出较多的科技成果。即使它们可以提供一定的科技成果，但也不会经营，不善于推销这些成果，不善于由此取得较多的收益，从而也就难以激发不断开发新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企业仍然不是有活力的科技成果购买者，它们存在着在科技开发上依赖上级行政机构的思想，它们由于缺乏购买科技成果所必需的资金，所以没有力量购买科技成果，此外，它们对于技术市场的状况也是不熟悉的，不善于利用技术市场来实现技术进步。上述这些既不利于企业自身，也不利于技术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怎样才能改变这些状况呢?企业怎样才能成为有活力的科技成果提供者和科技成果购买者呢?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深化企业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这样，他们就会感到科技成果商品化同自身利益的紧密联系，就会关心科技成果的提供，关心对科技成果的购买和使用。

第二，完善技术市场，沟通信息，使技术市场的交易双方有较多的选择机会，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减少科技交易的风险，使科技成果的价格趋于合理。

再就我国的经济状况而言，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可以带动经济持续发展并保证长期的市场繁荣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归根到底，经济持续发展和长期市场繁荣有赖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不仅总的购买力将增大，而且家庭消费结构会变化，这必将导致市场繁荣。但是，如果产业结构不协调，供求在结构上不相称，那么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最终需求却不一定相应地增长，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市场繁荣将因产业结构的不协调和供求在结构上的不相称而受阻。可见，为了保证最终需求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并重。

除了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外，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调整产业结构，也必须发展新兴产业和对原有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这都是与增加科技开发投资并提高科技开发投资的经济效益分不开的。在这里，可以用以下三方面统计资料来说明增加科技开发投资和提高科技开发投资的经济效益的必要性。

一是企业技术开发同国外的比较。据1988年统计，我国大中型企业从事技术开发活动的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8%，而日本占6.7%;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1.56%，其中，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费用还不到技术开发费的一半，即连销售收入的0.8%都不到，而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对科技的资金投入达到销售收入的5%到10%。

二是科研与发展经费同国外的比较。据统计，在韩国，1981～1985年科研与发展经费增加了4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3%上升到1.8%。而日本和法国的科研与发展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5年分别达到2.8%和2.3%。甚至在印度，1983～1987年间科研与发展经费也增长了2.3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78%上升到1.1%。但我国的科研与发展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八十年代末仍不足1%。

三是我国的企业经济效益近年来一直是下降的。销售利税率可以作为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之一。据统计，1978年的销售利税率为26.7%，1988年降低到19.5%，而1990年上半年又下降为不足14%。

上述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在不断增加科技开发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让投入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增加科技开发投资和提高投资经济效益这两者之中，究竟哪一项更具有迫切性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笼统地回答的。不从一定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抽象地断言增加科技开发投资更重要或认为提高投资经济效益更重要，并没有意义。我们应当把考察这一问题的立足点移到现实生活中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来。这就是说，假定目前我国投入科技开发的资金已经较多，比如说，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了，那么这大体上可以同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称，于是我们可以说，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让投入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投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但是，如果我国的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至今仍不足1%，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固然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说，这在任何时期都是重要的)，然而，当前更为迫切的，则是增加科技开发投资。科技资金投入为数太少，无论怎样提高投入资金的经济效益，对全国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作用不大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技术、新设备、新原材料的采用，而这些都与增加科技开发投资有关。如果缺少购买国内外新技术、新设备、新原材料的经费，而同时又缺少研制新技术、新设备、新原材料的经费与人才，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遇到障碍。即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密切有关的工人技术培训而言，也是需要追加投资的。可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不把增加科技开发投资放在更迫切需要解决的位置上，是不符合当前我国科技开发投资数额偏低这一实际情况的。

再以调整产业结构来说，这也同样有赖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这依然是一个需要增加科技开发投资的问题。新兴产业如何才能在我国起步，成长，壮大，不外两条途径。一是国内研制，技术创新、推广;二是从国外引进，国内消化吸收、推广。无论前者或后者，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都难以奏效。假定现阶段科研与发展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偏小，缺乏通过科技开发而发展新兴产业的资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受到阻碍。这就充分说明，不仅为了解决眼前的市场疲软，而且为了保证今后持续的市场繁荣，在科技开发投资数额偏少和科研与发展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的条件下，我国都有必要不断增加科技开发投资。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摆在我国经济界和科技界面前的一个共同任务是如何加快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尽力缩短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我国的工业逐步成为质量效益型、科技进步型、资源节约型的工业，实现到本世纪末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

三、增加科技投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结构

在讨论增加科技投入和促进市场繁荣时，有必要再作进一步分析，即探讨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结构问题。

我们知道，技术结构必须适合国情，不能孤立地认为究竟哪种技术是我国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假定脱离能源结构的分析，脱离就业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的分析，而只是孤立地考察经济中某种技术是不是薄弱环节，那是得不出正确的答案的。比如说，现实经济中最先进的技术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单凭这一点，并不能判断技术结构调整中的薄弱环节是否在于最先进的技术的缺乏，也得不出是否应当把加速发展最先进技术列为技术结构调整中的当务之急。换言之，唯有同能源结构、就业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相适应的各个不同层次的技术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才能被看成是协调的技术结构的标志。然而，能源结构，就业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等等，又同整个经济结构有关。所以归根到底，技术结构协调的主要标志就是现有的技术结构是否适应于经济中主要产品的供求关系的衔接，是否适应于人力资源的供求现状与近期变动趋势。比如说，一方面，应考虑到我国就业问题的严重性、长期性，在许多企业中目前还不适宜于采用完全自动化的技术;另一方面，就业问题主要应在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靠新增加工作岗位数来解决，而不能主要依靠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甚至在劳动生产率降低条件下，在原有工作岗位基础上增加就业者的方式来解决。假定单纯为了增加就业人数而发展较落后的技术，那么这至多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并非技术发展的方向或技术结构调整的方向。

在发展技术时，要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确定一定时期内的产业结构;然后根据每一产业的特点确定不同层次的技术所占的比重，这样就能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形成一定时期内合理的技术结构。技术选择不当，必然影响生产能力的形成和扩大，不利于技术结构的调整及其合理化进程。在技术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现实的差距，还要考虑到未来的技术进步的趋势。新的技术革命对我们说来既是挑战，也是超越传统发展过程的机会。因此，在科技开发工作中，有必要把发展电子工业，增加电子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放在重要位置。用电子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是一项战略性的技术措施。如果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行业技术和电子技术的结合，那就必定会对今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从弥补差距的角度来考虑，则将欲速而不达。我们必须进行技术选择，利用机会，利用现代科技成果来改造工艺、材料、装备，提高一般技术水平，缩短在这些方面与国外的技术上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再为以后的技术创新作好准备。如果技术选择不当，那么即使少数几项先进技术上去了，也会由于整个技术基础薄弱，由于生产和市场脱节，而改变不了技术结构落后的局面。

技术结构调整的内容，无非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要素组合的有效性。如果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由于所形成的是自由价格，因此技术结构调整过程本身也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将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定在技术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不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那该怎么办?技术结构调整中的次优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出现的。次优选择的中心思想是:假定缺少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不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那就不妨退而求其次，即不去寻找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位置，而循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技术结构调整的途径，争取实现具有现实意义的生产要素的较优组合。例如，由于实际情况所限，某种原料目前不能完全按自由价格销售，而需要采取自由价格与限制性价格并存的做法，那么，如果某一个地区采取按自由价格销售的方式，而在其他地区则两种价格并存，其结果会造成全国范围内该种原料的流通状况的扭曲，对全国说来将是效率的损失。这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该种原料的市场完善化或价格的单一化也应当大体上保持同步。又如，技术分为不同层次，每一个层次的技术总是同一定的市场条件相联系的。不同水平的技术之间相互比例关系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市场环境。假定在技术结构调整过程中一定要使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技术结构达到最优，那么就必须为此排除一切限制条件。但这样一来，不仅会以牺牲其他部门、其他地区的技术结构调整作为代价，而且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许会超过勉强使某一部门、某一地区的技术结构的最优而得到的好处，所以总的说来，效率可能是净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必使每一个部门、地区的技术结构都达到最优，才有可能在技术结构调整过程中使全国的效率有较大的增加。这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次优选择。

总之，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增加科技资金投入时，把一定量科技投资用于调整技术结构，促使技术结构合理化，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结构。

【注释】

[1]参看本书第五章。